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梵网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阿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住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论。国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则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第四章为学年、学期和修假，第五章为缴费，第六章为试验，第七章为毕业，第八章为退学，第九章为各员职务及权限，第十章为公共规约，第十一章为奖惩，第十二章为礼仪，第十三章优待，第十四章扩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会章程23条，订定院董会的职权和义务。
在前三章标出武昌佛学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学习佛学知识的佛学院，也不是专为培育经师论师的僧学堂，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缁众学僧毕业后，要以改造寺院为现代化的僧团，以弘法济世为目标；白衣学员毕业后，要以组织正信社团，推展人生佛教为己任。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称：佛学院的课程“参照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则“参取丛林制度。”从课程内容看，函盖性、相、台、贤、禅、律、密、净各宗，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并加入文、史、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
佛学院的筹备处，特请国学名师黄季刚(侃)撰写《礼请院长疏》。5月4日，在汉口佛教会，正式礼聘太虚大师为院长。是日为夏历4月初8，佛诞，典礼庄严隆重。7月13日，佛学院召开院董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任院董长。李隐尘为院护。
三
在佛学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续进行的同时，佛学院已对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正备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历7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观礼，并登台致辞。此时，筹备处任务完成，把事务移交给院方，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智信任监院，竹林任会计，玉皇任庶务，大觉任学监。教员方面，有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了空法师等人。这一期的学生，出家缁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圣功、陈善胜(后来出家去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王又农、陈维东等亦住院旁听。后来有继续入学者，学生最多时达到百余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学院的全盛时期。在最早两年，学生续有增加，教员方面也增聘了释妙阔、释大勇、唐大圆、唐畏三(后来出家法名大敬)、张化声等。课程方面，太虚大师亲自讲授世亲的《发菩提心论》与《瑜伽真实义品》(以此二课代《起信论》)、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转声义、六离合释等，空也法师讲《楞严经》，杜汉三讲国文，陈博济、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印度六派哲学》。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1918年，皈依太虚大师，潜心研究佛典，手不释卷。他在佛学院期间，翻译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论》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印度佛教史》、《中华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著作，作为佛学院讲义。他是国人最早翻译日本佛学著作的学者。他在武昌佛学院的地位，犹如吕澂在支那内学院，不幸于1925年因病逝世，实是武昌佛学院的损失。
第二年秋季开学，太虚大师感到禅林管理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一职亦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最早的学监大觉辞职到四川弘法)；同时学生程度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将这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把第二、三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年授完。这一年，以大师亲讲的《成唯识论》为主课，社会人士来院旁听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届学生60余人毕业。大师拟出彻底改革的办法，在毕业生中选出20名成绩优良者升入研究部；续招新生时，他计划以受过比丘戒者为限。大师志在建僧，首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立整理僧伽制度的基础。惟这项办法未为院护李隐尘所同意，所以第二届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第二届学生开学，这一期的新后，出家众有大醒、迦林、恒渐、枕山、寄尘、机警、亦幻、墨禅等，俗家学生则有虞佛心(德元)、苏秋涛等。这一学期，院董会也开会改选，推出汤铸新任院董长。教员方面，唐大圆、张化声等仍继续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讲——教务主任。至于研究部方面，则由大师亲自教导，授《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等，但只开始而未讲完，10月底，大师突然辞职离院。《太虚大师年谱》1924年10月底记载：
秋杪，大师忽召集全体员生，宣布院务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会，辞院长职，即日搭轮离汉。突如其来之行，颇滋武汉缁素疑讶。
四
太虚大师抱着满怀壮志与理想，于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因缘和合，过程顺利。如今第二届甫告开学，大师何以遽萌退意呢
《太虚大师自传》说：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食饭呕吐，改食麦包，将三、四个月，拟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随他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我因此两因离去，不知者曾别作与某人有何意见的冲突，完全误解。
大师自传所述，只是他辞职离院的主因，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内，兹分析如下：
一、大师有意彻底改革佛学院，第二届招生，计划只招收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40名，“先注重律仪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但未为院护李隐尘同意，所以第二届仍是僧俗兼收，这未免使大师灰心，所以自传中说“系随他意办。”
二、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得到理念相同的开明之士所支持，相对的也为思想保守的诸山长老所反对。《年谱》1924年6月载：
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
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门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圆之弟)等，发出“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次之为佛学院江浙同学，发出“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三事为请，即是要求江浙诸山长老，“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江浙诸山长老领袖圆瑛、禅斋等虽然“复函赞勉”，但内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1923年春)，大师命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等，推动社会佛化青年运动，提出“农禅、工禅”，“社会服务”，“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期使佛教人间化，人间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师在庐山主办暑假讲习会，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会”。1924年5月，“世会”改名为“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同时在北京也组织了“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仍由宁达蕴、张宗载负责主持。宁、张在京，7月初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瑛、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人名义，发出快邮代电，宣称：
佛教30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参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
代电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满了革命情绪：
第一使命，在废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风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
这份代电措辞太激烈，做的也太卤莽。代电一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印光大师也致书唐大圆称：“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对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发出消息，指张宗载为留俄共产分子。后来，张虽向中外报章声明，民生通讯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势日非，张宗载、宁达蕴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会务停顿，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荆公变法，以重用吕惠卿辈躁进之士，卒致失败；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亦以用卤莽青年而为己树敌，遭受抵制，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事件，可能亦是大师辞职原因之一。
三、支持大师办佛学院的人，中途都换了目标。此事的关键人物是释大勇。
大勇俗名李锦章，四川巴县人，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初任军政司法等职，后来从天宝寺佛源法师学佛，窥知门径，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时在主持“觉社”的太虚大师，依大师剃度出家。李锦章即出家后的大勇，黄葆苍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后的大觉(曾在佛学院任学监。)
大勇剃度后，在镇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参究禅宗。1921年，随侍太虚大师到北京讲经。当时念佛法门风行一时，大勇于此不满足，发愿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与持松法师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1年余后，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回国后先在杭州、上海开坛传法，旋至武汉，住佛学院，武汉佛教会集会欢迎，请其开坛传法。一个多月中，开灌顶坛10次，佛教会男女居士及佛学院学员200余人都一窝风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着持松也到了武汉，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来支持佛学院的鄂督萧耀南，转而支持宝通寺，请持松修护国般若经法会，并开坛灌顶。许多信众都转向宝通寺学密宗。接着，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如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都退学转到北京藏文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以胃病转剧，大师唯有辞职一途。…
《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