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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P3

  ..续本文上一页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

  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遮词遣破,破无可破,毕竟无一名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以上三点,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遗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标并未实现。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败史》一文中说: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

  事实上,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30年间战争不断;没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产兴学”上动脑筋;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狮身虫太多,都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者流。大师虽苦口婆心,声嘶力竭,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于17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均、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侍者杨承多,玉佛寺住持苇一等人均随侍在侧。

  3月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3千余人,备极哀荣。4月8日行荼毗礼于海潮寺,得舍利三百余粒,而心脏不坏,亦满缀舍利。14日,众弟子送大师舍利灵骨至奉化雪窦寺。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后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700万言。

  附录: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

  民国初年,佛教界出现了两位佛学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一位是唯识宗师欧阳竟无居士。他们二人同出于石埭杨仁山居士门下,各办了一所佛学院——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遥相对,人才汇集,各领风骚。唯以对佛法见解不同,两院间屡有义理之争。以笔墨为武器,以杂志作战场,云海波澜,至为壮观。

  这两所佛学院,带动当时佛学研究的风气,也对中国佛教振兴和现代化发生绝大的影响。本书在《宜黄大师欧阳渐》一文中,曾叙述支那内学院创立的始末,于此再介绍武昌佛学院创办的经过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太虚大师在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下,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希望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堂。1912年3月,仁山“大闹金山寺”,功败垂成,连带着太虚大师的“佛教协进会”也无疾而终。以后,他在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读书,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出关后,赴台湾讲学,到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印证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虚大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原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他“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思想保守的诸山住持杯葛,数月之后,他退出净慈寺,到北京讲经。

  1921年9月,太虚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李隐尘是湖北黄冈人,原任湖北堤工督办,后来他的黄冈同乡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隐尘于1922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是湖北官场的红人,而陈元白是武汉富商,他们二人信佛十分虔诚。1922年元月,大师应汉阳归元寺之请,在寺内讲《圆觉经》。隐尘鉴于大师住持净慈寺之种种障碍,建议大师“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此事于《太虚大师自传》中有如下之叙述:

  辛酉年底(指夏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时,武汉佛教会(会长李时谙)前栋已经造成……我即住于会客室后面的寮房。时谙主会务,侍奉昕夕,隐尘等时过聚谈。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垒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等,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计划,积极筹备开办。

  佛法讲因缘,武昌佛学院的创立,上有李隐 尘的提倡号召,下有陈元白的奔走联络,鄂督萧耀南也间接维护,这样就得到了许多佛门善信的支持。后来,在汉阳归元寺开筹备会,由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王韵香、孙自平、周可均等30余人自认为发起创办人,筹备佛学院的工作就紧锣密鼓的进行,同时也成立了筹备会。

  这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寻适当的院址,筹备会曾在汉阳、武昌寻觅,亦曾到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拟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开学,时间上赶不及,最后在武昌通湘门内,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门内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族叔,曾任川汉铁路总办的黎大钧所有,后来由其后人黎邵平继承。黎邵平在汉口租界内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隐尘出面与之接洽,黎邵平亦赞成佛学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极低廉的代价——1万5千银元售与佛学院。太虚大师谓:“此宅四围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这真是多方因缘和合所致的结果。

  筹备处由李隐尘任处长,皮剑农任会计,赵南山任庶务,王又农(后来出家,法名大刚)任文牍。为了赶得上秋季开学,大师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县长,甫随大师剃度出家的大觉,由宁波到武昌协助,负责佛学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种设备的购置。大觉颇有干才,且又勤勉尽力,任劳任怨。3个多月的时间,把黎氏住宅改造为佛学院——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寮房,增建厨房、浴室、厕所等。购置各种器物,完成开学的准备。

  二

  另一方面,列名发起人的胡子笏、皮剑农等,根据太虚大师的《佛学院大纲》,草拟《佛学院章程》。并由太虚大师撰《佛学院缘起》,王又农写呈文,连同缘起、章程,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厅立案,并转教育部备案。太虚大师在《佛学院缘起》中,首论“人不可不修佛学”,次论何者为佛,再论何者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世必以佛学,以说偈语为结论,言简意赅,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具体说明。

  《佛学院章程》全文15章,内容概要为:

  第一章总纲:订定佛学院的名称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

  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需担任佛学400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佛学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请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董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并且明定:“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主,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院中“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

  佛学院的学制,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3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为1班,俟逐渐扩充,每班限额60名,3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的方法为:“一、年龄在16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退愿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订出修学科3年6学期课程的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论。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学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圣圆融观、法界观)、《华严经十地品》、中华孔老诸子、两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大师证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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