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國，精于數學，能測大樹高度之數量與寬廣之體積，然因當時無人學習，故不傳。但無論如何，可以斷定印度之數學，實駕于我國之上也。

　　五、佛教對于中國習俗風尚之影響　　前章已說過，佛教並未參預政治，只是居于旁觀之地位，對于社會只是移風易俗而已。今依其最顯著者分述于下：一、信叁世：我國在先皆以人死如燈滅，孔子亦雲：“未知生，焉知死”。對于死後之如何，皆不得而知。至佛教入中國後，始信有叁世，知生有所從來，死有所往，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二、信六道：我人每見有作惡之人，雖能得福得壽，其業果不報之現世，知彼未來必墮惡道，此因知有佛教六道輪轉說故也。叁、信善惡報：因信叁世六道，故信作善作惡，定有果報，或報之自身，或報之子孫，或報之來世。孔子雖謂：“作善之家必有余慶，作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現在人往往以作惡而得福，作善而反得禍，非難因果，即無以通，讀佛經，乃知果報非唯是報之即身，實通于叁世，乃可確信也。四、信神通力：中國古代雖信離人世外有超人格之鬼神，有其神秘之神力在冥冥之中，可以使人得禍得福，然佛教至中國後，方證明實有六種神通力。但是佛教之神通力，自有其非凡之深意在，故不唯愚夫愚婦信之，即有智者無不以爲是實有也。五、悔罪植福：因知叁世善惡果報，故注重悔惡除罪，修德祈福。六、延壽薦亡：由知我人生由所來，死有所往，故對于亡者追薦超度以濟其靈性。複次、又因知福可以植，所以對于生者祈福修德，以保安康。七、修德禳災：不唯常人如此，即我國之帝王，每因國家不幸，多責自無德，引爲自咎，反躬修德，以禳災疫，此可以視佛教印入人心之深也。八、設供祈願：平常祭祀祖先與神道等，或祈家庭平安，或求身體康健，大概皆是受佛教密宗之影響也。

　　六、佛教對于中國哲學思想之影響　　一、漢、晉、南北、隋、唐“有、空、玄門”之思想：中國哲學之思想，在周朝已頗發達，至戰國諸子齊鳴，各倡其說，誠是我國學術史光榮之一頁。然漢後則唯有孔、老二家；武帝時則斥百家定儒爲一尊；至魏、晉、六朝而道家複興，盛倡其玄學，而佛教亦于斯時輸入。因二者均帶有宗教之色彩，且皆在社會中活動，故佛教初入中國時，二者即發生沖突，由沖突而排斥，由排斥而接近，到魏、晉時講佛學者多取義于老、莊，而講老、莊者亦多取義于佛經，二家遂生密切之關系。初儒家本是操政治、教育之事業，與佛教不生關系，但到後來，學佛之份子若梁武帝等，亦上了政治舞臺，與儒家亦發生沖突，二家亦由相攻擊而達于諒解。所以唐時明通博達之士，皆知儒家爲有門，所以提倡倫理，握政權，主教育：佛家爲空門，所以使人止惡向善，淨意修德，以輔于治安；又以道德經中之“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與“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之義，而定道家爲玄門。以爲儒家雖是有爲而作，但不得離佛教之空性；此蓋以佛家之有、空、非空非有，而成此叁家調和思想之根據也。二、宋、元、明、清“治世心身”之思想：前者之思想，即是宋、明以後叁教調和思想之根據；宋明以後之學者，皆以儒教爲治世之學，佛教爲治心之學，道教爲治身之學，以定叁教相安之分位。叁、禅宗與宋、明、儒學及仙道：佛教由隋、唐之隆盛，至唐末而入宋初，則諸宗一落千丈，當時唯有禅宗作佛教之代表，其他各派雖存若亡。禅宗不唯獨稱霸于佛教，且能操縱當時之思想界。

　　禅宗乃是重在參究人生根本之原理，使人自己研究，于此求得發明後，方可論學；不但否認古書，且不信古人。故當時中國之學術大受其影響，如周、張、程、朱皆用過佛教禅宗之方法。如二程往禮周濂溪，周即命參“孔子顔回所樂爲何事”。又如程子受學，半日讀經，半日靜坐，且常使門人觀察“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此與佛教禅宗之觀“生從何來死往何處”何異？至于陸象山等，則更進之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朝之王陽明，亦是襲取禅宗之方法，其以“致良知”爲根本之提倡，亦與宗門先明了立足點後，再研究學問之用意相同。至于所謂與仙道之影響，亦很值得注意。宋前之道家，不過是采藥、練氣而已。至宋朝之後，亦大變其方針，皆言性命雙修，而以先靜坐修性，滅除妄想，而至寂靜爲入手；而後用其煉精化氣爲神之命功。其修性亦襲禅宗而貌似也。四、佛學與近今之新思想：至于我國近叁四十年思想界之重要份子，如康有爲、譚嗣同、章炳麟、嚴複、梁啓超諸人，皆受佛教極大之影響。康氏本精于孔學，然能放開孔子門戶，蓋有取佛之華嚴經。曾謂“自大之能遍全宇宙，小之能入于微塵”，即是賢首宗大小無礙之義也；閱其大同書可以知之矣。譚氏曾從楊仁山居士研究內典，所著之“仁學”，尤多佛學之理想。章氏不但精于小學，且能明通于諸子，其作述如原名、明見、齊物論釋等篇，國內學者皆認爲空前之著作。其所以能如此對于諸子學整出其條理，蓋因爲他精于佛學之因明、唯識，用佛家之因明、唯識，作爲研究諸子之方法，始能融會貫通故也。至于嚴氏所譯之天演論與穆勒名學等，多是采用佛學之名詞，且多附論佛學之思想，所以能執我國譯界之牛耳。梁氏所講之中國文化各種史稿，皆有涉及佛教，尤注意于阿含經、五蘊論、大毗婆沙，諸君若看其近著之中卷，即可以看見其與佛教之關系也。又如最近之學者胡適之、粱漱溟等，亦都對于佛法深有研究；胡適雖醉心歐化，因爲他欲全成中國哲學史大綱，而中古之哲學又與佛教有關，故他現在正在專心于佛學。不過、因爲他是提倡語體文之人，所以他以爲語錄易讀，唯從禅宗研究而已；觀其對于清華大學學生所開之國學目錄，叁分之一皆屬佛教之經典，亦可見他對于佛學之注重矣。梁漱溟近來之思想，雖欲從陸、王之理學而溝通于西洋文化，然考其思想之出發處，仍然是由于佛學。其現在對于救國，雖主張用儒教，然其內心之信仰與其生命之歸宿，似乎尚在于佛教也。

　　以上之敘述，不過就其大概言之。(化城記)(見海刊十叁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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