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情形確是這樣。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應當贊歎出家人，有居士當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這樣答複！
據說：天津在試辦廢廟興學的時候，伽藍菩薩還顯過靈驗。當地人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舉出來若幹人爲委員。在委員之中，又推出來叁個主任委員，一個正主任委員，兩個副主任委員。會後決議立學堂，佛像拉倒，僧人趕跑，並借此機會，大設宴席，相對暢飲。有一次開會，席間正主任委員，也是當地有名耆紳，出來小圊，忽然倒地下沒氣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裏，問他「怎樣？」他說：「不好！我看周倉爺從屋裏出來，氣憤憤的呵聲，『我讓你拆廟！』說著一刀砍在我腰裏，把我吹倒了……」再往下問時，什麼話也不說，像得羊羔瘋一樣，口裏直吐白沫，露兩個大白眼珠子，大夥忙把他擡回家去，夜間不治而死。所有當地紳董和一些拆廟委員們，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嚇得打抖擻。接著第二位紳董(副主任委員)夜間也看見關夫子派周倉去了，他正在堂屋門口站著，忽然一聲「哎呀！周倉爺來殺我，我以後不拆廟了……」說著倒地下沒氣了！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員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紳董，因他和死去的那兩位是一正兩副，都是主任委員。他看那兩位，因做壞良心違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現時的報應，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裏很害怕！于是預備不在家，到天後宮娘娘廟去躲避，免得周倉爺再找來。早晨起來，這位紳董，對家裏人沒言語，悄悄走出來，拐彎抹角，恐怕人看見。可巧走到半道時，對面來一人，這人不是別人，是他們拆廟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兩人打對頭越走越近，躲避也來不及。見面後，這位委員首先問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閑來溜達溜達。」面上還佯作很沈靜的樣子。接著那位委員很驚懼的又問：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問了一句「有什麼事？」
「咳！」委員說：「不幸得很！大概因爲做虧心事啦！不然或許爲拆廟逐僧辦學堂，觸犯天怒，昨天頭二紳董都被周倉爺顯靈砍死了！」
「真的嗎？」
「這還能說瞎話不成！」說著第叁位紳董—副主任委員，一陣頭昏也倒地下沒氣了。他本來欲到天後宮娘娘廟去躲，不想卻死在半道。這位委員嚇的已是魂不附體，趕緊給他家裏去送訊。以後那些主張拆廟的人，見來頭不好，種種事情不順序，自動把委員會解散了。從此拆廟逐僧之風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廟子都被他們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點，外邊有聯絡，沒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沒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隊、警察、占用了，出家人多賃房子住，以買賣式經忏應酬爲生活。
一九叁四年，甲戌，天津居士們，組織甲戌講經會，請法師講經。那時曾提議請能海老法師在天津住持修廟，後來不知因什麼緣故不成熟，遂作罷論。
一九叁五年，我正在青島湛山寺料理修講堂齋堂，天津甲戌講經會，請我去天津，講一部楞嚴經。時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議在天津修廟，不過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說完之後，並沒去進行，事情遂擱下了。
一九四0年，我又去天津講經，有周叔迦、靳雲鵬、龔心湛、王紹賢、劉鶴齡、劉子明、趙化民、張伯齡、李唐民、等諸位居士發起，在天津修廟。原因天津雖是一個人文會萃的大商埠，毂南北交通，並沒一個十方叢林，致使十方過往僧人，無一挂單休憩之所，很爲遺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廟之議。那時並沒預備修大悲院，居士們領我看好幾處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經大家商妥，擇定天津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原是傳法叢林，荒涼已久，)爲複興十方叢林地址。當經諸居士，與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後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給我來一封信，把意思說明，過後，我們在天津見面會談，他很同意把大悲院複興爲十方，並言明如果我去複興時，他把廟完全交出來，只要有他當輩的吃住，其他什麼事不再問；可是如果別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關于修廟的事，我在別處已經經過好多次，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經七十多歲的人，一提到修廟就發怵！當時我曾寫信堅辭，當面也辭過若幹次，也曾經介紹過別位大德，去天津經營建修，但都沒獲允許；而且別人去時，禹山和尚的廟不往外交，對人信不極。諸位居士，也激勵我，說天津是你的家鄉，應當在這裏修起個廟來。時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國佛教學院，屢屢來函邀請，在此盛情難卻之下，我乃答應了。當時我曾這樣想，我已這麼大年紀，窮和尚哪裏有錢修廟，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過我做一個撮合人，把各種力量集中起來，把各種因緣和合起來，就算我對大衆的責任盡到了。
(二)經過
大悲院，原是十方傳法叢林，清康熙八年創修，有一百多間房子。裏面住兩位出家人，有禹山和尚的一位同參，另外雇一個老夥計，共叁個人，自己住幾間屋子，其余房子，讓法院占去一部分，消防隊占去一部分，警察所占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強占，亂七八糟一個大雜院。一九四0年修廟事說妥後，一九四一年，讓院裏的人往外遷移。不過他們都在那裏住好多年，馬上讓他們往外搬，事實上很困難。幸而有靳、龔、周、諸居士出面爲力，請天津主管當局，各方面想辦法，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這也是該當大悲院有複興的機會。
一九四二年春、大家開始湊款，並拆除院內不需要的舊房子。一九四叁年，推等慈爲大悲院第一任住持，代我在天津監修。利用舊有木料先修後大殿五間(即大悲殿)兩邊配房各九間，共二十叁間。那時准備券已很毛，米面等，約需一元多一斤。後殿修起後，共費二十一萬余元。末了因物價陡漲，拉五萬元虧空還不上。發起修廟的人，找誰誰不來，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帳，今天應到明天，明天應到後天，兩下打支應。本來修廟是大家的事，這一來要陷我窮和尚在裏面作難了。講完經後，去找靳雲鵬居士，他說給想法募化，當時我想如果叁千兩千，把這筆款湊起來，也須很多日子，還不知能湊齊湊不齊，仍然應不過這個難關去。以後我把這情形寫一封信，給劉子明和王紹賢兩位居士。劉子明是大康鹽業公司總經理，王紹賢是上海鹽業銀行總經理，他們兩個人對辦善事很發心，而且對錢的方面也很慷慨。
劉子明接到我的信後，和王紹賢商議：「修廟是天津各位居士發起的，修起廟來也是天津的，倓虛法師已竟這麼大年紀，無論如何，爲了幾萬元款，不能讓人在這兒作難。」末了他兩個人每人擔任兩萬伍，把這個難關當過去了。
一九四四年，又修起前殿、(即天王殿)叁門。所用的磚瓦木料，都是趙化民居士自捐；並外募十數萬元早買下的。臨時由劉元忠、閻棟臣、兩位居士湊十幾萬工錢，很順利的就修起來了。
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常鬧腸胃病，拉痢疾。四叁年時病的很厲害！自己開藥方吃藥，亦時愈時發，往往耽誤的連課也不能上。四四年冬，腸胃病複發，直至四五年冬，病的差不多要死。幸得林耕宇居士，介紹一日本醫生尾河，給診治。每天吃六次藥，打一次針，禁語，拒見賓客，養了半年多，才漸漸的恢複；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誤下了。
四五年，我因鬧病，耽誤了一年。四六年春天，我病雖愈仍未複元，本來不能再出門。但天津諸位居士，屢次來信催促，似乎大悲院之成與不成，全系在我身上，大家拿高帽子來給我帶；當時我也因天津還有諸多事情未了，帶半身病就去了。
七月十九，乘飛機(因當時別的交通已斷絕)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見，預備修大悲院大殿。當時和周叔迦、劉子明、王紹賢、等幾位居士商談進行辦法，我把動工的情形，也大致計劃了一下。不過在天津辦事，事實上很困難，因那裏情形很複雜，諸多意見分歧，很難把各方意見溶冶到一塊去。往往爲了進行某種事情，這個人著手辦理，那個人就在一邊袖手旁觀，這樣只有苦了當中辦事人。
修大殿的原來計劃，是把各項捐款湊起再動工，可是，時局一天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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