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中國佛教的現代發展

　　李書有

　　[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

　　32-40頁

　　【作者簡介】李書有，1937年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系統地考察了太虛大師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主張，創立以人生佛教爲核心的現代佛教理論，並以此理論爲指導，發動中國佛教改進運動，進而將中國佛教推向世界，以求中國佛教的振興，重新恢複中國佛教的世界地位。盡管太虛大師生前所發動的佛教改進運動多次遭受挫折，但他所創立的人生佛教理論和啓導佛教改進運動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是不朽的，因而成爲舉世公認的中國現代佛教的奠基者而載入史冊。

　　 太虛大師(1889-1947)是我國現代著名高僧，他適應中國佛教由古代向現代轉變的時代需要，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創立以人生佛教爲核心的現代佛教理論，發動佛教改進運動，推動中國佛教的現代發展，並將中國現代佛教理論推向世界。當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國內提倡的人間佛教，皆與太虛大師的現代佛教理論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佛教“叁種革命”主張的提出

　　 太虛大師，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虛，浙江省崇德縣(今並入桐鄉縣)人，幼年父母相繼病故，五歲起依外婆寄居于修道的庵堂裏，十六歲出家于蘇州木渎小九華寺，士達監院爲其剃度，“從臨濟派下，取名唯心”。(《太虛自傳》)後依師祖奘老于鎮海玉皇殿，爲立表字太虛。同年受戒于甯波天童寺寄禅法師。

　　 太虛大師自幼聰慧過人，有“神童”之譽，出家後寄禅法師以唐玄奘的資質贊許，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對佛教理論打下了良好基礎。後又受開僧界新學風先導者溫州僧人華山的影響，接受近代新的學術思想。後又與革命僧人棲雲相識，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動。他又與棲雲隨寄禅師到南京參加江蘇僧教育會成立大會，與已在楊仁山居士所辦“祗洹精舍”肆業的詩友惠敏、開悟相見，“彌增愛好新學的熱烈感情”。遂于次年入“祗洹精舍”學習半年。太虛大師歸于楊仁老門下，對他日後的現代佛教思想以積極影響。1910年太虛大師應棲雲的邀請，南下革命策源地廣州。在廣州他與革命黨人接觸，深受影響。1911年3月29日廣州起義失敗，革命黨人殉難于黃花崗。他作《吊黃花崗》七古以悼念，因此涉革命嫌疑，遭官兵的緝捕而離開廣州。

　　 辛亥革命勝利後，太虛大師于1912年初抵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推行佛教革命。在南京得以晉谒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協進會得到贊可，遂應仁山之邀，在鎮江金山寺召開佛教協進會成立大會。因佛教界守舊勢力的反對，而宣告失敗。但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名聲，從此被傳開”。(《自傳》)1913年1月3日，寄禅師在北京法源寺圓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靜安寺舉行追悼會，太虛大師在追悼會上發表了佛教“叁種革命”主張。他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中，對“叁種革命”作了說明，他說：“有一次演說，曾對佛教提出了叁種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製革命；叁、教産革命。第一、關于教理的革命，我認爲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應階段思潮底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醫變症。第二，是關于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製應須改善。第叁，是關于佛教的寺院財産，要使成爲十方僧衆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産的私有私傳惡習。以爲供養有德長老，培養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他把“叁種革命”的提出作爲他的佛教改進運動史的第一期(1908-1914)的標志。也是他一生爲之奮鬥的目標。

　　 太虛大師的佛教叁種革命主張，開始是以組織革命推行的，但由于當時，袁世凱陰謀複辟帝製，革命勢力受到打擊，組織革命難以推行，感到首先應從學理革命入手。(後來的論著如《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都把“學理”改爲教理，放在叁種革命的首位)。他在《告徒衆書》中說：“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至民國叁年，受康之《大同書》、譚之《仁學》、孫之《叁民主義》、嚴之《天演論》、章之《五無論》、及《民報》、《新民叢報》等之影響：本其得于禅與般若及天臺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浪漫之佛教革命行動。已而鑒于政潮之逆流。且自審于佛陀之法化，未完成其體系，乃習禅普陀者叁載。”

　　 　　二、以人生佛教爲核心的現代佛教理論的創立

　　 太虛大師于1914年10月到普陀山錫麟禅院閉關，深研佛理。在閉關的叁年中，他對律藏和小乘的經論，大乘文殊、龍樹一系的經論，彌勒、世親一系的經論，以及臺、賢、淨、密、禅、諸部，都一一作了系統研究。過去他僅對禅宗、般若及天臺教觀有較深的領悟，對賢首、慈恩稍有涉獵。這時他對唯識、叁論進行了精判研究，對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較和綜合，撰寫了《佛教導論》等佛學著作。對大小乘教義作了判定，指出小乘是“了生死爲因，離貪愛爲根本，滅盡爲究竟。”大乘是“普提心爲因，大慈悲爲根本，方便爲究竟。”他把中國原有的十叁宗中的小乘成實和俱舍歸附大乘論和唯識，涅槃並入法華，攝論並入唯識，地論並入華嚴，而爲大乘八宗。認爲八宗各有殊勝，究竟平等。爲了根據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革命的理論，他還著了《整理僧伽製度論》的綱要。指出僧伽製度應該適時而改變。“我國古來的佛教製度，全以出家爲代表，在家佛徒沒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便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老年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衆沒有離開出家衆的製度。”他認爲這是錯誤的，因而提出“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製度。”《僧伽製度論》“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爲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他主張住持佛教僧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法爲修學實習的中心；旁及近代的思想學說，准備作宏揚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他認爲“住持僧的數量不必多，但求質量的提高。”他計劃是“要全國的僧衆，每個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資格。”另外又作《人乘正法論》，提出以“正信會”組織在家的信徒。他說：“正信會以攝化在家信衆爲目的，重在將佛法普遍深入民間，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變爲佛陀的信徒。”他對在家信徒的要求是：“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學理，行爲則以社會道德爲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最易于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這種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製度：“一方面想對在家佛徒作個極普泛的大聯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的地位。”這是他爲當時的佛教改進運動所建立的理論。

　　 經過叁年閉關，太虛大師的佛教理論體系建立起來。1917年2月4日出關時不僅“理論之風格一變”，而且“老成穩健，非複昔年疏放情態”。

　　 出關後，10月，代圓英法到臺灣講演佛法，順便取道日本，考察了神戶、大阪、京都等地的日本佛教。感到日本佛教很多方面與他的《僧伽製度論》相吻合，但不及他計劃的佛法僧團組織的嚴密。

　　 1918年，太虛大師到上海，聯合王一亭、章太炎等人，創辦“覺社”，出版佛學專著，發行《覺社季刊》，進行文字宣傳，又隨時開會、演講佛學。他的佛教改進運動，“也就從此複活了”(《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覺社”成立影響全國，“這樣以佛法作口頭和文字的宣傳後，各地設會講經或講學的，盛極一時。”“在這種風氣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講學會和講經會的設立，而許多佛教團體的組織，如上海的佛教居士林系，亦乘時出現。”

　　 太虛大師提倡這種講學之風，以推動他的正信佛教以實行“人乘正法”，同時他還致力于僧寺改革。1921年，他接管杭州一個有名古刹淨慈寺，想以此作爲他著手改革僧製的根據地。淨慈寺原爲永明禅師的道場。他把禅堂改爲禅淨雙修的角虎堂，並籌設永明精舍，作爲研究佛學，培養弘法人才的地方。他在淨慈寺的改革，引起了僧伽內部腐敗勢力和守舊派的反對，他們內外勾結，排擠大師讓出淨慈寺，實際改革僧寺受阻。

　　 1920年1月10日，大師作《太虛宣言》，闡述他整理僧製之志願。2月創辦《海潮音》月刊，發表《海潮音月刊出現世間宣言》，指出《海潮音》的宗旨是：“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後在《海潮音》上發表《人工與佛學之新生化》，認爲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下，僧衆可以從事資生事業。他引百丈禅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作精神，說明要以自己的勞動取得工資，而用業余時間來研究實行高深的佛學。由于他的提倡，因而有所謂“農禅”、“工禅”語的流行。他還發表了《職業與志業》，要佛教徒一方面勤于職業，一方面研究佛法。這篇文章當時發生了很大作用，“當時一班職業青年組織了佛教利濟會，曾作過熱烈的運動。”他還提倡“僧自治會”，主張“僧衆應該獨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坤的壓迫。”1924年作《志行自述》，把他的志行概括爲“志在整興僧(住持會)會(正信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1927年大革命高潮來臨，又作《僧伽新論》。指出當今形勢，“佛化重心漸移信衆，而時代趨勢，又側重生計，僧衆亦不能不爲生利分子以謀自立于社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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