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教

　　作者：林子青

　　清代佛教是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叁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對于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製度，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禮部考選，吏部委任。各州府縣僧官，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報送禮部受職。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無異(康熙《大清會典》卷七十一)。

　　清初對于寺廟僧尼悉有限製。順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內外擅造寺廟佛像，造寺須經過禮部允許。已有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也不許私度僧尼。對于僧道，一律官給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來，對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規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後，隨著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數也有增加，一時難于查補給牒，因之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給度牒製度。此項政令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初寺廟僧尼數字，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叁處，小寺六千四百零九處；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衆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衆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廟共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合計十一萬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 )至四年(1739)止，共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叁十四萬零一百一十二紙，並令師徒相傳，不必再發。其後私度的人漸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廢止給牒。至清末時，全國僧尼約有八十萬人(太虛《整理僧伽製度論》)。

　　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太宗時(1627—1643)，盛京(今沈陽)方面已開始和當時西藏的DL喇嘛第五世(1617—1682 )建立關系。世祖順治九年(1652)DL第五世應請入京，受清朝冊封。世祖又好參禅，先召京師海會寺憨璞性聰(1610—1666)說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 )、木陳道忞(1596—1674)等入京說法。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 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相隨入

　　，也各助傳教。通琇後又入京，世祖命選僧一千五百人從他受戒，尊爲玉林國師，以表示他對漢地佛教的推崇(《普濟玉林國師語錄年譜》卷下)。其次聖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賦詩題字，撰製碑文，對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與禅僧往來，自號圓明居士，輯古德參禅語要，成《禦選語錄》十九卷，以禅門宗匠自居。又從章嘉國師參學。清朝對于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非常重視，于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務。乾隆五十八年(1793)製定章程二十九條(即《欽定章程》)，確定了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製度。所有西藏地區寺廟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譯經，主要是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雍正初年北京黃寺土觀呼圖克圖第一世奉命將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爲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譯成蒙文丹珠爾全部。乾隆叁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 —1790 )又譯藏文大藏爲滿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附撰《造像量度經引》及《續補》各一卷；《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各一卷；稍後阿旺劄什繼譯《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各一卷；嘎蔔楚薩木丹達爾吉譯《極樂願文》一卷、薩穆丹達爾吉譯《釋迦佛贊》一卷。

　　清代的刻經事業，在順治、康熙(1644 —1722)年間，民間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于嘉興楞嚴寺，當時發行的有《續藏經》九十函，二百叁十七部，《又續藏經》四十叁函，一百八十九部(見1920年北京刻《嘉興藏》目錄)，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興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遊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清代官版藏經之刊行，始于世宗時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開藏經館，延請博通教義的僧人于北京賢良寺校閱編稿。正式開刊始于雍正十叁年(1735)二月，至乾隆叁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後曆時四年，稱爲《龍藏》。內容系據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經論義疏及禅宗語錄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種七十叁卷。總理藏經事務者爲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加監造、校閱人員共七十余人(《大清叁藏聖教目錄》)。版本形式爲梵夾本，國內名山大刹多請置，並建藏經樓貯藏。全部經版，現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經甘珠爾(乾隆初略有修補)。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爾，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經》。後又續成《滿文藏經》。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經版于1900年毀于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之手。

　　清代從道光以後，國勢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經典的校刻與流通，有助于佛教的傳播。先是鄭學川(1826—1880 )于同治五年(1866)在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他自己即在這一年出家，法號妙空。以後他又創立蘇州、常熟、杭州、如臯四個刻經處，前後十五年間，所刊佛經近叁千卷。楊文會(1837—1911)字仁山，初時對鄭學川在揚州的刻經事業，極力護持，並募財相助。後在南京自創金陵刻經處，從事校刊佛典。光緒四年(1878)他隨曾紀澤到過英法，于倫敦認識日僧南條文雄(1849 —1927)，知道中國唐宋間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歸國以後，即托南條在日本搜購古逸經論撰述二百余種。前後刻成經典叁千余卷，並圖像多種。到了清末宣統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 —1921)得羅迦陵之助，與黎端甫、汪德淵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書院《縮刷大藏經》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頻伽精舍刊行，號《頻伽大藏經》。

　　清代佛教宗派，繼承著明末的遺緒，仍以禅宗爲最盛，淨土次之，天臺、華嚴，律宗、法相等又次之。

　　清初禅宗，有臨濟的天童、磬山二系和曹洞的壽昌、雲門二系相對峙。天童密雲一系，以漢月法藏(1537—1635 )、費隱通容(1593 —1661 )、木陳道忞(1596 —1674)、破山海明(1597 —1665)四支爲最蕃衍。法藏開法叁峰(江蘇常熟)，門徒最盛，後繼者有杭州靈隱具德弘禮(1600—1667)、蘇州靈岩繼起弘儲等。弘禮門下，出有晦山戒顯、碩揆原志等，各傳禅道于吳楚。弘儲曆主浙江大刹，廣受缁素皈依。他的門下金賦原直住南嶽和德山(湖南常德)，楚奕原豫住潭州雲蓋山，靈岩之道，遂大行于湖南。通容曆主福嚴(浙江石門)、黃檗(福建福清)諸大刹，他的法系傳入福建，門下出有隱元隆琦和亘信行彌。隱元(1592—1673 )晚年應請東渡日本，成爲日本黃檗宗的開祖。亘信(1603 —1659)曆主雪峰和南山，大扇宗風于閩南。其徒如幻超弘(1605 —1678)住泉州小雪峰，被稱爲一方宗匠。道(忞)繼密雲主持天童，應召入京說法，受清世祖禮遇。海明門下出有丈雪通醉，其法系盛行于四川、貴州，至今傳承不絕。磬山天隱門下一系，出有箬庵通問與玉林通琇等。通問開法杭州理安寺，後主鎮江金山，成爲清初以後禅宗最盛一系。通琇自武康報恩寺應請入京傳戒後，名重朝野。晚年開法浙江西天目山，所居號禅源寺，一時稱爲法窟。

　　壽昌(在江西新城今黎川縣)、雲門(在浙江紹興)二寺，在明末並稱爲曹洞中興道場。入清以後，壽昌慧經的法嗣無異元來、永覺元賢、晦臺元鏡等，各振一方。元來住江西博山，其道大行。門下出宗寶道獨、棲壑道丘、星朗道雄等，分傳曹洞禅法于嶺南和江北。道獨門下出剩人函可(1611—1659 )、與天然函昰(1608 —1685)等。函可以弘法罹難，充配沈陽，開法于千山。天然爲廣東一大宗匠，明朝亡後，遺民士子多從他披剃。道丘(1586—1658)開山鼎湖，其法系在摻弘贊、迹刪成鹫等，皆一時名德。道雄(1598—1673)住安徽廬江冶父寺，鼓揚洞上宗風，著有《教外直指》。元賢(1578—1657)重興福州鼓山，法嗣爲霖、道霈繼之，講學刻經，頗爲曹洞生色。元鏡弘禅于建陽東苑，門下出覺浪道盛，開法于南京天界寺，其法系頗爲繁榮。

　　紹興雲門一系，自湛然圓澄以後，其勢力頗足與臨濟的天童一系相颉颃。圓澄門下出石雨明方、叁宜明盂、瑞白明雪，在清初均爲有名宗匠。明方門下的遠門淨柱、位中淨符，明盂門下的俍亭淨挺、西遁淨超，明雪門下的百愚淨斯等，都是很有名的禅宿。

　　太平天國以後，金山、高旻、天童、天甯，號爲禅宗四大叢林。道華清澄的法嗣月溪顯谛與觀心顯慧(許樾身《觀心大師塔銘》)先後重興鎮江金山。其後，大定密源(1824—190)、常靜密傳、性蓮密法、隱儒密藏，相繼整肅禅規，宗風大振。金山遂成爲中國的禅宗首刹。揚州高旻寺，自清初天慧實徹(？—1735)經昭月了貞、寶林達珍至楚泉全振(1861—？)，其禅規整肅，與金山齊名。常州天甯寺，清初原爲律宗道場，自大曉實徹(1685—1757 )改爲禅宗，至冶開清镕(1850 —1920)繼主法席，宗風大盛。冶開與宜興海會寺妙參清虛、南京香林寺濟南清然、揚州高旻寺楚泉全振、蘇州西園寺廣慧圓德，同稱爲清末江南宗門五老。重興甯波天童寺的寄禅以及湖…

《清代佛教》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