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銘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傾向

　　周玫

　　[南京]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106-109頁

　　【作者簡介】周玫(1965年2月生)，女，上海人，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員。(江蘇南京　210016)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宋代瓷器銘文中有關佛教內容的分析，結合佛教在中國流傳的曆史過程，闡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傾向。盡管目前所知的與佛教有關的宋代瓷器銘文資料十分有限，難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問題，但銘文中的內容卻無可非議地昭示著佛教進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後，那種大衆化、實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關 鍵 詞】宋代|佛教|瓷器銘文|世俗化

　　 世界叁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創始人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兒子喬答摩•悉達多(公元前565～前487年)。他成佛後被尊稱爲釋迦牟尼。漢武帝時期開通的“絲綢之路”，開啓了進行大規模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序幕，佛教也正是從兩漢之際正式傳入中國的。漢代，黃老道家思想、追求長生不死的神仙方術以及谶緯迷信和對天帝、鬼神、祖先崇拜及祭祀等巫占之風盛行，佛教傳入中土後，也不可避免地被視爲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依附于中國的原始道教，緩慢地向前發展。叁國兩晉時期，社會政治形勢動蕩不安，叁國鼎立、司馬氏篡權、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晉室東渡……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軍事沖突，沖破了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局面，爲逃避殘酷的現實，人們需要在精神領域找到新的寄托，從此，佛教奇迹般地生根于中華大地而迅猛地發展起來。印度和西域諸國的得道高僧，不遠千裏來到中國弘揚佛法，翻譯了許許多多的佛教經典，並結合社會實際，闡述能在社會的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的佛學新觀點，玄、道、佛、儒思想，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融會貫通，外來的佛教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帝王的直接支持，被確立爲製度，擁有了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寺院經濟和僧尼信徒基礎，在中國繁盛起來。隋唐時期，佛教進入創宗立派的新階段，天臺宗、叁論宗、法相宗、華嚴宗、禅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林立、學說紛纭。爲吸引更多的信徒，各大宗派盡量簡化修行的方法，開辟信奉佛教的新途徑，教徒的身份、地位也隨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禅宗和淨土宗，吸納了許多識字不多的普通平民。佛教文化被深深地融入傳統的民俗文化之中，表現在神聖的寺廟向民衆開放、組織社邑和廟會、民間的傳教活動——俗講與變文的普及等，佛教形態被中華文明接受，並轉化成一種民族文化的載體之後而被廣泛地傳播，並使佛教能從以宗教爲幌子的文化實質上去陶冶中華民族的心性與撫慰他們的人生。五代的50余年中，南北分裂，北方戰亂不斷，寺院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同時，割據政權爲了與寺院爭奪人力、財物，也對佛教采取壓製政策，毀像鑄錢的事件時有發生；然而，由于南方政權相對穩定，尤其是南唐對佛教的提倡有增無減，因而以南方爲根據地的禅宗和淨土宗均獲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尊崇佛教，曾采取放寬度僧名額、允許寺院從事商業活動等措施，支持寺院經濟的發展，同時，還派沙門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北宋徽宗時期，由于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佛教的發展又一次受挫，只有到了宋、金時期，南北方的佛教才有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但此時的佛教，雖然在宗教哲學思想方面的發展已成了強弩之末、難以有新的建樹，但卻在廣大的民衆百姓隊伍中，掀起了世俗化的波瀾。佛教文化通過評話小說、唱詞講本等俗文藝的形式，出現在勾欄瓦肆間和市井鄉村。佛教無限度的大衆化、通俗化，喪失了佛教文化的本源價值品格，與古代漢民族傳統的民俗信仰、民間崇拜合爲一體，與迷信、巫術等同。

　　 瓷器銘文是指運用刻劃、模印、釉下書寫等工藝手段在器物上題寫文字或者文字性質的符號。書體以篆、楷、行、草均現，是中國古代文字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古代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文、簡文、陶文、漆器文字一樣，是對中國古代文字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補充。受同時期的文學、藝術、宗教、喪葬禮俗諸方面對製瓷業的巨大影響，中國古代瓷器銘文具有較強的時代特色和資料性，其內容直接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爲規範、風俗習慣以及審美趨向結合，與器物的功用相聯系，表達某些美好願望。瓷器銘文揉合了製作者的藝術構思和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深刻記錄了人類走過的曆史腳步，爲我們探究中國古代輝煌的文明留下了言之鑿鑿的線索。瓷器的銘文內容繁雜多樣，可細分爲姓名款、吉祥款、紀年款、地名款、用途款、職官款、窯名款、容量款，又有記事、題詩、書詞、風俗款等等。其中，有關佛教內容的瓷器銘文，目前所知的最早出現在宋代，越窯、磁州窯、蕭窯、潮州窯、景德鎮窯均有燒製。這一現象，不能不說是一個巧合，它是唐代以降，佛教從神聖的殿堂走近民間，從煩瑣的佛經章句解釋、學究式的鑽研中解脫出來，從地位身份顯赫的佛教徒向普通民衆不斷沿伸的結果。宋代佛教世俗化、大衆化的傾向，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古代製瓷業鼎盛的宋代，這種影響必然無疑地會波及到瓷器的造型和裝飾領域。宋代瓷器的主要生産者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手工業工匠，他們所掌握的文化知識是非常有限的，這可以從瓷器銘文中出現的較多錯別字得到論證。他們對佛教的理解，也決不會是基于理論上的，而是樸實的、實用的、切合生活的，從而在産品上打上了佛教世俗化的烙印。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宋代瓷器銘文內容分析，少見佛經，最多的是題刻供養人舍瓷入寺、祈福降災的內容。

　　 1964年5月，浙江省溫州市西郊大橋大石橋東側第一號橋墩右柱底下出土了一件刻劃佛經銘文的瓷碑(注：溫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溫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質碑銘》，《考古》1965年第3期。)，殘長15、殘寬14、厚1.1厘米，釉色淡青，正面刻：“開寶叁年太歲庚午……口僧道徒……”，背面刻“南無……蘇噜跋羅……盧遮那心乳海真言……那谟叁曼哆……穢迹金剛說神通大滿……水得清淨唵咈咶……微吉微麼那棲嗚……”，從瓷碑正面所刻的殘存銘文內容分析，敘述的是某位佛教僧人爲立此碑所做的准備工作，所刻的確切時間是北宋開寶叁年(970年)，“開寶”即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年號；瓷碑背面所刻的銘文，殘存字數較多，內容較爲連貫，“南無……”是佛教淨土宗經義中常見的句首用語。淨土信仰可以上溯到北魏時期的昙鸾(477～543年)，在他所撰寫的《往生論注》等著作中，宣揚要依靠佛的力量來解脫困難，只有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臨終時才能往生西方淨土；唐代的道綽(562～645年)及其弟子善導(613～681年)，發揚了昙鸾的淨土觀念，創立了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淨土宗，從此念佛之聲不絕于耳；“盧遮那”是佛教中的報身佛，即以法身爲因，經過修持而獲得佛果之身，意思是光明普照、行爲功德圓滿，便能顯現出智慧的佛身；“真言”是佛的說法；“金剛”是侍衛佛、守護佛法的夜叉神，神通廣大，力大無窮，他手持的金剛杵，是古印度最堅固的兵器；“水得清淨”是一個現實的目的。碑文中出現“南無”、“盧遮那”、“真言”、“金剛”、“神通大”、“水得清靜”等文字，使人聯想到碑文要表述的內容，很可能是依據某一部佛經中盧遮那佛的教誨，借助大力金剛的神勇，去完成讓河堤、橋梁堅固，讓河水幹淨、暢通無阻的使命。佛經是佛的宏論或行爲的記錄，佛教徒把在自己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佛經銘刻于瓷碑，置于橋基，說明佛經已逐漸喪失神聖和莊嚴，被剝去隱秘的面紗，成爲佛徒的功利之物。佛教的民俗化、世俗化傾向暴露無遺。從它深埋橋柱底座這一現象不難看出，此碑在當時是作爲確保石橋永固、辟邪驅惡的鎮懾物，其迷信色彩不言而喻，實際上，真正對鬼神有威懾作用的並非碑體，卻是碑文，雖然已不甚連費，但刻劃的是佛經內容不容置疑。

　　 宋代淨土宗信仰盛行。淨土宗由唐代善導創立，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法門而得名，也稱蓮宗，其教義以修行者的念佛行業爲內因，以彌陀的願力爲外緣，內外呼應，往生極樂淨土。彌陀的願力，指阿彌陀佛成佛以前曾經發下的48個大誓願，其中之一是，如果有人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待他臨終之時，阿彌陀佛必將迎接他往生于西方極樂世界。據淨土宗佛典描述，西方極樂世界：黃金爲地，雕欄樹木，有用金銀瑪瑙等七種寶物砌成的水池，金沙鋪底，池水澄潔、甘美、清涼，……國內衆生，壽命無量無邊。念佛的方法有四種：持名念佛(專念佛的名號)、觀像念佛(觀佛的塑像及畫像)、觀想念佛(觀想佛的妙相)和實相念佛(觀佛的法身)，其中以持名念佛最爲流行。由于淨土宗的修行方法簡便，不必了解深奧繁瑣的經籍典章，只需口誦“阿彌陀佛”，人人都能做到，唐、宋以降，很快遍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時人撰寫的拂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聲洋洋乎盈耳”、“念佛之聲盈滿道路”的記載，所謂“家家彌陀佛”之說絕非誇張之辭。宋代磁州窯白釉罐(注：古文化研究社編：《中國曆代陶瓷款識彙集》，香港博藝社1995年。)，腹部墨書“阿彌陀佛天禧二年叁月李吉泰叩敬造”銘文便是一個明證。淨土宗的教義，改變了佛教體系中深奧的宗教哲學理論，以極其粗俗的形式向人們宣傳宗教的存在，並指導他們如何請求佛、菩薩幫助擺脫現實中的苦難，從而達到往生極樂世界的目的。自宋代以後，淨土宗與禅宗結合而成爲中國古代佛教發展的主流。

　　 宋代瓷器銘文中關于佛教內容數量最多的是供養款，即延請製瓷工匠把某種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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