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後的1925年元月,“武院”院董會開會,推孫文樓居士爲代表,專程赴甯波,懇請大師回武昌,繼續主持佛學院。大師于元月25日(乙醜年春節)抵漢口,回武院繼續主持院務。
五
太虛大師二度回到武昌佛學院,對院務逐漸加以整理,爲學生講《二十唯識論》。後來因各地弘法事忙,席不暇暖,在院的時間就較少了。1925年春,他前往北京講經,到山西遊訪晉祠。夏天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講,到廬山開暑期講演會。10月,抵南京訪歐陽竟無居士于金陵刻經處。參觀支那內學院,繼之擔任中華佛教代表團團長,到日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1926年,除在各地演講外,春天在上海與熊希齡、章太炎、王一亭等人發起組織“全亞佛化教育社”(後改名爲中華佛化教育社),推動佛化運動。
是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在武昌圍城期間,佛學院第二屆學員約30人,先後離院避難,教職員亦星散。革命軍人入城,佛學院大部分院舍爲軍方征用,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軍醫處進駐佛學院。這時代理院務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個俗名唐畏叁,後來依大師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圖書和法物。
1927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學院。法舫是院中第一屆畢業生,在研究部期間,聞大勇在北京辦藏文學院,他隨著同學們到北京去學藏文。1925年秋,大勇率學法團一行20余人,由北京經四川入西康,准備到西藏學法,法舫也是團員之一。行至西康甘孜,爲守軍所阻,不能前進,學法團留在當地,依大格潔西尊者學藏文經典,法舫以入藏機緣未熟,所以回到武昌,在佛學院中陪著大敬守院舍,同時刻苦自修,專攻俱舍和唯識,3年之間,學力大進。
1928年春,佛學院院董王森甫、熊雲程、夏致賢、趙子中等出面召開董事會,改選新董事,推王森甫任董事長,太虛大師任院長,雷定坦任院護。佛學院的人事,以大敬爲事務股監院,張化聲爲修持股主任,唐大圓爲教育股主任。改組後的數個月內,在未被軍隊占用的房舍中,開辦佛經流通圖書館,也開設平民小學,招了一班附近的貧民子弟施以教學。
1928年8月,太虛大師赴歐美遊化。10月20日,在法國巴黎與國際友人20余人,于東方博物院開會籌設“世界佛學苑”。定宗旨爲:“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大師爲發起人兼召集人,事後他函告武昌佛學院同仁,籌備改“武院”爲世界佛學苑。
1929年4月14日,佛學院召開第一次世界佛學苑籌備會議,與佛學院有關的人士都出席參加。會中推唐大圓爲籌備主任。時,大敬已離院回湖南,武院改由法舫管理,會中並決定世苑開設研究部,預計7月開課。
7月15日,世苑研究部開課。世苑的人事安排,院長是太虛大師,教務主任唐大圓,訓育主任淨嚴,教授有法舫、張仲如、唐祖培等,研究員有塵空、法空、海印、胡慧嚴、張慧藏等30余人。是年10月,太虛大師回到佛學院,住了一個星期。當時佛學院中的駐軍仍未遷走,工作未能推展,大師爲研究員編“大乘宗圖”及“研究佛學之目的”。
1930年6月,法舫奉太虛大師之召赴上海,谒大師于淨業社。大師命他到北平去籌備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的柏林教理院(設于北平柏林寺內)。9月,柏林教理院成立,世苑籌備處也由武昌遷到北平柏林寺。武院的研究部也停辦了。柏林教理院由柏林寺住持臺源和常惺任院長,胡子笏主財務,法舫任書記兼教理院監學。柏林教理院辦了一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局緊張,就宣告停辦,法舫又奉太虛大師之命,回到武昌,恢複武院的工作。
1932年初春,武院董事長王森甫、董事羅奉僧和法舫3人,聘請軍方人士徐克成督辦和夏炳靈司令爲院護,托情向軍方收回院舍。到了夏天,軍隊撤出,法舫重加整理修繕。6月底,太虛大師回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9月25日,世苑圖書館開幕,院董會改推方本仁(耀庭)任董事長,法舫主持館務。圖書館設立研究部,下分編輯、考校二室,芝峰任編輯室主任,會覺爲考校室主任。研究員有談玄、塵空、葦舫、本光等。以後陸續來館者,有力定、守志、印順、竺摩、止安、月耀等,人才濟濟,這可以說是武院的中興時期。
在圖書館籌備期間,除佛學院原有有圖書外,太虛大師委托談玄到上海,把他自己的藏書全運到武院。這時館中有大正藏,卍字續藏、頻伽藏、巴利文藏經。先後又添購了四部備要、四庫全書增本、萬有文庫等。王新基居士捐贈了二十四史及志書,劉覺生居士捐贈了圖書集成。此時圖書館共計有圖書22428種,24230冊,11萬1000余卷,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有此數量藏書,甚屬不易。
法舫主持館務6年,在館中開辦了預備班,授課一、二年,成績優良者升爲研究員,1933年及1935年各招生一次,學員有福善、明性、道屏、智定、雨昙、敏智、覺民、雨堃、茗山、楊星森等。授課的教師先後有芝峰、印順、會覺、張化聲等。
1935年秋季,預備班因經費困難而停辦。1936年9月,寬道法師發起募捐,他首先月捐百元爲倡,在館中成立高級研究部,分別研究6個學科: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法界顯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曆史系。研究員有茗山、福善等。1946年8月中旬,太虛大師抵武漢,23日圖書館爲研究員講“新與融貫”,由福善筆記。大師釋“新”義曰:
佛教中心的新,卻是以佛教爲中心,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中國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爲根據,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擇各時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長,以成爲複興中國民族的中國新佛教。
這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八年抗戰開始,未幾大師應缁素之請入川,直到1946年3月,勝利後,才重到武昌一次。
未幾,武漢時局緊張,圖書館的高級研究班解散。法舫于1938年元月赴重慶,谒太虛大師于長安寺的佛學社。大師命他到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任教,而武昌的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則由葦舫接任管理。
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漢,佛學院舊址房屋大半毀于炮火,世苑圖書館被迫停辦。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太虛大師命葦舫回武漢,設法修整武院,恢複圖書館,惟此時武院又爲軍隊駐用,工作無法進行。到了1946年8月,駐在武院的軍隊離去,葦舫得佛教正信會之助,修葺房舍。9月間又招了幾名研究員,恢複上課。正值太虛大師欲重整武院,實現他整理中國佛教的計劃,不意化緣已盡,1947年3月17日在上海圓寂。
1948年年底,大師在家弟子李子寬居士來到臺北,與張清揚居士二人捐資取得臺北善導寺的使用權,原計劃將武院的世苑圖書館遷到臺北來,惟以時局變化太快而未果。只有大醒法師于1949年,將大師1920年創刊的《海潮音》雜志遷到臺灣印行,這是唯一遷到臺灣的大師弘法事業。
六
1949年,位于武昌通湘門內的武昌佛學院結束,前後維持了近30年。雖然20多年中屢有變革,曆經滄桑,但是它對後代卻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帶動佛教舉辦僧學的風氣:民國初年,佛教所辦的僧侶學堂,先後有上海華嚴大學、觀宗學社、法界學院、天臺學院等,但都規模小,壽命短。武昌佛學院的創辦,爲佛教現代化教育開創了新局面。武院之後,各地繼起的佛學院,有1923年開學的支那內學院,1925年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1928年創辦的竹林佛學院,1929年創辦的九華佛學院,以至于後來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焦山佛學院、棲霞佛學院、玉佛寺佛學院等,但在規模與造就人才上,仍不能與武院相比。
二、開創近代佛學研究風氣:武昌佛學院教學方針,是八宗平等、應化多方,打破了曆來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見與舊習。此外,複加授哲學課程,吸收他家學說思想,開拓學者的思想空間與胸襟。這種新的教學與研究方式,是以往佛教學堂中所沒有的。
此外,1921年至1931年間,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屢有法義之爭,當時佛教界及學術界多人都卷入了這一場筆戰。雙方爲了辯論法義,無形中帶動佛學研究的風氣。這是筆戰附帶産生的作用,關于兩院間的法義之爭,見本書歐陽竟無傳,此處不贅。
叁、造就人才,促進佛教複興:中國佛教,至清季末年,義學不彰,衰微已極。1912年,釋仁山在金山寺開會,曾說:“金山寺內僧衆(不下叁、四百人),倘有人能寫出300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金山寺爲國內名刹,尚且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由此可見僧侶文學素質之低落。
武昌佛學院興起,爲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學兼優的人才,這些出身于武院的學僧,或在社會上講經弘法,或在學院中傳道授業,對後代産生了絕大的影響。即以今日臺灣佛教而言,1949年,大陸僧侶相繼來臺,改變了日治時代的陋規,重興中國佛教的遺範。這些大陸來臺高僧中,直接出身于武院者,如大醒法師、印順導師;間接而與武院有關者,如出身于閩南佛學院的慈航法師,出身于漢藏教理院的續明法師,以至于在星馬弘化的演培法師(漢藏教理院),都對臺灣佛教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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