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社會運動

　　釋昭慧

　　一、前言

　　 筆者以一介佛教比丘尼，從事社會運動，行之有年，從未離開“爭議性人物”之角色。爭議性，大概就是社會運動者的宿命吧！許多佛教徒與社會人士都認爲：出家人就是要修心養性，參禅念佛，何苦沾惹俗塵？也有人雖認可佛弟子之社會關懷，但這所謂的“社會關懷”，似乎也只止于“慈善救濟”，可見其行動之正當性，有待闡述。

　　 什麼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就佛法觀點而言，社會運動有沒有意義？社會運動是不是可以用佛教所擅長的“慈善救濟”以取代之？如果無可取代，那麼，佛教從事社會運動，其理論基礎何在？行動可以如何因應配合？這些，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在本文中，筆者以佛教徒爲主的“關懷生命協會”爲例，陳述佛教參與社會運動可能的著力點與操作法。

　　二、社會運動與佛教

　　 什麼是社會運動？簡單地說，即是針對既有的體製(這個體製包括了政策和法律)以及思想(包括由慣性思考所産生的行爲模式)，作一番體製改革與思想革命的運動。這種運動，通常是由一人或少數人啓其端，終極目標是將運動訴求具體化而成爲新法製、新政策，或是形成新的思想風潮。

　　在此我們看到了佛教從事社會運動的正當性！

　　 第一、佛陀也是一位社會運動者。在四姓階級如此嚴密的古代印度，他可以公然反對種姓歧視，並且在製度面落實“衆生平等”的佛法理念，而促使進入僧團的人，不論階級，一律平等；當時殺生祭祀的風氣很盛，他可以無畏于民意主流的勢力，而再叁強調：祭祀是完全沒有效果的，只會增加屠戮生靈的惡業而已。他四十五年的說法生涯，其實就是在面對既有的社會偏見、既有的錯誤思想、既有的惡劣行爲，作溫和而堅定的觀念挑戰，這絕對不只是個人的修心養性，而已是一種社會運動。

　　 第二、大乘佛教強調“嚴淨國土，成熟有情”，這已是將“護生”的佛法精神具體化的行動綱領。一個以創設淨土、嘉惠衆生爲理想的宗教，面對有害于生態環境或衆生的思想與製度，如何可以緘默無言，只管打坐？

　　 有時候，社會運動雖在長時間內只是“非主流思想”與“在野政見”，卻也會辯證性地使主流思想與法律、政策，産生某種程度的質變與量變。換句話說，社會運動與社會的主流思想、製度，雖然存在著某種緊張性，卻不必然是絕對的零和關系。佛教思想在儒家爲主流的中國，內化成爲中國文化的過程，正是如此。

　　叁、社會運動的體製改造

　　 社會秩序之所以得以維持，是因爲有成文法製或不成文的社會慣例，在作監督與調節，有各種的政策在執行、推動，我們不能說：這些法製、慣例或政策是一無是處的，但是，此中必然有一些極不合理或不盡合理的地方——它們可能一開始就已因照顧少數人之利益(乃至侵損其他衆生之利益)而顯得極不合理，也有可能原先尚稱合理，但在因緣變遷以後，就呈現其不合理處。那麼，由誰來改變這些不合理的現狀呢？由社會運動！在民主政治的機製中，這樣的社會運動，經常是透過各種訴求主題不同的非官方組織(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形成各種壓力團體，進而影響法律與政策之製訂。

　　 解嚴以後的臺灣，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自以學者專家冷靜的專業知識，結合熱情的同願同行者，形成許多具足民意基礎(或是強勢少數)之NGO組織，逼令政府與民代不得不接受挑戰，而做出符合民意趨向(從而也符合自己的選票利益)之回應。

　　 舉例而言：在臺灣，過往的“民法親屬篇”，顯然反映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對女性缺乏對等的尊重與保障。然而透過婦女運動者持久不懈的努力，如今終于修訂了新法。又如：透過教改運動的持續努力，教育部終于擺脫老大心態，而將許多運動訴求，逐步化約成了教改政策。像這兩項運動，前者豈不正好符合“衆生平等”的教義？後者豈不與佛陀教育的“覺者”精神遙相呼應？可惜的是：佛教徒雖有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者，卻不見佛教團體對婦運的訴求，有什麼樣的聲援。四一○教改運動，則在黃武雄教授的力邀之下，本人與佛教弘誓學院師生，曾經共襄盛舉。

　　 再如：筆者所創會的關懷生命協會，曾經串連國內的動物保護與環保生態團體，共同組成“生態保育聯盟”，也曾于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強力串連國外之同屬性團體，對行政部門施以壓力，對立法委員展開遊說，從而使立法院通過了民間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這遠比原官方版帶給野生動物更大的生存空間。有鑒于野生動物以外的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特別是流浪犬)、實驗動物，猶在深钜的苦難之中，毫無法律保障，關懷生命協會于是又極力推動“動物保護法”，而經過四年之奮鬥，該法案也終于在去(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于立法院叁讀通過。其中特別是第十條的“反賭馬條款”，它使得臺灣成爲全世界第一個透過立法而禁止賭馬的國家。

　　 這兩項法案，都有佛教的人道思想之溶入，也都透過佛教徒的主導，凝聚民意力量，而成功地對抗了官僚體系、業者與財團的惡勢力，減輕了臺灣動物乃至人民的潛在共業。

　　四、社會運動的思想改造

　　 社會運動的另一工程是思想改造。社會既有的風俗習慣與思想文化，是每一個族群或社群，曆經長遠的時空歲月，而培養出來的默契和共識，但是這些族群或社群，往往也會因爲他們本位主義的“我我所執”，而形成視野或胸襟的局限，以及情感的好惡，于是存在著許多的錯誤觀念，乃至于對“他群”的偏見，諸如：各種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動物歧視的意識形態，這些如果沒有改變，會明顯或隱約地傷害族群間的和諧，或傷害族群內部弱勢者的生命尊嚴，乃至生存權益。然而這又要透過什麼方法給予改變呢？透過社會運動！

　　 舉一個佛教深受其害的案例而言：一般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對僧尼都存有一種成見，認爲他們是逃塵避世的，是失戀、失意或婚姻不美滿，而只好“遁入空門”的；這就是來自于家族本位的儒家文化所産生的社會偏見。自一九八七年開始，筆者常常透過各種傳播管道，與社會對話，堅決地要求社會：務必要改變這種對僧尼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並使其明白：出家所須受到的考驗，遠超乎在家人；心志不堅者無以接受這種身心磨練。這並非心性軟弱、逃避現實的人，所堪忍的生活方式。

　　 爲何如此不厭其煩，一再糾正這種偏見？原來，社會偏見如果沒有辦法積極去除，則其必然會影響到世人對僧尼的觀感。當世人對僧尼有著“逃塵避世”的成見，懷著輕慢心來看待他們時，僧尼哪有可能正常發揮“令正法久住”的功能？這樣，佛法在人間的推動，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五、由少數“先知”到多數“民意”

　　 社會運動來自一群有思辨反省力與道德自覺力的人，他們本身未必是錯誤思想或製度的受害人，但是基于良知的反省，倘覺得在思想(乃至于詞彙的表達)上、在製度上，既有的現狀，對某些族群或衆生，造成極大的生理或心理傷害，不符合仁慈、公正的原則，他們就會試圖改變現狀。起初甚至只有一、二人啓其端，而顯得“先知寂寞”，然而只要他們不屈不撓，不斷地將理念傳遞出去，自可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感召到少數共願同行者，到後來逐漸說服普羅大衆，終成爲新的社會共識。

　　 也因此，社會運動者當然不是要“孤芳自賞”，好讓他所標示的鹄的，永遠顯得“高處不勝寒”，而是要集結強大的民意，而形成普羅大衆皆能接受的新思潮或新法製。但是一開始，民意絕對不是站在他這邊的，這是由于社會運動具有一種“顛覆傳統慣性思考與行爲模式”的特質，使得它在起步發動時，與奮鬥過程中，必然要面對內外勢力的敵視、抨擊乃至圍剿。這就是爲什麼筆者會在本文開頭說道：“爭議性，大概就是社會運動者的宿命吧！”

　　 這時，社會運動者如果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我”智慧與剛強意志，放不下身段，對于稱譏毀譽無法釋懷，對于威脅利誘無法抗拒，當然極有可能噤聲于現有“民意”的強大力量，甚至流于“媚俗”之途。

　　 因此，雖然終極目標是成就新的社會共識，衡諸過往社會運動成功之例，它確實是可以不待此一訴求成爲多數民意，只因少數人之堅持，而宣告成功的。

　　 舉例而言，華人動不動就叫原住民爲“番仔”，叫外國人爲“鬼仔”，辱慢其他族群的情緒，流露在語言之間，這就將社會偏見根深蒂固地透過慣用語傳遞下去，而且令受害者幾乎永世不得翻身。臺灣的原住民基于某種對語意聯想的不快，堅持要求漢民族：不可以稱他們作“蕃仔”或“山胞”，而要改稱“原住民”。這原是原住民少部分人的力量，結合了漢民族部分有良知、有道德感的知識份子，透過輿論的傳播，使大家産生共識：“不可以用別人不愉快的稱謂稱呼對方！”此一由少數人發起的“正名運動”，正是成功的社運範例，如今在臺灣，已罕見“山胞”的稱謂，更少人敢冒“用別人不愉快的稱謂稱呼對方”之大不韪了。

　　 同樣是對稱謂的“感冒”，華人對佛教女出家人老是愛稱作“尼姑”，筆者就積十年之久，不斷提倡正名運動，捉住任何機會，請他們改稱作“比丘尼”或“尼師”，這不是對于假名言相有何執著，而是嚴厲譴責“尼姑”二字所涵藏的暧昧與歧視。老實說：“尼”與“姑”二字拆開來看，均無不敬之意，但合在一起，會讓比丘尼們産生深刻的不快，就是因爲其語意已透出歧視佛教女性的氣息。

　　六、社會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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