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梵網經及瑜伽菩薩戒學處》、《阿彌陀經》、《十六觀經》、《往生論》、《十住心論》、宗教及社會學概論。國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則貫穿于每個學期中。
第四章爲學年、學期和修假，第五章爲繳費，第六章爲試驗，第七章爲畢業，第八章爲退學，第九章爲各員職務及權限，第十章爲公共規約，第十一章爲獎懲，第十二章爲禮儀，第十叁章優待，第十四章擴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會章程23條，訂定院董會的職權和義務。
在前叁章標出武昌佛學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學習佛學知識的佛學院，也不是專爲培育經師論師的僧學堂，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缁衆學僧畢業後，要以改造寺院爲現代化的僧團，以弘法濟世爲目標；白衣學員畢業後，要以組織正信社團，推展人生佛教爲己任。太虛大師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稱：佛學院的課程“參照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則“參取叢林製度。”從課程內容看，函蓋性、相、臺、賢、禅、律、密、淨各宗，體現了八宗平等的精神；並加入文、史、哲學、心理學、生物學等科學知識。
佛學院的籌備處，特請國學名師黃季剛(侃)撰寫《禮請院長疏》。5月4日，在漢口佛教會，正式禮聘太虛大師爲院長。是日爲夏曆4月初8，佛誕，典禮莊嚴隆重。7月13日，佛學院召開院董會成立會，推舉梁啓超任院董長。李隱塵爲院護。
叁
在佛學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續進行的同時，佛學院已對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學生陸續到院，經過入學考試，錄取正備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曆7月10日)舉行開學典禮，湖北督軍蕭耀南親臨觀禮，並登臺致辭。此時，籌備處任務完成，把事務移交給院方，由太虛大師任院長，智信任監院，竹林任會計，玉皇任庶務，大覺任學監。教員方面，有史一如、杜漢叁、陳濟博、了空法師等人。這一期的學生，出家缁衆有漱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嚴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聖功、陳善勝(後來出家去名淨嚴)、張宗載、甯達蘊等。王又農、陳維東等亦住院旁聽。後來有繼續入學者，學生最多時達到百余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學院的全盛時期。在最早兩年，學生續有增加，教員方面也增聘了釋妙闊、釋大勇、唐大圓、唐畏叁(後來出家法名大敬)、張化聲等。課程方面，太虛大師親自講授世親的《發菩提心論》與《瑜伽真實義品》(以此二課代《起信論》)、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轉聲義、六離合釋等，空也法師講《楞嚴經》，杜漢叁講國文，陳博濟、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論》、《因明入正理論》、《印度六派哲學》。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後在北京各大學任教。1918年，皈依太虛大師，潛心研究佛典，手不釋卷。他在佛學院期間，翻譯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論》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論講義》、《印度佛教史》、《中華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學》等著作，作爲佛學院講義。他是國人最早翻譯日本佛學著作的學者。他在武昌佛學院的地位，猶如呂澂在支那內學院，不幸于1925年因病逝世，實是武昌佛學院的損失。
第二年秋季開學，太虛大師感到禅林管理難達預期的成效，學監一職亦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早的學監大覺辭職到四川弘法)；同時學生程度不齊，施教困難，因此決定將這一期學生提前畢業，把第二、叁年的課程濃縮在第二年授完。這一年，以大師親講的《成唯識論》爲主課，社會人士來院旁聽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屆學生60余人畢業。大師擬出徹底改革的辦法，在畢業生中選出20名成績優良者升入研究部；續招新生時，他計劃以受過比丘戒者爲限。大師志在建僧，首重律儀，施以嚴格生活管理，模仿叢林規製，以樹立整理僧伽製度的基礎。惟這項辦法未爲院護李隱塵所同意，所以第二屆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學院第二屆學生開學，這一期的新後，出家衆有大醒、迦林、恒漸、枕山、寄塵、機警、亦幻、墨禅等，俗家學生則有虞佛心(德元)、蘇秋濤等。這一學期，院董會也開會改選，推出湯鑄新任院董長。教員方面，唐大圓、張化聲等仍繼續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講——教務主任。至于研究部方面，則由大師親自教導，授《大乘五蘊論》、《發菩提心論》等，但只開始而未講完，10月底，大師突然辭職離院。《太虛大師年譜》1924年10月底記載：
秋杪，大師忽召集全體員生，宣布院務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會，辭院長職，即日搭輪離漢。突如其來之行，頗滋武漢缁素疑訝。
四
太虛大師抱著滿懷壯志與理想，于1922年創辦武昌佛學院，因緣和合，過程順利。如今第二屆甫告開學，大師何以遽萌退意呢
《太虛大師自傳》說：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漸劇，食飯嘔吐，改食麥包，將叁、四個月，擬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隨他意辦，亦減少了熱心及松懈了責任。我因此兩因離去，不知者曾別作與某人有何意見的沖突，完全誤解。
大師自傳所述，只是他辭職離院的主因，還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在內，茲分析如下：
一、大師有意徹底改革佛學院，第二屆招生，計劃只招收受過比丘戒的大學部學僧40名，“先注重律儀訓練，嚴格施以生活管理，以爲實行整理僧製的基本”。但未爲院護李隱塵同意，所以第二屆仍是僧俗兼收，這未免使大師灰心，所以自傳中說“系隨他意辦。”
二、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得到理念相同的開明之士所支持，相對的也爲思想保守的諸山長老所反對。《年譜》1924年6月載：
是年春夏，大師門下，以狂熱爲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長老不安，成新舊之爭。
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門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圓之弟)等，發出“上湖南省諸山長老暨諸檀護書”，以興辦佛學院爲請；次之爲佛學院江浙同學，發出“致江浙各叢林寺院啓”、“再致江浙諸山長老書”，以叁事爲請，即是要求江浙諸山長老，“組織江浙僧界聯合會，辦有系統之佛學院，設慈兒院。”江浙諸山長老領袖圓瑛、禅齋等雖然“複函贊勉”，但內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學院開辦的第二學期(1923年春)，大師命佛學院學員甯達蘊、張宗載等，推動社會佛化青年運動，提出“農禅、工禅”，“社會服務”，“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號，期使佛教人間化，人間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師在廬山主辦暑假講習會，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會”。1924年5月，“世會”改名爲“武漢佛化新青年會”，同時在北京也組織了“北京佛化新青年會”，仍由甯達蘊、張宗載負責主持。甯、張在京，7月初以道階、覺先、太虛、現明、明淨、圓瑛、轉道、會泉、性願、持松、空也等人名義，發出快郵代電，宣稱：
佛教30年來，一迫于戊戌維新，再挫于辛亥革命，叁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無方便護持，將歸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獨參者所關懷，亦非玄談業緣者所能救也。
代電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滿了革命情緒：
第一使命，在廢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風氣，露出新世運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質迷。
這份代電措辭太激烈，做的也太鹵莽。代電一出，各方震動，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書大師，表示“有關佛教大局，萬難承認。”印光大師也致書唐大圓稱：“光生而愚拙，概不預社會諸事，妄受彼等誣謗，加以第一魔王之嘉號。而谛閑爲第二，範古農爲第叁，以馬一浮爲破壞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對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訊社發出消息，指張宗載爲留俄共産分子。後來，張雖向中外報章聲明，民生通訊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勢日非，張宗載、甯達蘊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會會務停頓，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荊公變法，以重用呂惠卿輩躁進之士，卒致失敗；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亦以用鹵莽青年而爲己樹敵，遭受抵製，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事件，可能亦是大師辭職原因之一。
叁、支持大師辦佛學院的人，中途都換了目標。此事的關鍵人物是釋大勇。
大勇俗名李錦章，四川巴縣人，畢業于法政學校，民初任軍政司法等職，後來從天寶寺佛源法師學佛，窺知門徑，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黃葆蒼、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時在主持“覺社”的太虛大師，依大師剃度出家。李錦章即出家後的大勇，黃葆蒼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後的大覺(曾在佛學院任學監。)
大勇剃度後，在鎮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參究禅宗。1921年，隨侍太虛大師到北京講經。當時念佛法門風行一時，大勇于此不滿足，發願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與持松法師東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教，1年余後，受傳法大灌頂，得大阿阇黎學位。回國後先在杭州、上海開壇傳法，旋至武漢，住佛學院，武漢佛教會集會歡迎，請其開壇傳法。一個多月中，開灌頂壇10次，佛教會男女居士及佛學院學員200余人都一窩風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著持松也到了武漢，出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來支持佛學院的鄂督蕭耀南，轉而支持寶通寺，請持松修護國般若經法會，並開壇灌頂。許多信衆都轉向寶通寺學密宗。接著，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學院”，武昌佛學院研究部的學員，如大剛、超一、嚴定、法尊、觀空、法舫等，都退學轉到北京藏文學院。研究部的學員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再加以胃病轉劇，大師唯有辭職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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