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或四不應作事，說明任犯一禁即失去比丘資格。比丘本(依用四分律)有二百五十條戒相，比丘尼有叁百四十八條戒相，俱以四重戒爲根本，故戒壇上只宣四重戒，其余枝葉戒相，命受具者下壇後學習。叁壇傳戒儀式，一般多就佛殿舉行(若新戒多，丹墀中亦可)。正中敷一高座，供本師釋迦牟尼佛位，左上高座供尊證師十方諸佛，羯磨師文殊菩薩，教授師彌勒菩薩及同學等侶十方菩薩位。右上高座候所請菩薩戒法師。受戒之日，鳴鍾集新戒于佛殿，請師入壇儀式與二壇略同。以前一般在受菩薩戒之前，和尚爲已受比丘、比丘尼戒者開示苦行之後，即令每人燃香于頂，或九炷(菩薩優婆塞、優婆夷)、或叁炷(菩薩沙彌)、或十二炷(菩薩比丘)，謂之燒香疤。燃香于頂之起源，相傳始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１２８８)，釋志德主天禧寺，每與七衆授戒，燃香于頂，指爲終身誓。此爲中國漢族佛徒燒香疤之始(見談玄《中國和尚受戒燒香疤考證》)。但燃頂之法爲羯磨所無。
大衆齊集，菩薩戒師即開導叁聚淨戒，即菩薩戒法：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次起座拈香作梵，二阿阇黎同音，教受戒者奉請釋迦如來爲得戒和尚，文殊師利菩薩爲羯磨阿阇黎，彌勒菩薩爲教授阿阇黎，十方一切如來爲尊證。繼之教以忏悔叁世罪業及發十四大願。最後依《梵網經》宣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若授在家菩薩，六重二十八輕)戒相，授受問答方式與受比丘戒時略同。儀式完畢，戒師作禮下座，新戒歸堂，叁壇完畢。
戒期完畢，由傳戒寺院發給“戒牒”及“同戒錄”。從前宋代僧尼出家時領取度牒(出家僧籍證明書)，受戒時領取戒牒(受戒證明書具有法律效力)，都由政府頒發。傳戒寺院只發一種“六念”。受戒時須呈驗度牒，才能受戒(《慶元條法事類》卷五十道釋令)。
到了明洪武永樂間(１３６８—１４２４)叁次下令，許僧俗受戒之人，抄白牒文隨身執照，凡遇關津把隘之處，驗實放行(見明如馨《經律戒相菩薩軌儀》)。戒牒的作用遂成爲僧尼旅行的護照。清初廢止度牒，僧尼出家漫無限製，各地亦傳戒頻繁，而戒牒改由傳戒寺院發給，其內容和形式遂極不一致了。
(林子青)
四 度牒
度牒是國家對于依法得到公度爲僧尼的所發給的證明文件(度是說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稱爲祠部牒，都是绫素錦素钿軸(北宋用紙，南宋改用絹，見《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叁》)，就是品官所用的綸诰(其實物在日本還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軸，那上面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系者的連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確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稅遙役。
宋贊甯據《唐續會要》載(會昌)六年(８４６)五月製：“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贊甯因《續會要》上文有天寶二年事，遂認六年爲天寶六年，而謂度僧給牒即從那時開始(《僧史略》卷中《管屬僧尼》條)這是錯誤的。武後延載元年(６９４)僧尼即隸祠部，故祠部給牒也不見得如《僧史略》所載是從天寶六年開始。度牒的發給與登記僧尼名籍有關，南北朝既已有僧籍，度牒也可能開始于唐代以前。不過它的發給究始于何年，現在還沒有定論。
自從北魏北周兩次摧毀佛教之後，直至唐初，全國僧尼還只有十萬左右(《廣弘明集》卷十二)顯慶六年(６６１)高宗于天官寺度僧二十人(《舊唐書》卷四《高宗本記》)。其後年有增加，中宗時尤甚：那時造寺費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者數十萬(《舊唐書》卷一百零一《辛替否傳》)，並且公主外戚都請度人爲僧尼，也有私出財造寺者，富戶強丁都設法避役，幾乎到處皆是(《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當時僧尼之冒濫，可想而知。玄宗即位，姚崇秉政，因僧惠範附太平公主亂政，即謀沙汰僧尼(《舊唐書》卷叁十七《五行志》)，雖未能徹底施行，而唐王朝對于度僧事宜，已開始重視。天寶重申祠部給牒之令，也還有限製出家人數和遴選出家人才之意。唯僧尼受牒必須納錢，因此度人爲僧，統治者也有好處。早在唐代中宗景龍二年(７０８)，就有賣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錢叁萬也可得度(《資治通鑒》卷二百零九)。後來政局不穩定，這種收益更覺有必要。如天寶十四年(７５５)，安祿山叛亂，軍費增多，政府財政支绌，就派人到太原去納錢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錢百萬缗，因此第二年又度僧道收赀(《癸巳存稿》卷十二)。肅宗至德元年(７５６)“彭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又“權賣官爵及度僧尼”(《舊唐書》卷十《肅宗本記》)，當時度牒費貴至百缗(《佛祖統紀》卷四十)。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財政逐漸穩定，大曆十四年(７７９)代宗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上)。其後綱紀隳弛，甚至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謀財利，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鸾無厭，當敬宗生辰那一月裏，即于泗州置僧壇度人以圖厚利，江淮百姓皆結隊渡淮(《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當時剃了頭發的人到達之後，各納二缗，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見《全唐文》卷七百零六《王智興度僧尼狀》)。此外各地類此情形的不一。
宋代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１０８４)著令度牒每道爲錢百叁十千，夔州路至叁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元祐間定價爲叁百千。南宋紹熙叁年(１１９２)定價爲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異常寬泛。如北宋神宗時“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企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貨志》)。這樣以度牒充青苗資本，限製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一類。神宗熙甯六年(１０７３)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這樣以度牒充市易本錢，防止大商人壟斷物價，穩定市場，並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二類。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縣”(《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熙甯叁年(１０７０)四月“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熙甯七年(１０７４)“八月丁醜賜環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赈漢番饑民”(同書同卷)。南宋孝宗乾道叁年(１１６７)八月“四川旱，賜製置司度牒四百，備赈濟”(《宋史》卷叁十四《孝宗本紀》)。次年(１１６８)綿漢等州饑“五月癸亥出度牒千道，續減四州科調”(同書同卷)。八年(１１７２)十二月“甲寅雨雹，以度僧牒募閩廣民入米”(同書卷叁十五《孝宗本紀》)。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七月“辛酉，江西湖南饑，給度僧牒鬻以籴米備赈粜”，“八月辛未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赈紹興府饑”(同書同卷)。這樣以度牒作赈饑之用，算是第叁類。北宋徽宗大觀元年(１１０７)閏十月二十六日诏：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禦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爲酬獎(《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南宋高宗建炎元年(１１２７)五月一日赦，暴露遺骸許所在寺院埋瘗，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禮部給度牒一道。紹興二年(１１３２)改爲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出處同上)。次年(１１３３)九月七日，陝西諸路都統製兼宣撫處置司都統製吳玠，母劉氏墳寺乞賜名額。诏以報功顯親院爲額，仍歲給度牒一道(同上)。乾道六年(１１７０)湖州馬墩鎮行者祝道誠收葬運河遺骸千二百六十有余，蒙賜度牒並給紫衣剃度(同上)。八年(１１７２)二月建康府僧普立童行彭普海“以管幹皇兄元懿太子道饡所香火已及叁年賜度牒一道”。五月饒州饑，僧紹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贍計五萬一千叁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煮粥供贍計叁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诏行者智修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同上)。九年(１１７３)叁月敘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感著，賜度牒一道披剃爲僧(同上)。這樣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節，算是第四類。南宋時期，軍事倥偬，財政支绌，朝廷還往往以度牒充軍費，如紹興九年(１１３９)八月乙醜“給新法度牒紫衣師號錢二百萬缗，付陝西市軍儲”(《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１１４１)宋金激戰于廬州，“叁月庚子朔張俊進鬻田及賣度牒錢六十叁萬缗助軍用”(同書同卷)。甯宗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正月，乙未“以度僧牒千給四川平費”(同書卷四十《甯宗本紀》)。理宗淳祐七年(１２４７)四月庚戌“出缗錢千萬，銀十五萬兩，祠牒千絹萬並戶部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同書卷四十叁《理宗本紀》)等都是，算是第五類。此外朝廷還以度牒經營商業，如北宋神宗熙甯七年(１０７４)“遣叁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劃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诏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領其事”(同書卷一百八十四《食貨志》)，算是第六類。後來朝廷還以度牒幫助改革幣製，如南宋光宗紹熙叁年(１１９２)“出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同書卷叁十六《光宗本紀》)，算是第七類。總之：宋朝一代，度牒可以作爲貨幣來應用。
度牒領得之後，可以免丁錢避遙役，保護赀産，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現象。因此豪強兼並之家，公然冒法，買賣度牒，從中取利，甚至有僞造度牒的(《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叁)。南宋時代，因疆域縮小，朝廷收入減少，所以在紹興十五年(１１４５)正月辛未，又命“僧道納免丁錢”(《宋史》卷叁十《高宗本紀》)。乾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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