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石井先生所录《径山痴绝禅师行状》言道冲“嘉定己卯由径山第一座应嘉禾光孝请，……道闻于朝，忠献史卫王以堂帖除蒋山”(注：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三)，《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5号第88页，1984年。)，也已表明蒋山寺在嘉定、宝庆之际是有敕差住持的，惜为石井先生所忽略。总之，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之前就已敕差住持，且蒋山寺住持在宁宗时也仍有敕差的。那么为何如琰之住蒋山和广闻之住雪窦，又未敕差呢？这应与宋代敕差住持制的特点有关。宋代的敕差住持寺并非其每一任住持皆出敕差。如金山龙游寺，在嘉祐五年有怀贤，建炎初有克勤被旨而来住持(注：参宋秦观《淮海集》卷36《圆通禅师行状》，《淮海集笺注》第1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鸿庆居士集》卷42《圆悟禅师传》，第20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6，《大正藏》第47册第738页下。)，但洪迈为金山撰寺记云：“淳熙四年枢密沈公复出治，慨然叹曰：“吾行四方多矣，未有如此刹者。住山非本色人，其可哉！”乃备礼撰币，延金华蕴衷师于焦山，俾主张是。”(注：《至顺镇江志》卷9，《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741页上。)可见金山寺既有敕差住持，也有非出敕差而由地方长官“疏请”住持的情况，这说明此寺虽为敕差住持寺，但其住持又非俱出敕差。蒋山和雪窦寺的情况也应与之类似。因此，若忽视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朝以前已曾敕差住持，尤其忽视蒋山在宁宗朝仍有敕差住持之事，仅以此二寺住持在宁宗朝偶未敕差，而否定其敕差住持之寺格，并进而推论十刹制在宁宗朝并未确立，这在理据上是不充分的。不过，从蒋山和雪窦寺有时未敕差住持，也可看出五山十刹制在具体的实施上，并不像明人描述得那样严格；又，石井先生曾录十数种曾任五山十刹住持者的塔铭，从其住持迁转情况看，最多也只是与明人说的顺序接近，尚未见一例严格循序迁转的；而此实际迁转情况与记载间的差距，也不足为异，这如同官僚的晋升并非总循官制之序。
总之，以宋元的文献去参证，明清人较详记载的禅院五山十刹制，在宋末是实际存在的，只是其具体实施情况不如后世所言者严格而已。
二、对教院五山十刹奏立说信实性的质疑
对教院五山十刹，《禅林象器笺》未言及，而前引田汝成书一系却俱指实其寺名。但后者的记载，是否如其所载禅院五山十刹，也得史事之实呢？倘细作考察，其信实性实大为可疑。所谓教院，在宋代指禅、律、密以外的天台、慈恩、华严等宗寺院，其中天台宗在宋代尤盛，故有时独谓天台宗寺院。关于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时间，据田汝成说，是在“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时，与禅院五山十刹同时奏立的；明释广宾所言“史弥远……当国日奏列五山十刹，……当时列上竺为教院五山第一山”(注：《上天竺山志》卷12，第383页。)，也同于田汝成说。但明人的此类说法，却有以下四点可疑之处。
第一，由奏立时间言之，田汝成与广宾说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是在嘉定间，但此十五所寺院中却有创置于嘉定之后者。如其中的钱塘普福寺，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就载有其创置时间：“普福讲寺，宋咸淳间天台僧朋砺募贵戚鲍氏建，凡八年始成。”(注：《西湖游览志》第123页。)明吴之鲸《武林梵志》也有载，但文字有小异(注：武林梵志》卷5“普福讲寺”条，第1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二人皆未说普福寺具体在咸淳何年始成，但据咸淳四年所纂《咸淳临安志》记载的783处寺塔中无此寺，可知普福寺之始成应在咸淳四年后。咸淳(1265-1274)上距嘉定(1208-1224)约有半个世纪，若嘉定间果有品第教院之事，则普福寺是不可能预先半个世纪被列入的，故明人的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时间之说，令人不免生疑。
第二，就寺院的所在地言之，教院十刹在文献中多有见载(注：除苏州大善寺外，临安集庆、演福，宁波宝陀，可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316页及注[83]至[85]，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钱塘普福本文已论，松江延庆下文将论及。建康瓦棺见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5《崇胜戒坛记》，第28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苏州北寺即报恩寺，有《苏州府报恩寺志》。湖州慈感见万历《湖州府志》卷四《陵庙》，页35左，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绍兴湖心见《宋高僧传•幽玄传》，第683页，中华书局1987年。)，唯田汝成所说教院十刹中的苏州大善寺，我们留意有年，遍查各类文献，皆未有得。如以方志而言，在已查者中，同治《苏州府志》以卷帙颇巨、时代较后、收罗甚丰而很有价值，在寺观方面，此志记载了见在者及古籍中有载而当时已废的所有寺观，但其中并无大善寺或其曾用名、别名为“大善”之寺；而在《嘉泰会稽志》卷七、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八，却见浙江绍兴有大善寺(注：《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825页；乾隆《绍兴府志》卷38，第6页右至第8页右，绍兴：1792年。)。古代名僧中也唯见有居绍兴大善，而无居所谓苏州大善寺者，如《宋高僧传》说后唐虚受在广明中“抵越大善寺”，元表在广明中亦“居越州大善寺”(注：《宋高僧传》卷7《虚受传》、卷16《慧则传》，第146页、第3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言“遇臻禅师，越州人也”，“幼岁依本州大善寺出家”，“至道中卒于大善寺”(注：《大正藏》第51册第426页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三《育王裕禅师》载“端裕，会稽人”，“年十四驱乌于境之大善寺”(注：《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0套第4册第327页左。)；《佛祖统纪》卷二十八云“越大善寺童行，常随师善辉念佛礼拜”(注：《大正藏》第49册第282页中。)。绍兴大善寺曾在“唐开元二十六年，改名开元”(注：《嘉泰会稽志》卷7“大善寺”条，《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6825页。)，故所谓居绍兴开元寺者也即是居绍兴大善寺，如《宋高僧传》言允文“开成元年”，“止息越之嘉祥寺”，“大中伊始……乃隶名开元寺三十人数”，“于嘉祥、静林、今大善三寺，讲相疏二十七座”；又言唐越州开元寺昙休“后终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蓝是也”(注：见《宋高僧传》卷16《允文传》、卷27《昙休传》，第396-397页、第687页。)。可见田汝成一系对大善寺所在地的记载确有淆乱。又，田汝成一系的记载说教院十刹中有松江延庆寺，这与嘉庆《松江府志》所载延庆讲寺“乾道六年请额，……位居台宗十刹之上，与五山争雄”(注：嘉庆《松江府志》卷75《名迹志•寺观•娄县》“延庆讲寺”条，第38页左，松江府学明伦堂1818年刻。)，是大体相合的；但在清代又有延庆寺在宁波之说，如雍正《浙江通志》说宁波延庆讲寺在“宋至道中僧知礼讲天台教，行学闻于朝，真宗累遣使加礼之，是为法智大师。……寺为天下讲宗五山之第二山”(注：《浙江通志》卷230《寺观五•宁波府》“延庆讲寺”条，第2页左至第3页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说之是非，虽因无其他参证文献而难遽断，但延庆寺所在地之存歧说，也令人颇疑田汝成一系记载的可靠性。
第三，就寺院住持承替制言之，据前引宋濂所言，五山十刹既然“如世之所谓官署”，其住持须“拾级而升”；则此类寺必非甲乙徒弟，而应是十方住持中的敕差住持寺；唯其如此，方能实现其住持的“拾级而升”。明释智 言禅院五山十刹中江心寺的住持，其“继席者必奉朝命以来，非道德昭备之士，不与焉”(注：《江心志》卷9《历朝纪事碑铭》，第464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即是其例。所谓十方住持寺，无著道忠谓“请诸方名宿住持，不拘甲乙，故为十方刹也”，而所谓甲乙徒弟寺，“盖对十方刹为言，则己所度之弟子令住持之，甲乙而传者”(注：《禅林象器笺》卷1“十方刹”条和“度弟院”条，第14-15页。)。至于敕差住持寺，则如宋岳珂所言，其寺“皆降敕劄差主首”，或“用黄牒选补”(注：《愧郯录》卷10“寺观敕差住持”条，《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第382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然而在田汝成等所言的教院五山十刹中，有的寺院却未实行十方住持中的敕差制。如建康瓦棺寺，韩元吉言福涛和初政复兴此寺后，二人“相与庐其侧，……施者渐集而涛遽化，政主之，……凡殿宇像设，……无不备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传之”(注：《南涧甲乙稿》卷15《崇胜戒坛记》，第289-290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建康瓦棺寺连十方住持制尚且未实行，更不必说敕差住持。而以其所实行的甲乙徒弟制，又如何能使其住持“拾级而升”耶！韩元吉之文撰于淳熙五年，下距明人所说品第江南教院的时间有三四十年，而宋代甲乙寺有改转为十方寺者，故或可据以推测该寺在此数十年中已改转住持制；但目前尚未见其的据，再结合上述诸种记载失实处，则韩元吉之文仍具证伪的效力。
第四，从文献参证情况来看，如前屡引者所示，禅院五山十刹在宋元文献中记载相对较多，可相互参证。而教院五山十刹，唯明清文献可与田汝成一系的记载相参证，如田汝成一系中位居教院五山之首者为上天竺寺，明夏时正说此寺“宋乃标为讲教五山第一”，明商辂言其“南渡以来，……列为五山之首，禅教宗之”，明赵宽说“上天竺实惟五山之首”等(注：《上天竺…
《宋代五山十刹寺制考论(刘长东)》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