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石井先生所錄《徑山癡絕禅師行狀》言道沖“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除蔣山”(注：石井修道《中國の五山十刹製度の基礎的研究》(叁)，《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15號第88頁，1984年。)，也已表明蔣山寺在嘉定、寶慶之際是有敕差住持的，惜爲石井先生所忽略。總之，蔣山和雪窦寺在甯宗之前就已敕差住持，且蔣山寺住持在甯宗時也仍有敕差的。那麼爲何如琰之住蔣山和廣聞之住雪窦，又未敕差呢？這應與宋代敕差住持製的特點有關。宋代的敕差住持寺並非其每一任住持皆出敕差。如金山龍遊寺，在嘉祐五年有懷賢，建炎初有克勤被旨而來住持(注：參宋秦觀《淮海集》卷36《圓通禅師行狀》，《淮海集箋注》第11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鴻慶居士集》卷42《圓悟禅師傳》，第20頁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圓悟佛果禅師語錄》卷6，《大正藏》第47冊第738頁下。)，但洪邁爲金山撰寺記雲：“淳熙四年樞密沈公複出治，慨然歎曰：“吾行四方多矣，未有如此刹者。住山非本色人，其可哉！”乃備禮撰幣，延金華蘊衷師于焦山，俾主張是。”(注：《至順鎮江志》卷9，《宋元方志叢刊》第3冊第2741頁上。)可見金山寺既有敕差住持，也有非出敕差而由地方長官“疏請”住持的情況，這說明此寺雖爲敕差住持寺，但其住持又非俱出敕差。蔣山和雪窦寺的情況也應與之類似。因此，若忽視蔣山和雪窦寺在甯宗朝以前已曾敕差住持，尤其忽視蔣山在甯宗朝仍有敕差住持之事，僅以此二寺住持在甯宗朝偶未敕差，而否定其敕差住持之寺格，並進而推論十刹製在甯宗朝並未確立，這在理據上是不充分的。不過，從蔣山和雪窦寺有時未敕差住持，也可看出五山十刹製在具體的實施上，並不像明人描述得那樣嚴格；又，石井先生曾錄十數種曾任五山十刹住持者的塔銘，從其住持遷轉情況看，最多也只是與明人說的順序接近，尚未見一例嚴格循序遷轉的；而此實際遷轉情況與記載間的差距，也不足爲異，這如同官僚的晉升並非總循官製之序。
總之，以宋元的文獻去參證，明清人較詳記載的禅院五山十刹製，在宋末是實際存在的，只是其具體實施情況不如後世所言者嚴格而已。
二、對教院五山十刹奏立說信實性的質疑
對教院五山十刹，《禅林象器箋》未言及，而前引田汝成書一系卻俱指實其寺名。但後者的記載，是否如其所載禅院五山十刹，也得史事之實呢？倘細作考察，其信實性實大爲可疑。所謂教院，在宋代指禅、律、密以外的天臺、慈恩、華嚴等宗寺院，其中天臺宗在宋代尤盛，故有時獨謂天臺宗寺院。關于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時間，據田汝成說，是在“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時，與禅院五山十刹同時奏立的；明釋廣賓所言“史彌遠……當國日奏列五山十刹，……當時列上竺爲教院五山第一山”(注：《上天竺山志》卷12，第383頁。)，也同于田汝成說。但明人的此類說法，卻有以下四點可疑之處。
第一，由奏立時間言之，田汝成與廣賓說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是在嘉定間，但此十五所寺院中卻有創置于嘉定之後者。如其中的錢塘普福寺，在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就載有其創置時間：“普福講寺，宋鹹淳間天臺僧朋砺募貴戚鮑氏建，凡八年始成。”(注：《西湖遊覽志》第123頁。)明吳之鯨《武林梵志》也有載，但文字有小異(注：武林梵志》卷5“普福講寺”條，第10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二人皆未說普福寺具體在鹹淳何年始成，但據鹹淳四年所纂《鹹淳臨安志》記載的783處寺塔中無此寺，可知普福寺之始成應在鹹淳四年後。鹹淳(1265-1274)上距嘉定(1208-1224)約有半個世紀，若嘉定間果有品第教院之事，則普福寺是不可能預先半個世紀被列入的，故明人的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時間之說，令人不免生疑。
第二，就寺院的所在地言之，教院十刹在文獻中多有見載(注：除蘇州大善寺外，臨安集慶、演福，甯波寶陀，可參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第316頁及注[83]至[85]，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錢塘普福本文已論，松江延慶下文將論及。建康瓦棺見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15《崇勝戒壇記》，第289頁，《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蘇州北寺即報恩寺，有《蘇州府報恩寺志》。湖州慈感見萬曆《湖州府志》卷四《陵廟》，頁35左，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紹興湖心見《宋高僧傳•幽玄傳》，第683頁，中華書局1987年。)，唯田汝成所說教院十刹中的蘇州大善寺，我們留意有年，遍查各類文獻，皆未有得。如以方志而言，在已查者中，同治《蘇州府志》以卷帙頗巨、時代較後、收羅甚豐而很有價值，在寺觀方面，此志記載了見在者及古籍中有載而當時已廢的所有寺觀，但其中並無大善寺或其曾用名、別名爲“大善”之寺；而在《嘉泰會稽志》卷七、乾隆《紹興府志》卷叁八，卻見浙江紹興有大善寺(注：《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第6825頁；乾隆《紹興府志》卷38，第6頁右至第8頁右，紹興：1792年。)。古代名僧中也唯見有居紹興大善，而無居所謂蘇州大善寺者，如《宋高僧傳》說後唐虛受在廣明中“抵越大善寺”，元表在廣明中亦“居越州大善寺”(注：《宋高僧傳》卷7《虛受傳》、卷16《慧則傳》，第146頁、第3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言“遇臻禅師，越州人也”，“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至道中卒于大善寺”(注：《大正藏》第51冊第426頁上。)；《南宋元明禅林僧寶傳》卷叁《育王裕禅師》載“端裕，會稽人”，“年十四驅烏于境之大善寺”(注：《續藏經》第1輯第2編乙第10套第4冊第327頁左。)；《佛祖統紀》卷二十八雲“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注：《大正藏》第49冊第282頁中。)。紹興大善寺曾在“唐開元二十六年，改名開元”(注：《嘉泰會稽志》卷7“大善寺”條，《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6825頁。)，故所謂居紹興開元寺者也即是居紹興大善寺，如《宋高僧傳》言允文“開成元年”，“止息越之嘉祥寺”，“大中伊始……乃隸名開元寺叁十人數”，“于嘉祥、靜林、今大善叁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又言唐越州開元寺昙休“後終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藍是也”(注：見《宋高僧傳》卷16《允文傳》、卷27《昙休傳》，第396-397頁、第687頁。)。可見田汝成一系對大善寺所在地的記載確有淆亂。又，田汝成一系的記載說教院十刹中有松江延慶寺，這與嘉慶《松江府志》所載延慶講寺“乾道六年請額，……位居臺宗十刹之上，與五山爭雄”(注：嘉慶《松江府志》卷75《名迹志•寺觀•婁縣》“延慶講寺”條，第38頁左，松江府學明倫堂1818年刻。)，是大體相合的；但在清代又有延慶寺在甯波之說，如雍正《浙江通志》說甯波延慶講寺在“宋至道中僧知禮講天臺教，行學聞于朝，真宗累遣使加禮之，是爲法智大師。……寺爲天下講宗五山之第二山”(注：《浙江通志》卷230《寺觀五•甯波府》“延慶講寺”條，第2頁左至第3頁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說之是非，雖因無其他參證文獻而難遽斷，但延慶寺所在地之存歧說，也令人頗疑田汝成一系記載的可靠性。
第叁，就寺院住持承替製言之，據前引宋濂所言，五山十刹既然“如世之所謂官署”，其住持須“拾級而升”；則此類寺必非甲乙徒弟，而應是十方住持中的敕差住持寺；唯其如此，方能實現其住持的“拾級而升”。明釋智 言禅院五山十刹中江心寺的住持，其“繼席者必奉朝命以來，非道德昭備之士，不與焉”(注：《江心志》卷9《曆朝紀事碑銘》，第464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即是其例。所謂十方住持寺，無著道忠謂“請諸方名宿住持，不拘甲乙，故爲十方刹也”，而所謂甲乙徒弟寺，“蓋對十方刹爲言，則己所度之弟子令住持之，甲乙而傳者”(注：《禅林象器箋》卷1“十方刹”條和“度弟院”條，第14-15頁。)。至于敕差住持寺，則如宋嶽珂所言，其寺“皆降敕劄差主首”，或“用黃牒選補”(注：《愧郯錄》卷10“寺觀敕差住持”條，《筆記小說大觀》第八冊第382頁，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然而在田汝成等所言的教院五山十刹中，有的寺院卻未實行十方住持中的敕差製。如建康瓦棺寺，韓元吉言福濤和初政複興此寺後，二人“相與廬其側，……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凡殿宇像設，……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注：《南澗甲乙稿》卷15《崇勝戒壇記》，第289-290頁，《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建康瓦棺寺連十方住持製尚且未實行，更不必說敕差住持。而以其所實行的甲乙徒弟製，又如何能使其住持“拾級而升”耶！韓元吉之文撰于淳熙五年，下距明人所說品第江南教院的時間有叁四十年，而宋代甲乙寺有改轉爲十方寺者，故或可據以推測該寺在此數十年中已改轉住持製；但目前尚未見其的據，再結合上述諸種記載失實處，則韓元吉之文仍具證僞的效力。
第四，從文獻參證情況來看，如前屢引者所示，禅院五山十刹在宋元文獻中記載相對較多，可相互參證。而教院五山十刹，唯明清文獻可與田汝成一系的記載相參證，如田汝成一系中位居教院五山之首者爲上天竺寺，明夏時正說此寺“宋乃標爲講教五山第一”，明商辂言其“南渡以來，……列爲五山之首，禅教宗之”，明趙寬說“上天竺實惟五山之首”等(注：《上天竺…
《宋代五山十刹寺製考論(劉長東)》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