宋代僧尼隸屬機構的變遷及其意義
劉長東
[成都]宗教學研究，2002年第2期
24-32頁
【作者簡介】劉長東 1967年生，文學博士，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中文系副教授，四川大學曆史學博士後在站研究人員。
【內容提要】作爲政府對僧衆的管理製度中的一環，僧尼總是隸屬于政府的某種機構的管轄之下的，而其肅屬機構的變遷則多少會反映政府的佛教政策的變化，並會對佛教的發展産生一定的影響。關于宋代僧尼的隸屬機構問題，日本學者高雄義堅和鎌田茂雄先生曾有過研究；本文在吸收其成果的基礎上，更進而在(一)對僧尼所屬機構的判定、(二)變遷發生的具體原因、(叁)所屬機構在管轄範圍上的特點的成因、(四)變遷的意義認知等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作了新的討論。
【關 鍵 詞】宋代/佛教管理/僧尼隸屬機構
在我國古代的僧衆管理體製中，僧尼所隸屬的機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朝代之異而有所變遷的。一般說來，這種變遷多少會反映一些政府的佛教政策與施政意圖的變化。那麼，宋代僧尼所屬機構的情況又如何呢？日本學者高雄義堅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研究中，對宋代僧尼隸屬機構的變遷問題，曾作過粗略的軌迹勾勒，即認爲從宋初到神宗元豐官製改革以前，僧尼是隸屬于功德使；元豐官製施行後至北宋末期，僧尼移屬于鴻胪寺所管，但不論是在隸屬于功德使還是鴻胪寺期間，祠部都負責僧尼簿籍、度牒的保管和發放；而整個南宋則全隸于祠部管下(注：高雄義堅《宋代仏教史の研究》第二章《宋代の僧官製度》，日本京都，百華苑昭和五十年［1975年］版，第36頁、第41頁。)。鎌田茂雄先生在其新著《中國仏教史》中，亦持同樣觀點，似承高雄先生之說(第220頁至第221頁，東京：大東出版社2001年7月版)。 高雄先生的勾勒大體上是正確的，不過，在對僧尼所屬機構的判定、變遷發生的具體原因、所屬機構在管轄範圍上的特點的成因以及變遷的意義認知等問題上，我們尚有不同的看法和補充；由于它關涉到對宋代政治與佛教間的關系、宋代佛教的發展自主性等問題的深入認識，故本文擬對以上叁個問題予以辨析和補論。
一、關于僧尼所屬機構的判定
高雄義堅先生認爲，宋初的僧尼是隸屬于功德使管轄的，由于宋朝功德使的權位低下，已無能力行使其職權，到真宗時期，功德使製已因有名無實的空文化而被廢止了，另由開封府在代行其職權；真宗至神宗元豐改製期間，僧尼實質上是隸屬于開封府而非功德使；元豐改製時，僧尼是由開封府移隸于鴻胪寺管下的(注：《宋代仏教史の研究》第36-39頁。)。
那麼，宋初的功德使是否真的權位低下，功德使製在真宗至元豐改製之前是否確已空文化而廢止了呢？
高雄先生據以判斷宋代功德使權位低下和被廢止的論據和邏輯主要是：一、據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叁記載，功德使製度創始于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年)，但在正史及其它文獻中，均不見有一人被任命爲功德使；二、自真宗至元豐改製之前，管轄教門事務的，在《宋會要輯稿》和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四條材料中，只見有開封府而未見有功德使的記載；叁、連文獻記載者都不屬于書任功德使者的姓名，可知宋代功德使的權位，遠比由握有兵權的宦官充任的唐代功德使低下，而權位的低下會造成行政的無能，這自然也就招致了其被廢止的結局(注：《宋代仏教史の研究》第36-40頁。按，《佛祖統紀》卷四叁僅言開寶五年“敕僧道並隸功德使”(《大正藏》第49冊第396頁中)，並無功德使製度創始于開寶五年之意；高雄先生恐有誤讀。)。
首先，我們來看文獻中是否無宋初任功德使者的姓名；若有，其權位又是否低下。《佛祖統紀》卷四叁記載，開寶五年(972年)太祖曾“敕僧道並隸功德使”(注：《大正藏》第49冊第396頁中。)，那麼，管理僧道的功德使一般由什麼人來擔任呢？南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叁八《尹、少尹》雲：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叁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尹，國朝以親王爲之，仍兼功德使。(注：《職官分紀》卷叁八，葉十八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會要輯稿•職官》叁七之四亦雲：
開封府尹、牧，牧不置，……尹以親王爲之，仍兼功德使(注：《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4冊第3136頁下。)。
可見宋初的功德使是由開封府尹兼任的，而宋初的開封府尹又以親王爲之，則功德使的權位也就不可謂之低下了。高雄先生說在正史及其它文獻中，均不見有一人被任命爲功德使。果真是文獻沒有記載，還是記載了而高雄先生未見呢？在宋初，宋太宗于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秦王廷美于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年)、陳王元僖于太宗雍熙叁年(986年)、真宗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皆曾任開封府尹，雖然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等文獻中都只有他們任開封府尹而無其兼任功德使的記載(注：宋李焘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浙江書局本，第1冊第19頁下、第146頁上、第306頁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第1冊第9頁、第95頁，第25冊第8666頁、第8697頁。)，但是在《宋會要輯稿•職官》叁七之四卻明確記載有太宗兼功德使之事：
大祖建隆二年七月，以皇弟泰甯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光義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府尹兼功德使(注：《宋會要輯稿》第4冊第3136頁下。參中村元等著《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93年版，上冊第413頁。)。
盡管我們也只見得這一條明確記有功德使姓名的材料，但就這一條材料也足見宋初確有人被任命爲功德使，且其權位並不低下。至于何以文獻中多未記載這些親王兼任功德使，大概是因爲開封府尹之兼任功德使，本爲前代的成例(見下文)，而功德使又遠不如他們同時所兼的侍中、中書令等官職重要，所以在文獻記載中就被有意或無意地省略了。
其實，在高雄先生的著作中，其所引用的一條材料，即《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八“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十一月戊戌”條“開封府尹舊領功德使，而左右街有僧錄司”(注：《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第2125頁下。)雲雲，本來已可阻止高雄先生得出功德使權位低下的結論，但可惜高雄先生誤讀其文意爲“舊製中的功德使，在開封府尹的領導之下去監督僧錄司”(注：《宋代仏教史の研究》第37頁，原文爲“舊製の功德使は開封府尹の支配下にめつて、僧錄司を監督すゐ”。)，忽略了“領”字自漢代以後，在官製術語中有以高官兼攝低職務之義，如明陸深《玉堂漫筆》雲：“漢製……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注：《叢書集成初編》第2905冊據《寶顔堂秘籍》排印本第3頁。)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七《官職類》“領行兼假之分”條雲：“漢官以上兼下曰領。”(注：《隨園隨筆》卷七，葉一右，清同治五年叁讓睦記刊《隨園叁十種》本。)又，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吐突承璀任功德使一事，《資治通鑒》卷二叁七記載爲“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注：《宋司馬光等編纂《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6冊第7661頁。)，其用例與“開封府尹舊領功德使”相同，也可證“領”字不可如高雄先生那樣去理解，而應是以高官兼任之意。
其次，我們再來看真宗至元豐改製之前，功德使製是否真的被廢止而由開封府在代行其職事。據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六叁《職官考》十七記載，由于“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故“宋朝牧尹不常置”，而僅置“權知府一人，以待製以上充”；至徽宗崇甯叁年(1104年)，又因“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萬有文庫《十通》本，第1冊第567頁中。)。既然在真宗至徽宗祟甯叁年期間，開封府尹已不置而置權知開封府事，那麼開封府尹原所兼領的功德使又是否被廢止了呢？《職官分紀》卷叁八《權知府事》雲：
國朝尹阙，則置權知開封府事一人，……兼功德事及畿內勸農使(注：《職官分紀》卷叁八，葉十八右。)。
《宋會要輯稿•職官》叁七之四言“本朝故事”亦雲：
尹阙，則置權知府事，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內勸農使(注：《宋會要輯稿》第4冊第3136頁下。)。
則見真宗即位後，開封府尹雖不再置，但其原所兼領的功德使之職事並未廢止，而由替代之的權知開封府事在兼領。這從真宗對僧官行業的一次親自閱試中也可得到證明，《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一一載：
景德二年(1005年)，禦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帝親閱試焉(注：《宋會要輯稿》第8冊第7874頁上。)。
“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句，說明真宗時期，原開封府尹所兼之功德使並未廢止，其兼領者顯然就是權知開封府事。至于高雄先生所舉的《宋會要輯稿》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四條材料，在記載真宗至元豐改製期間的教門事務時，何以只記開封府而未記功德使之名；我們認爲這只是因爲功德使本由權知開封府事在兼領，故以“開封府”這一官署之名，代替了“權知開封府事”的官名及其所兼“功德使”的使名；這一類情況在史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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