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太虛
──二十六年作──
一
距今叁十年──光緒叁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得錫蘭摩诃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來書，約共同複興印度之佛教，以爲傳布佛教于全球之基本。楊居士因就刻經處設立祗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余人，研究佛學及漢文，兼習英文以爲進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據。後雖以經費支绌，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诃菩提會則仍繼續進行，近年已有釋迦牟尼佛初轉*輪之鹿野苑設立國際佛教大學，並設分會于哥侖布、加爾各答、倫敦、紐約諸地，由法理性海氏繼達磨波羅後，迄今擴充未已。且參預祗洹精舍諸缁素，若歐陽漸、梅光羲、釋仁山、智光等，多爲現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筆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楊居士曾隨使節出赴英、日廣交各國佛學人士，與曾譯漢文大藏經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條文雄，交尤莫逆。後居金陵，專事刻印流通佛經，乃從日本搜回我隋、唐古德多數遺著弘布之，故爲當時國內外佛學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嘗就居土以大乘起信論譯英。稍後，上海哈同夫人以烏目山僧宗仰之引導，就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排印發行。至民十二，商務印書館有日本所編續藏之影印。民二十，朱慶瀾、葉恭綽、釋範成等又影印碛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揚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經處所刻木板經典既漸臻完備，新式之佛學書局亦分設于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湯住心等；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此爲叁十年來中國佛教文獻翻譯傳播于國內外之概況。
二
中國在叁十年前，因感外侮有變政興學之舉，所辦新學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撥取寺産，激起僧衆反抗，由聯日僧以保護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動興學，自護寺産，另立僧教育會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風、華山，江蘇之月霞，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爲當時組設僧教育會而辦學堂之僧領袖。筆者亦適于距今叁十年之秋，隨寄禅長老參預甯波及江蘇各僧教育會之成立。時所辦學堂，大抵爲國民小學一所及僧徒小學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會在定海縣治立國民小學曰慈雲，今猶續辦，並于普陀立僧小學曰化雨，初由華山及筆者相繼主持，延續至民二十，改爲普陀佛學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蘇僧教育會獨在南京開辦一所僧師範學校，月霞、谛閑等相續主持，約經二年，至辛亥革命軍達到南京而停辦。此于後來所辦之僧教育，亦稍有關系。入民國後，由寄禅長老領導全國僧教育改組成中華佛教總會于上海。寄老雖因護教于民元示寂北京，而此會則民二已于各省縣設支分會叁四百起，實爲中國佛教團體有全國系統組織之始。在南京臨時政府初成立，筆者與釋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鎮江，有佛教協進會之設，以教理、僧製、寺産叁種革命爲號召，曾引起極強烈之保守與改進的鬥爭，後因寄老及亞髡之調解，協進會自動解散，共同加入于中華佛教總會，由筆者任佛教月報編輯，從此中國佛教會乃並含一種改革僧寺製度之因素。蓋自僧教育會演變之佛教會，初不過爲護持寺産而已。逮民四、中華佛教總會爲袁政府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所取銷，北京覺先等雖斷斷續續先後反對，至民九、曾將條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筆者且曾發起中國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散漫未著效力；故此十余年間，遂又爲全國僧寺無有系統組織之時代。
民十五、六間，社會起大變動，河南省等有毀滅僧寺之案，全國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廟産興學呼聲下，有內政部新訂管理寺廟條例公布，頗能激起全國寺僧保護寺産之熱情。時筆者在南京籌設中國佛學會，開辦僧衆訓練班，並定次年召開全國佛教徒會議。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聯合會之設，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爲筆者民初首先啓發之運動，民四著整理僧伽製度論，曾訂詳細之辦法，後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屢有關于改善僧製、寺製之論述。至民十七、八間，遂頗有成熟之勢。故民十八組中國佛教會及分設各省縣佛教會，以成全國系統之組織，筆者于其時一二年間實主持之。迨管理寺廟條例改成監督寺廟條例後，寺産漸有保障，而佛教會又爲保守分子占優勢，雖于逐漸改進之辦法亦難施行，筆者因于民二十後不再參加中國佛教會。但民十六後，于海潮音、佛教評論、現代僧伽、現代佛教各刊物上，時有新興作者著論攻擊保守而鼓吹改進，漸能影響一部分黨政當局。且因中國佛教會辦理不當，爲各省會控告反對，乃于民二十五由中央民衆訓練部，忽有對于僧寺積極組織及整理之“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提出，主張改進者贊成鼓吹或討論研究，極形熱烈；而保守之中國佛教會主持者，則大起恐慌，極力阻止破壞，一時形成極尖銳之對立鬥爭，卒致修正草案流産，迄今仍陷于不生不死情狀。要之、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爲代表佛教之主體，若不能適合此時此地之社會需要以發揚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義！于此如不謀改善，必歸淘汰，而現今中國之寺製僧製，必待整理，乃堪表揚佛教，否則、 反爲使人誤解佛教之魔障， 殆已爲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識人士所公認。而代表佛教之僧寺， 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 則僧徒頑固者實莫辭其咎！
叁
祗洹精舍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爲多，故爲高等僧教育之嚆矢。與之相先後者，則有依日人水野梅曉在長沙所設之僧師範學堂，亞髡在揚州天甯寺所設之普通僧學堂，及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所設之僧師範學堂，然皆不久停辦。民叁、有月霞法師依上海哈同花園所設之華嚴大學，轉輾遷移杭州海潮、常熟興福，得持松等繼承，複有了塵、慈舟等分枝武漢，在僧中頗形成爲一學派。稍遲、有谛閑法師在甯波所設之觀宗學舍，今演變爲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爲高郵之天臺宗學院，及天臺之國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爲一學派。
至民十一、筆者在武昌以李開侁等之援助，設立佛學院，遂于僧教育開一新局面。不惟影響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迄今演續爲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則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屬分設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漢藏教理院。其仿設者，若常惺于廈門之閩南佛學院，民十六後、曾由筆者與芝峰、會覺、大醒、寄塵等持續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學院，大醒、寄塵于潮州之嶺東佛學院，寄塵、容虛于九華山之江南佛學院，慈航于安慶之迎江佛學院，常惺、臺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學院，慕西、淨嚴之河南佛學苑，寬融之普陀佛學苑，妙闊在陝西之慈恩學院，昌圓、廣文之四川佛學院，永昌之貴州佛學院，靜嚴之焦山佛學院，大醒在江北之覺津學院，談玄在奉化之雪窦學寺，芝峰、亦幻在甯波之白湖講舍等；或昙花一現，或獨在持續，皆出于佛學院直接間接之關系。其他若竹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法界學院、光孝學院、棲霞學院，北平之弘慈學院，湖南之祝聖學院各僧教育機關，均有以上各學院之學僧參預施教，然各學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統之學製，而世界佛學苑亦尚無使佛學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遺憾！
關于女衆教育，則有武昌之佛學女衆院，及尼恒寶主辦之菩提精舍，漢口尼德融主辦之八敬學院；而女居士尤以創立香港東蓮覺苑之張蓮覺，主辦奉化法昌學院之張聖慧，主持無錫佛學會過聖嚴爲傑出。
四
在昔雖亦有在寺院宣講經論之法師，而聽衆限于僧徒或少數善信男女，鮮能影響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者。迨楊仁山居士在金陵設佛學研究會，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師赴日本爲留學生講經，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階法師講研佛學，實開學界、政界之學佛風氣。入民初、李證剛等七人籌設佛教會，發布文告，欲一舉而滅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對而自停止。時有狄楚卿等在滬出佛學叢報，範古農等亦于杭嘉設會研究佛學。至民國四年，因日本要求來中國傳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發起請谛閑、月霞二法師，開講經會，影響漸廣。民七、筆者與蔣作賓、陳元白、章太炎、張季直等在滬設覺社，公開演講佛學，並出覺社季刊──後改爲海潮音月刊──；自是漢口、北京、杭州、武昌、廣州各地，時有公開之講經法會；由各界學佛居士爲主體所組成之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等團體漸多。若靳雲鵬領導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領導華北居士林，皆負時望；而以謝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國佛學會，爲有全國性質之組織。
在家學佛團體之有特殊性質者，一、爲南京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之支那內學院，雖亦有學僧出入其中，然于僧教育無何影響，而學界頗有由之研究唯識，講佛學于各大學者。二、爲北平韓德清、徐森玉等之叁時學會，專講奘、基學並設辦醫院等。叁、爲上海段芝泉、湯住心等之菩提學會，則以西藏佛教爲中心，從事翻譯，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專修密宗各團體、專修淨土各團體等，不遑枚舉。
各居士團體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舉辦諸事業，則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辦佛學書局及佛教公墓，香港東蓮覺苑亦辦佛教公墓，上海淨業社葉恭綽居士等辦法寶圖書館，武漢正信會李子寬、鍾益亭居士等資助男女佛學苑及廣施醫藥，而正信會之周刊，佛學書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燈，天津解行佛學社之佛教月報，星洲轉道學院之佛教與佛學，廈門市佛學會之人間覺半月刊，香港東蓮覺苑佛學會曾辦人海燈、香海月刊，菩提學會接辦微妙聲月刊；而上海之佛教日報，雖由佛教各方面缁素同人共所維持，然繼續至今，實以張靜江、朱子橋、鄧慧載、胡厚甫、範古農各居士之力爲較多。
各大學于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應始于北京大學之張克誠、鄧伯誠、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講授；他若筆者及唐大圓、張化聲、陳維東等，曾講于中華大學；李證綱、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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