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如太虛大師所指出：“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學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趨愈遠，愈說愈枝，愈走愈歧，愈鑽愈晦。”
問題是，學者的研究是不是需要有“修”的體驗，有沒有“客觀公正”？佛教雖然是宗教，但是沒有信仰的人來研究它並不是不可以，因爲學者是將它作爲一門學問來看待的，他們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用曆史來說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來說明曆史。佛教是人類文化與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曆史發展道路，是人類曆史上的重要一步，此已成爲大家的共識。既然佛教在人類曆史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對它的研究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必要的，更是全面的。所謂的“客觀公正”，是要以一定的曆史事實來說話，這些曆史事實，有的是依靠經典文字的材料，有的是依靠考古發現，有的是靠田野調查而獲得的，並且在這些豐富的材料基礎上，最後才能得出一個比較合理的結論來。例如，過去很多人都認爲，中國唐代密宗的曆史很快就衰落了，但是由于法門寺的文物發現，這一種觀點也許會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證。又如，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沒有發現之前，關于禅宗的曆史研究主要依據的是幾部燈錄和一些碑文，之後，由于藏經洞的大量資料發現，禅宗的研究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僅一部《壇經》，就已經引起了許多看法，這些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史料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教界人士也會有多少認同，而且這一部分研究成果，並不需要有修的人才能完成的，它只是在已有的材料基礎上，通過科學地分析和歸納後，作出綜合判斷，不能說它沒有客觀公正性。
世界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和趨勢是，學科分得越來越細，方法越來越多，交叉研究的情況明顯增多，佛教的研究也無不體現了這種特點與趨勢。研究佛教“有文獻學方法、考據學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學方法等，以文獻學與哲學兩大方法最爲重要，堪稱佛學研究的雙軌。此外，還有新近輸入的宗教學方法、社會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等。”最近在學術界又湧現出諸如佛教文學、佛教教育學、佛教倫理學、佛教經濟學、佛教藝術學、佛教美學、佛教寺院、佛教民俗、佛教史學、佛教宗派學等等分支學科，極大地豐富了佛教研究的內容。佛教之所以能成爲當代中國社會科學事業中的一個亮點，就是在于它的長期曆史文明和它的博大精深的體系，以及無所不包的豐富內容，由此才得到了學者的重視與看好，這是佛教的驕傲，是曆代佛教徒對人類社會文明與文化作出的偉大貢獻。也是我們今天學者應該重視與弘揚的一部分寶貴的精神文化與人類文明的遺産！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運行法則，佛教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點。按照現在的學術研究的特點，學術研究要有一定的學術標准，要有一定通行的研究方法作基礎，要有一定的判別標准，這些都是學術規範，是沒法改變的。研究佛教的目的，不僅在于揭示它的有效性和有用性，關鍵是對它進行一個全面的曆史梳理，找出它的貢獻與得失，其結果是既總結了古代的優秀文化遺産，又爲今天和未來的佛教發展提供了曆史的借鑒，以史爲鏡，照鑒未來，這才是佛教研究的根本任務！舉例來說，梳理佛教思想的發展曆史，用哲學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佛教教義思想，將佛教的理論進行歸納分類，用哲學的分析來看佛教認識世界的模式，用倫理分析方法來看佛教的道德觀，用曆史的方法來看佛教在不同曆史階段的特點，等等。特別是從佛教思想的層面來分析，看看佛教裏面有哪些是合理的部分，並且仍然適用于今天的社會，哪些是所失的部分，不予再用，找出對治今天人們普遍出現的信仰迷失，人心浮燥的通病，這是曆史賦予學者研究佛教的使命。當然也是直探佛陀心源的一種方式。不過對這一點，當今學者做得還很不夠，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與深入。
佛教界裏對學者的研究也不是全部持否定的態度，有人就認爲，“盡管學術界研究佛學的目的不究竟或不徹底，然而也有其自身的特長，有值得教內學者借鑒之處。”“這些學術規範都有助于我們更有效地理解佛法。更重要的是學術界通過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參照新出土的資料，揭示了長期以來對佛法理解的偏失與錯訛，對我們理性地理解佛法要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學界與教界在學與修的方面的分歧，正如有人所說：“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強調修行的人士一般認爲“學佛”與“佛學”有本質的區別。學佛是效佛所行、修佛所證的行爲。他們多討厭知解，輕視學術研究，視之爲形式化，把學術研究貶低爲做文字遊戲，認爲只是在佛教的名相上繞來繞去。”這裏指出了學者與教徒之間的一個重大的區別。學者也許理性認識帶的多一些，與教徒的感性悟解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前面已經談到，學與修是一體的，兩者不能夠截然分開，有學必有修，學與修是辯證的關系，不能說非要去打坐持戒就是修，這種看法實際上與佛的教說相違，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要人在學與修上采取方便示法，看經書，讀資料是“學”，再將所見到的材料進行整理，是一個“學”的過程。寫文章，作結論，就其所得到的結果，是“修”，兩者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其實用事實來說話，也就隱含了“修”的成分，因爲它是受到事實檢驗的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修”是目的與結果，“學”是方法和手段，如果說，僅僅把學與修定位在知解與修持兩個方面，這種定位未免有些過窄，有違了佛的初衷，也沒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門的觀照方法。所以，對學者的學與修的關系，我們不能僅僅使用悟解的標准，應該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來理解與看待。
在學者中確有一部分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這不能用來作爲評判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標准。20世紀裏許多有名的佛教學者，並不一定全部都是標准的佛教徒，但是他們的成果受到了曆史的檢驗，得到了教內外人士的認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後學。例如湯用彤、陳垣等人的研究即是如此。佛教是一個大海，許多研究佛教的學者在佛教大海裏翺遊之後，對佛教的看法都有不同程度改變。“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學者在深研藏經時，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受到了佛法的薰聞，自覺對佛教抱有同情的態度，湯用彤先生在研究了佛教以後，就認爲對佛教應持“同情之理解”與“心性之體會”的態度，這就是通過“學”而得到的悟解，所以學即修，修即學，兩者是不二法門。
總之，我們對學與修的關系，應該給予一個既全面又准確和事實求是的客觀理解，盡量避免那種將學與修對立起來的看法。
《當代中國佛教教育叁題(黃夏年)》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