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于元嘉十一年(４３４)在南
林寺戒壇，重受具足戒。這時次第受尼戒者達叁百余人(《比丘尼傳》卷二、叁)。世傳漢代婦女阿潘出家但受叁皈，晉時淨檢尼只在一衆邊得戒，都未爲全戒；故中國尼衆于二衆邊受具足戒的，以慧果、淨音等爲始(《僧史略》上)。五世紀初，《十誦律》(４０４譯)、《四分律》(４１０譯)、《僧祇律》(４１６譯)、《五分律》(４２３譯)諸律部次第譯出，中國戒律典籍遂大體完備。最初盛行者爲薩婆多部(即說一切有部)之《十誦律》，其次《僧祇律》、《五分律》次第流行，隋、唐時代，《四分律》始廣行于世。
南朝宋、齊時代(４２０—５０１)，律學巨匠志道、法穎等，皆盛弘《十誦》。志道(４１２—４８４)住鍾山(南京)靈曜寺，特長律品。北方先時(４４６)魏太武滅法，後雖複興，而戒授多阙。志道乃攜同契十有余人至河南虎牢(今汜水縣北)，于引水寺集合洛、秦、雍、淮、豫五州僧衆，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北魏僧戒獲全，實得其力(《高僧傳》卷十一)。法穎(４１６—４８２)敦煌人，精研律部，元嘉末(４５３)至宋都居新亭寺，受命爲都邑僧正；齊時複爲僧主。他于宋、齊二代在金陵盛弘《十誦》，被推爲七衆宗師。著有《十誦羯磨》並《尼戒本》等(《高僧傳》卷十一)。其門下出智稱和僧祐，都是後來知名律師。
梁、陳二代，受菩薩戒風氣盛行。梁武帝、陳文帝等均稱菩薩戒弟子。菩薩戒之弘傳始于羅什。敦煌寫本中有題羅什撰《受菩薩戒儀軌》一卷。至于受戒的作法則以昙無谶(３８５—４３３)在姑臧(今甘肅武威)爲道進等十余人受菩薩戒爲嚆矢。梁武帝以戒典東流，人各應受，但所見偏執，妙法猶漏。乃掇采群經，更造圓式戒壇，並诏慧超授菩薩戒。天監十八年(５１９)四月八日，自發弘誓，暫屏衮服，受福田衣(袈裟)于等覺殿從慧約受菩薩戒，太子公卿道俗男女從受者四萬八千人(《續高僧傳》卷六《慧超及慧約傳》)；一說武帝將受菩薩戒，命僧正推選戒師。僧正略舉法深、慧約、智藏叁人，武帝意在智藏，遂從他受菩薩戒(《續高僧傳》卷五《智藏傳》)。後至隋代，文帝楊堅從昙延受菩薩戒，炀帝楊廣從智顗受菩薩戒，均稱菩薩戒弟子(《廣弘明集》卷二十二)。
北方在元魏時，多行《十誦》及《僧祇》。魏法聰本學《僧祇》，後依昙無德羯磨得戒，始弘《四分律》；然是口傳，未載簡牍。門人道覆繼之，始製《疏》六卷(《僧史略》上)。北齊時代，慧光始弘《四分律》。他在北齊任天下僧統，世稱光統律師，著有《四分律疏》並刪定《羯磨戒本》，盛行傳戒(《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慧光弟子有法上、道憑、僧達、昙隱、道雲、道晖等十人。爲魏、齊二代僧統四十年，常爲衆僧授戒(《續高僧傳》卷八)。北周沙門慧遠，依法上僧統受具，光統律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榮(《續高僧傳》卷八)。
晉、宋以來，南方所立戒壇很多。東晉法汰先于楊都(今南京)瓦官寺立壇，支道林于石城、沃州(今浙江新昌縣境)各立一壇。支法存于若耶(今浙江紹興)謝傅隱處立壇。竺道一于洞庭山(今江蘇吳縣太湖)立壇。竺道生于吳中虎丘立壇。宋智嚴于上定林寺(在今南京)立壇。慧觀于石梁寺(在天臺山)立壇。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壇。齊僧傅于蕪湖立壇。又有叁吳戒壇(似與法獻有關)。梁法超于南澗(在今南京)立壇。僧祐于上雲居、棲霞、歸善、愛敬四寺(俱在今南京)立壇。到唐初爲止，自渝州(今重慶)以下至江淮(江蘇、安徽)之間，通計戒壇有叁百余所(道宣《關中戒壇圖經》)。這些戒壇形製如何已不可考。至唐幹封二年(６６７)道宣于長安淨業寺建立戒壇，始有定式。其製凡叁層，下層縱廣二丈九尺八寸，中層縱廣二丈叁尺，上層畟方七尺。其高度下層叁尺，中層四尺五寸，上層二寸，總高七尺七寸；四圍上下有獅子神王等雕飾(《戒壇圖經》)。
戒場本無建築屋舍之必要，只要隨處有結界標示即成。道宣《四分律行事鈔》卷上之二雲：“外國戒壇多在露地，如世祭壇郊祀之所。”但爲妨風雨起見，古來大抵是堂內受戒與露地結界受戒並行的。道宣以後，戒壇的建立遍于全國。如廣州光孝寺、嵩山少林寺(義淨重建)、長安實際寺、嵩山會善寺(一行建)、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建)、羅浮山延祥寺、廬山東林寺、長安大興善寺、洪州龍興寺、撫州寶應寺、交城石壁寺、魏州開元寺、五臺山竹林寺、泉州開元寺、吳郡開元寺等都有戒壇。戒壇名稱亦有種種不同：嵩山會善的名五佛正思惟戒壇(《金石萃編》卷四十九)、洛陽廣福寺的名一切有部石戒壇(《不空叁藏表製集》卷叁)、交城石壁禅寺的名甘露義戒壇(《金石續篇》卷九)、建安乾元寺的名兜率戒壇(《宋高僧傳》卷十二《大安傳》)。
唐代宗永泰元年(７６５)，命長安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所需一切官供。又命京城僧尼各置臨壇大德僧人，永爲常式。臨壇大德之設始此(《僧史略》下，此十臨壇大德，即後世受戒時之叁師七證)。其後會昌、大中年間(８４１—８５９)臨壇大德見于僧傳者有長安聖壽寺慧靈及福壽寺玄暢等。當時還有內臨壇(宮中戒壇)外臨壇(一般寺內戒壇)大德及內外臨壇大德之稱。玄暢即當時有名的內外臨壇大德(《宋高僧傳》卷十六、十七)。
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懿宗鹹通叁年(８６２)又各命建方等戒壇。此與聲聞小乘教法有異。求戒者不拘根缺緣差，並皆得受；但令發大心領綱而已。此以禀順方等之文而立戒壇，故名方等戒壇。宣宗又以會昌法難時，僧尼被迫還俗者達二十六萬零五百人，在俗期間不免犯過，現欲再受出家，必先忏衆罪，後增戒品，若非方等，豈容重入？取其能周遍包容，故稱方等戒壇(《僧史略》下)。大中二年命上都、東都、荊、楊、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壇，即爲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佛祖統紀》卷四十二)。到了大中十年(８５６)，又命僧尼受戒給牒。這是中國僧尼受戒給牒之始(《釋氏稽古略》卷叁)。
宋太平興國叁年(９７８)永智于杭州昭慶寺立萬壽戒壇，後允堪重建，爲江南著名戒壇(俞樾《杭州昭慶寺重建戒壇記》)。允堪自慶曆、皇祐(１０４１—５３)以來，還于蘇州開元寺，秀州(今嘉興)精嚴寺建造戒壇傳戒(《稽古略》卷四)。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命異州(今南京)崇勝寺建壇，名承天甘露戒壇。翌年又在京師(開封)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使先于諸方受聲聞具足戒(比丘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佛祖統紀》卷四十四)。此爲後世叁壇次第傳戒的開端。
明代中葉，封閉戒壇，受戒軌則遂遭廢弛(《百丈清規證義記》卷七)。至萬曆間，如馨于南京靈谷寺，重興南山，開壇傳戒，叁昧寂光繼之，重立規製，開律宗道場于南京寶華山。弟子見月讀體參照古規，撰輯《傳戒正範》、《毗尼止持會集》，遂爲近代傳戒的典則。同時叁峰法藏撰有《弘戒法儀》一卷，盛傳戒法于江南；清初終南山超遠加以補充，成《傳授叁壇弘戒法儀》一書。見月弟子書玉弘律于杭州昭慶寺，撰《二部僧授戒儀式》及《羯磨儀式》，有了這些著作，傳戒的體製乃漸備。又清初廣東弘贊，著有《比丘受戒錄》和《比丘尼受戒錄》；樂山老人著有《增刪毗尼戒科》、智旭著有《重治毗尼事義集要》等書，俱行于世，爲各地傳戒時所依用。到了清末，湘僧長松以各地傳戒遵守戒科不一，謂“遵叁峰者不少，亦因樂山頗多，集吳越間專遵華山更廣矣”(《戒科刪補集要敘》)。因依毗尼刪補合輯《弘戒法儀》、《增補毗尼戒科》、《傳戒正範》諸本，成《戒科刪補集要》，盛行于湘鄂之間(葦舫《中國戒律宏傳概論》，見《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號)。
古代傳戒唯屬律宗寺院之事，近世禅寺教寺亦相率開壇傳戒。有些不定期傳戒的寺院，常于數月前分寄“報單”，實貼各寺山門，使遠近周知。
一般傳戒之法都是連受叁壇。凡新戒入寺求戒須交一定戒金，以充戒堂燈燭香花、戒牒、同戒錄等費用。登記後男女新戒分別編入戒堂。以叁人爲一組(叫做“一壇”)，次第編號，登壇受比丘戒時，即依此序而行；初壇沙彌戒和叁壇菩薩戒，皆另集體授受。每傳一壇戒法，事先都要經過隆重演習，稱爲演儀，然後正式傳戒。據《傳戒正範》所載：初壇授沙彌戒前請戒忏悔儀，有淨堂集衆法、通啓二師法、請戒開導法、驗衣缽法、露罪忏悔法、呈罪稱量法等。二壇授比丘戒前請戒忏悔儀，有明習儀法、請戒開導法、通白二師法、教衣缽法、審戒忏悔法等。叁壇授菩薩戒前請戒忏悔法，有通白二師法、請戒開導法、開示苦行法等。
初壇傳戒儀式，于法堂或其他適當場所舉行。至時鳴鍾集衆，待新戒齊集法堂，引禮作白教新戒請師開示。傳戒和尚即爲開導受十戒意義，並行叁歸羯磨。次爲說沙彌十戒戒相(沙彌尼同)，一一問以盡形壽能持否？衆答“依教奉行”，初壇告畢。
二壇傳戒儀式，在戒壇舉行。即爲比丘、比丘尼授具足戒。受戒之時，鳴鍾集新戒于法堂，迎請戒師入戒壇。十師入壇拈香禮佛畢，繞登壇上就座。傳戒和尚依律命羯磨師作單白羯磨，差教授師下壇與諸沙彌詢問遮難。教授師對新戒先說衣缽名相，隨問“今此衣缽是汝自己有否”？新戒答“有”，即向師白受衣法，再口誦偈咒，身著袈裟。然後教授師次第詢問十叁重難，及十六輕遮；新戒必須一一肯定回答。這是在受戒前實施審查受具者是否犯有衆罪以決定允許加入僧團的遺製。這時問的遮難，在戒律程式上爲預審，壇上正式受戒時，據此一一重問。
問畢，傳戒和尚即開導明授戒體法。次依白四羯磨(叁讀表決法)儀式，爲諸沙彌授比丘戒。受具足戒已，傳戒和尚又舉四重禁即淫、殺、盜、妄四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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