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可的禅學思想傳自達摩，特別是達摩傳授給他的四卷《楞伽》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這個思想經過慧可的整理提倡，給學禅的人以較大的影響。
慧可又曾用詩句來表達他的禅學見解，他答向居士的函問說：“本迷摩尼是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余(涅槃)？”這是用簡明理路表達出來的禅意。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于深信一切衆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歸真，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生佛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從敦煌發現的禅宗文獻看來，其中有許多斷簡殘篇被認爲是慧可所說的法語。鈴木大拙所編《少室逸書》的《雜錄》第二之八十一至九十則，即是此類。其中第八十叁則關于“忏悔”的故事和《寶林傳》卷八所載唐房琯撰《叁祖僧璨碑文》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房琯的《僧璨碑文》，記僧璨請慧可爲他忏悔。慧可說：“將汝罪來，與汝忏悔。”僧璨覓罪不得。慧可就說：我已經爲你忏悔了！《少室逸書雜錄》第八十叁則的記載和上面的問答形式大體相同，只加上一句僧璨最後答慧可時說“罪無形相可得，知將何物來”而已。
後來宋《景德傳燈錄》卷叁即據此寫成這樣的一則公案。這種罪性本空的思想，成爲後世禅家最樂道的一種說法。由于僧璨有這個體會，慧可才傳法給他。
慧可著名的弟子是僧璨和僧那，但兩人在《續高僧傳》都沒有獨立的傳記，只在同《傳》卷叁十五《法沖傳》中說到禅宗的師承時，言可禅師後有璨禅師(即僧璨)、惠禅師、盛禅師、那老師、端禅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八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留下著述的有善禅師(出《楞伽抄》四卷)、豐禅師(《疏》五卷)、明禅師(《疏》五卷)、胡明師(《疏》五卷)。此外遠承慧可系統的有大聰師(出《楞伽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宏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等。
僧那，略稱那禅師。據《慧可傳》：他本是個儒家學者，年二十一歲時在東海(今山東)講《禮記》和《周易》，有弟子數百人。後來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北)，遇到慧可說法，即率領學生十人從他出家受道。(林子青)
二四 慧皎(４９７—５５４)
釋慧皎，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俗家的姓氏不詳，是梁代著名的佛教史學家。
他博通內外學，對于經律尤有研究。住會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每當春夏則講說弘法，秋冬則專心著述。他還曾住過宏普寺(在會稽)，有豐富的藏書，當時有名的藏書家梁元帝蕭繹任江州刺史時(５４０—５４７)，曾到他那裏來“搜聚篇翰”。那時候，涅槃學說由于梁武帝的提倡盛行，而持戒止殺之風也見重于當世，他著有《涅槃經義疏》十卷，又著有《梵網經疏》，這些著作都得到當時人的尊重，可惜早已亡佚。
他最大的貢獻是綜合了前人有關高僧的傳記，創造性地加以分類和編輯，成爲《高僧傳》十四卷，取材精審，義例明確，條理清晰，文采斐然，爲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他的生卒年月都不詳。現行本《高僧傳》末，有僧果的題記，說慧皎在梁末承聖二年(５５３)避侯景難，遷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廢講說。次年二月逝世，年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爲之經營，葬于廬山禅閣寺墓。僧果和慧恭都實有其人，見于《勝天王般若經序》。但是這段記載，不僅道宣的《續高僧傳》卷六《慧皎傳》中沒有提到，其前的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一，和其後的唐智旻《開元釋教錄》卷六，五代義楚的《釋氏六帖》卷十所記的慧皎事迹中也都沒有言及，可見他們都沒有看到這段題記；題記當爲後人所附入。(蘇晉仁)
二五 真谛(４９９—５６９)
真谛(梵名波羅木陀)，西印度優禅尼婆羅門族，原名拘那羅陀(華言親依)。少時博訪衆師，學通內外，尤精于大乘之說。他以弘道爲懷，泛海南遊，止于扶南國。梁武帝大同年間(５３５—５４５)，派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訪求名德和大乘諸論、《雜華》等經。彼國乃請真谛來華，谛欣然同意，帶著經論梵本二百四十夾，于中大同元年(５４６)八月到達南海郡(今廣東省南部)，當時他已年垂五十了。隨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５４８)八月才到建業，武帝深加敬禮，使住寶雲殿。方將從事翻譯，即發生侯景之亂，不果所願，乃往東行。太清四年(５５０)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縣令陸元哲迎住私宅，爲招集沙門寶瓊等二十余人，布置譯場，請他翻譯。是年十月起，始譯《十七地論》、《中論》等，不久因世亂中止。大寶叁年(５５２)，他應侯景之請回到建業，住于臺城，不久侯景兵敗東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聖，建業地方秩序逐漸恢複，他遷住正觀寺，和願禅師等二十余人，翻譯《金光明經》。其後，從承聖叁年到敬帝紹泰叁年(５５４—５５７)，他曆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寶田寺，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美業寺，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建興寺，還到過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陳武帝永定二年(５５８)，他再到豫章，住棲隱寺，又轉往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住佛力寺。在這一時期內，他轉徙各地，生活極不安定，但仍隨方翻譯講習，未嘗中止。雖年已六十，仍與前梁法侶僧宗、法准、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諸經論。逾二載，于文帝天嘉二年(５６１)，從晉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廣東省惠陽一帶)，住建造寺譯講《解節經》等。叁年(５６２)九月，譯事事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擬還本國，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飄回廣州。刺史歐陽頠請他爲菩薩戒師，迎住製旨寺。天嘉四年(５６３)，他應慧恺、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５６４)又譯講《俱舍論》。天康元年(５６６)二月他應慧恺、僧忍之請，于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光大元年(５６７)，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爲僧宗、法准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二年(５６８)，在南海郡應法泰之請，譯講《律二十二明了論》。是時慧恺在智慧寺代真谛爲僧宗、道尼、智□等同門二十余人及其他學士七十余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谛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盡，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八月，慧恺講《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谛爲之大恸，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特地邀集道尼、智□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他並接著講《俱舍論》，講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宣帝太建元年(５６９)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編爲部軸。真谛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儉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奮禀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笃實的學風。及真谛殁後，弟子們分歸各地，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真谛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甯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爲同時諸譯師所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曆代叁寶記》所載共四十八部、二百叁十二卷(內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爲叁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從真谛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像《決定藏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分，《叁無性論》相當于《顯揚聖教論》的《成無性品》，《解節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谛相》二品，《轉識論》相當于《唯識叁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的。他學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後，才應道俗懇請而翻出的；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覆講解，並特囑弟子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摯之忱和鄭重其事的態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于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重點之所在。
真谛生于西印優禅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後所譯的《律二十二明了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了論》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３８１)來華的竺昙無蘭所譯的《離欲優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４３１)由南海阇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又在真谛所譯的《部執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于其他漢、藏譯本的“叁種假”、“一切衆生有二種失”等十余條執義。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谛曾受過正量部教養的色彩。此外，他還譯出《婆薮槃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論》二卷，對于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至于舊傳真谛曾譯《大乘起信論》二卷，此蓋出于後人的僞托。在真谛殁後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衆經目錄》，即說“勘《真谛錄》無此論”，而列之于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征，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亦與真谛學說厘然有別，故不能作爲真譯譯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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