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诏许释德煇编《敕修百丈清规》，其卷五“游方参请”条也有“五山大方”(注：《大正藏》第48册第1140页中。)的记载。以上四条材料说明宋末元初确有所谓“五山十刹”，可见明清文献的记载中有其可信的成分。另外，据说日僧彻通在理宗开庆元年(1259)入宋巡礼诸山后，绘有《五山十刹图》，果如是，则也可证宋末确有五山十刹。(注：《五山十刹图》是否果为彻通所绘，尚待确证，参伊东忠太《五山十刹图に就て》，《佛教史学》第1编第4号第1-16页，1911年；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一)》，《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3号第116页，1982年；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第9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其次，我们来看禅院的这十五所寺院中，在宋元文献里是否有其被列为五山十刹的记载。明清文献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时，是以余杭径山寺为禅院五山之首的；此于宋代文献可得参证，宋楼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显仁皇后在慈宁宫，高宗皇帝在德寿宫时，皆尝游幸，就书龙游阁扁榜；孝宗皇帝书兴圣万寿禅寺，又赐以《圆觉经解》。天下丛林，拱称第一。”(注：《攻媿集》卷57，第531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宋杨汝明《双溪化城接待寺记》：“径山天下第一禅刹，……佛日禅师宣公获知今承(丞)相鲁国公，居是山七年矣。……嘉定丙子……杨汝明记并书。”(注：《径山集》卷上，第36-38页。)楼钥在嘉定中曾任宰辅，嘉定六年(1213)卒(注：《宋史》卷395，第34册第120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杨汝明为径山寺的下院撰记于嘉定九年(1216)。作为嘉定中人，楼、杨专为径山撰寺记，循理应藉其尊列禅院五山首位之荣，以特笔彰显之；但其实际却否。其原因盖如《西湖游览志》卷三载净慈寺“嘉定十三年复建，……时宰臣建议，……尊表五山，……而净慈与焉”(注：《西湖游览志》第30-31页。)所示，五山十刹殆奏立于嘉定十三年，而楼钥之死和杨汝明之撰记皆在其前，故其寺记中未有五山之说。但据寺记中有“天下丛林，拱称第一”和“径山天下第一禅刹”之语，亦可见在嘉定中径山已有天下“第一”禅刹之号；而到咸淳三年(1267)，林希逸说“钱塘上天竺，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犹五山之双径焉”(注：《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21《前天竺住持同庵法师塔铭》，第21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称禅院径山寺为“五山之双径”，则宋度宗时径山之居禅院五山“冠冕”显然已为人所悉知矣。而此适与明清文献所言嘉定中列径山为五山十刹第一山，是相吻合的。而在元代，虞集(1272-1348)言“宋在东南，……尊表五山，……而净慈在其中”(注：《净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第13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按，虞集此文未见于其《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其说也与明清记载相合。又，黄溍(1277-1357)说平江能仁寺“雄踞乎万井中而隐然为一大丛林，五山十刹殆无以尚也”(注：《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2《平江承天能仁寺记》，第121页，《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既言苏州能仁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则其心中自明五山十刹之数。而在此十五所寺院中，他曾言及两所寺院，如其《虎丘云岩寺兴造记》云：“东南大丛林号称五山十刹者，虎丘实居其一。”(注：《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3，第224页。)其《请如公住宝林疏》复云：“乃眷双林之胜境，犹存十刹之旧名。”(注：《禅林象器笺》卷1“五山”条，第7页。)虞集和黄溍生于宋亡前七年与两年，其言净慈、虎丘和双林(或曰宝林，参前文)皆在禅院十刹之列，应有所本；而这与田汝成等的记载正相合，是则田汝成等谓此三寺之入禅院十刹，的非臆说。
复次，我们来看明清人关于禅院五山十刹奏立之说的信实性。日僧虎关师鍊(1278-1346)说“唐土五山起于大慧已后，当时灵隐寺兄弟……议定五山，非朝廷之制矣”(注：《净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第133页。)，以为此寺制与朝廷无关；而明清人却记载五山十刹是宋宁宗嘉定中奏立的。二说之是非，可据宋元文献来裁断。虞集言“宋在东南，时宰定其京辅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为诸刹之纲领”(注：《大川普济禅师语录》附，《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2册第173页左，上海：涵芬楼1923年。)，其说与明清人的记载有某些相通之处。而据物初大观(1201-1268)《灵隐大川禅师行状》载，普济在嘉定十年后曾住持妙胜、净慈、灵隐等八所寺院，其“迁净慈，则京尹赵大资敷奏，……而迁灵隐，则序迁也”(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四附物初大观撰《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39页右左。)又，当淳祐四年(1244)因住持石田法薰的退隐，而致灵隐寺住持虚席时(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四附物初大观撰《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39页右左。)，据物初大观《北涧禅师行状》载，居简时任净慈寺住持，“京尹赵节斋，欲以例奏师补处”(注：参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6号第66页，1985年。)；对普济与居简由净慈迁灵隐，物初大观用“序迁”和“以例”奏补的措辞，说明灵隐的寺格比净慈高，且其间的住持迁转顺序已制度化(注：参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6号第44、71页。)。这与宋濂所说五山十刹住持实行“拾级而升”制度，是相一致的。而这显然是需经奏立才会有的制度，可见虎关师鍊之说不足依凭。
最后，我们来看奏立人的问题。明清人记载五山十刹的奏立者为史弥远，目前虽还未见可证此事的宋代文献，但从史弥远与佛教的关系来看，此说亦或可成立。弥远家世奉佛，其父史浩在绍兴十八年尝往补陀洛迦山宝陀寺顶礼观音大士，并得睹大士“金色照耀”等瑞相(注：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7，《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0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补陀洛迦山中“又传史卫王弥远见茶树上示一目，盖二十年相业之谶”，故嘉定三年“丞相史弥远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庾备具，香灯供养”(注：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大正藏》第51册第1137页上、第1138页上。)。而据《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和卷八二载，弥远还曾拨“户绝之田七百亩有奇”给临安灵芝崇福寺，舍私田三百亩给临安南禅资福院(注：《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73页、第4116页。)。弥远也参与寺院住持的任命，如杨汝明言径山寺住持“宣公获知今承(丞)相鲁国公”而居是山(注：《径山集》卷上《双溪化城接待寺记》，第36页。)；道粲《径山无准禅师行状》言绍定五年“嵩少林散席径山，朝命以师补处。抵京师，见丞相史卫王，卫王曰：“径山住持他日皆老宿，无力茸理，众屋弊甚。今挽吾师，不独主法，更张盖第一义也””，(注：《无准师范禅师语录》附，《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484页左。)师范住持径山也应与弥远有关；《咸淳临安志》卷七九言灵芝崇福寺住持久公“为今太傅枢使大丞相鲁公所知，来董法席”，弥远也因其崇佛而被久公叹美：“吾有化菩萨，为天帝释辅，方出现世间，能续佛慧命(注：《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4073页。)。”由于弥远对佛教甚为信奉和外护有加，故明代有关他以时相身份奏立五山十刹的记载，或有所本而可成立。
另外，在禅院五山十刹的奏立问题上，石井修道先生认为，史弥远奏立者并非五山十刹，而只是五山制，因为十刹的位次在宋宁宗时尚未确立下来。其所据有二：一是宋洪咨夔《佛心禅师塔铭》对如琰在宁宗时任径山寺住持的记载：“历越之能仁、明之光孝、建康之蒋山，皆迫而后应；最后天童与是山，宸命也。”二是林希逸《径山偃溪佛智禅师塔铭》对广闻在理宗淳祐五年任雪窦寺住持的记载：“乙巳，雪窦虚席，制阃颜公以师闻，如奏敕下。此山给敕，自师始。”此二材料表明禅院十刹中的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时并未敕差住持，而五山十刹制是以敕差住持为前提的，故石井先生以为十刹制在宁宗时并未确立，而是以后才增列的(注：《平斋文集》卷31、《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21，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三)、(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5号第72、74、97、101页，第16号第80页。)。石井先生的持论恐未谛，因为雪窦和蒋山寺其实在宁宗之前已曾敕差住持，如宝印在孝宗时尝“奉诏住雪窦，淳熙七年秋，召师问道”(注：《明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925页上。)，克勤在“政和中，诏住［建］康蒋山(注：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42《圆悟禅师传》，第20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怀深于“靖康改元，……寻迁灵岩，久之，敕补蒋山”(注：《嘉泰普灯录》卷9《东京慧林慈受怀深禅师》，《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0套第1册第73页左。)，物初大观为法薰撰《行状》云“钟山虚席，庙堂精选择，乃以师补处。宝庆元［年］有旨迁南山净慈”(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4附《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1册第39页右。)，更说明在宁宗时法薰之住蒋山(即钟山)也是由庙堂即朝廷敕差的；其实…
《宋代五山十刹寺制考论(刘长东)》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