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 此叁宗之差別何在
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設故，唯用遮詞遣破，破無可破，畢竟無一名可得，故唯引發法空般若以通達，龍樹系大乘學屬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設諸法名相故，多用表詞成立，破亦爲立，顯了無一法之不建，故當善巧唯識現義以貫持，無著系大乘學屬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時一致，施設不施設，皆不可思議，故是如來大圓覺海之所印證。
太虛大師有兩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製度。”在他計劃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項重點。他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曆代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傳産製。
二、革改：革改遁隱爲精進修行，化導社會；革改度死奉事鬼神爲資生服務人群。
叁、建設：建設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設中國僧寺製；更收新化舊建設中國大乘人生的信衆製。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以上叁點，是大師畢生從事佛教改革運動的總旨趣。遺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標並未實現。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敗史》一文中說：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于反對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爲我理論有余而實行不足，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啓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學製。
事實上，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30年間戰爭不斷；沒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産興學”上動腦筋；佛教僧侶本身自覺者太少，獅身蟲太多，都是指佛吃飯、賴佛穿衣者流。大師雖苦口婆心，聲嘶力竭，其奈獨力難撐大廈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師中風舊疾複發，京滬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大師以化緣已盡，于17日下午一時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軒安詳舍報。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塵空、燈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寬、謝健、沈仲均、衛立民、楊樹梅、過聖嚴、胡聖輪，侍者楊承多，玉佛寺住持葦一等人均隨侍在側。
3月19日行封龛禮，各界參加典禮者3千余人，備極哀榮。4月8日行荼毗禮于海潮寺，得舍利叁百余粒，而心髒不壞，亦滿綴舍利。14日，衆弟子送大師舍利靈骨至奉化雪窦寺。6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
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後由弟子印順、續明、楊星森等編輯爲《太虛大師全書》，都700萬言。
附錄：武昌佛學院創辦始末
民國初年，佛教界出現了兩位佛學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一位是唯識宗師歐陽竟無居士。他們二人同出于石埭楊仁山居士門下，各辦了一所佛學院——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甯漢兩大佛教學府遙遙相對，人才彙集，各領風騷。唯以對佛法見解不同，兩院間屢有義理之爭。以筆墨爲武器，以雜志作戰場，雲海波瀾，至爲壯觀。
這兩所佛學院，帶動當時佛學研究的風氣，也對中國佛教振興和現代化發生絕大的影響。本書在《宜黃大師歐陽漸》一文中，曾敘述支那內學院創立的始末，于此再介紹武昌佛學院創辦的經過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建，太虛大師在當時維新風氣的影響下，到南京組織“佛教協進會”，並與釋仁山合作，希望改鎮江金山寺爲佛教學堂。1912年3月，仁山“大鬧金山寺”，功敗垂成，連帶著太虛大師的“佛教協進會”也無疾而終。以後，他在普陀山閉關叁年，閱藏讀書，撰寫《整理僧伽製度論》。出關後，赴臺灣講學，到日本考察，對于日本的佛教組織和管理，與他撰寫的《整理僧伽製度論》，印證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對中國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虛大師主持杭州淨慈寺，原希望“先從此處整理成一模範僧寺”，作爲整理僧伽製度的實驗。他“並籌辦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思想保守的諸山住持杯葛，數月之後，他退出淨慈寺，到北京講經。
1921年9月，太虛師在北京廣濟寺講《法華經》，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莊思緘、夏仲膺、蔣維喬、胡子笏等鹹逐日聽講，甚至連大師舊友，遠在武漢的李隱塵、陳元白亦趕到北京聽講，法會極一時之盛。講經圓滿，李隱塵、陳元白二人請大師到武漢弘化，大師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漢之行。
李隱塵是湖北黃岡人，原任湖北堤工督辦，後來他的黃岡同鄉蕭耀南出任湖北督軍，隱塵于1922又兼任陝鄂禁煙督辦，是湖北官場的紅人，而陳元白是武漢富商，他們二人信佛十分虔誠。1922年元月，大師應漢陽歸元寺之請，在寺內講《圓覺經》。隱塵鑒于大師住持淨慈寺之種種障礙，建議大師“純憑理想，于武漢新創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此事于《太虛大師自傳》中有如下之敘述：
辛酉年底(指夏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時，武漢佛教會(會長李時谙)前棟已經造成……我即住于會客室後面的寮房。時谙主會務，侍奉昕夕，隱塵等時過聚談。鑒于我接管淨慈寺的壘生故障，主張純憑理想，于武漢新創立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隱塵、元白與武漢信徒楊顯卿、王森甫等，集議數次，雖院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計劃，積極籌備開辦。
佛法講因緣，武昌佛學院的創立，上有李隱 塵的提倡號召，下有陳元白的奔走聯絡，鄂督蕭耀南也間接維護，這樣就得到了許多佛門善信的支持。後來，在漢陽歸元寺開籌備會，由李隱塵、王森甫、湯鑄新、皮劍農、陳元白、蕭止因、熊雲程、蕭覺天、趙子中、王韻香、孫自平、周可均等30余人自認爲發起創辦人，籌備佛學院的工作就緊鑼密鼓的進行，同時也成立了籌備會。
這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尋適當的院址，籌備會曾在漢陽、武昌尋覓，亦曾到武漢大學所在的東湖，擬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開學，時間上趕不及，最後在武昌通湘門內，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門內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族叔，曾任川漢鐵路總辦的黎大鈞所有，後來由其後人黎邵平繼承。黎邵平在漢口租界內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隱塵出面與之接洽，黎邵平亦贊成佛學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極低廉的代價——1萬5千銀元售與佛學院。太虛大師謂：“此宅四圍空曠，門前甚堂皇壯麗，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後，足可適用。”這真是多方因緣和合所致的結果。
籌備處由李隱塵任處長，皮劍農任會計，趙南山任庶務，王又農(後來出家，法名大剛)任文牍。爲了趕得上秋季開學，大師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縣長，甫隨大師剃度出家的大覺，由甯波到武昌協助，負責佛學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種設備的購置。大覺頗有幹才，且又勤勉盡力，任勞任怨。3個多月的時間，把黎氏住宅改造爲佛學院——改造講堂、行持處、齋堂、寮房，增建廚房、浴室、廁所等。購置各種器物，完成開學的准備。
二
另一方面，列名發起人的胡子笏、皮劍農等，根據太虛大師的《佛學院大綱》，草擬《佛學院章程》。並由太虛大師撰《佛學院緣起》，王又農寫呈文，連同緣起、章程，呈請湖北省長公署及省教育廳立案，並轉教育部備案。太虛大師在《佛學院緣起》中，首論“人不可不修佛學”，次論何者爲佛，再論何者爲佛學，四論佛學系派，五論救世必以佛學，以說偈語爲結論，言簡意赅，是大師佛學思想的具體說明。
《佛學院章程》全文15章，內容概要爲：
第一章總綱：訂定佛學院的名稱爲“武昌佛學院”，院址設于“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宗旨爲：“招集有志學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學，俾使行解相應，能宏法利世爲宗旨。”
佛學院的組織方式，是“由創辦人組織之，成立時別立院董會，凡創辦人皆爲本院院董。本院創辦人每年需擔任佛學400元以上之經費(或自捐或募化)。佛學院院務，“由院董會禮請大德沙門一人爲院長總持之，于院董中公推一人爲院護協持之。”並且明定：“本院于大德沙門得禮請爲座主，于各刹長老得禮請爲首座，于諸方法師得禮請爲護講。”院中“教務事務各職員，由院長協同院護延請之。”
佛學院的學製，是：“先辦修學、講習二科，3年後改設專宗大學及研究部、中學部。修學科暫定爲1班，俟逐漸擴充，每班限額60名，3年畢業；講習科不限額數，以半年爲修業期。”
第二章入院：規定學員入院的資格和錄取的方法爲：“一、年齡在16歲以上者。二、身體健全、品性端正者。叁、曾受比丘戒或沙彌戒或叁皈依者。四、曾習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發心求法救世，誓不退願者。”修學科學員報名時，須經過院方的叁種考試：“一、口頭問答。二、作文。叁、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驗品性行持。”
第叁章課程：訂出修學科3年6學期課程的內容。第一學期：《大乘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小乘佛學概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論疏》。第二學期：《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心經》、《金剛經》、《文殊般若經》、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論。第叁學期：《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天親釋》、《解深密經》、《楞伽經》、《彌勒上生經》、中華佛教史、西洋倫理學及心理學概略。第四學期：教觀綱宗、《十不二門指要鈔》、《大乘止觀》、《維摩經》、《法華經》、各國佛教史、西洋心理學及生物學概略。第五學期：《華嚴一乘教義章》(五蘊觀、妄盡還原觀、叁聖圓融觀、法界觀)、《華嚴經十地品》、中華孔老諸子、兩晉玄學、宋明理學、西洋哲學概論。第六學期：七佛與叁十二祖偈、信心銘、《六祖壇經》、《永嘉大師證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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