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從隋文帝開皇元年( 581 )到恭帝義甯二年(618 )中國隋王朝一代叁十七年間的佛教。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兩朝，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形成了劃一時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爲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昙延力請興複佛教不無關系。他首先下令修複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 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傳播。在度僧方面，他于開皇十年(590 )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余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昙遷傳》)。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爲大興善寺。又令在五嶽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曆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禅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叁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叁)。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後共叁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叁日，令全國叁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昙遷等叁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 )，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國五十叁州入函立塔。第叁次是仁壽四年(604 )，也是在佛誕日，令在叁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舍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爲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 )，建造金、銅、檀香、夾纻、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余軀(《辯正論》卷叁)。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 )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叁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叁千八百五十叁部(《辯正論》卷叁)。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製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于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爲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叁藏法師，七年(587 )又命昙遷爲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 )又诏靈裕爲國統。至于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置。
文帝對于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爲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爲五衆：一、涅槃衆，二、地論衆，叁、大論衆，四、講律衆，五、禅門衆。每衆立一“衆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槃衆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衆主慧遷、靈璨；大論衆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衆主洪遵；禅門衆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衆(《續高僧傳. 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诃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衆教讀經法主，從事學衆的教導(見《曆代叁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爲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爲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爲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 )爲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並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禅、日嚴、香臺等寺，又舍九宮爲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爲僧尼。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製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叁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炀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 )滅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于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于戰火，“鍾梵響辍，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後來楊廣做了皇帝，于大業叁年(607 )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于大業五年(609)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製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叁卷。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于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舍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阇那于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譯經，周武帝毀滅佛教時，被迫回國，中途爲突厥所留，開皇四年，文帝應昙延等叁十余人之請，遣使延請他東來，住在大興善寺，從事傳譯。開皇五年到仁壽末年(604 )，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並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的缺品等共叁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達摩笈多(？—619)于開皇十年遊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譯師五人，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國沙門參預達摩阇那、達摩笈多等的譯事者有彥琮(557 —610)，他記錄笈多遊曆西域各國的見聞，著爲《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谙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長安，住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 )，文帝使撰《衆經目錄》，又將《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爲梵文。大業二年(606 )，住翻經館，披閱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昆侖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並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此外他還著有《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等。又爲譯諸經作序。彥琮並論定翻譯的楷式，有“十條
八備”之說。
前代譯經既多，入隋又增新譯。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衆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此錄分《別錄》與《總錄》。《別錄》以大、小乘經、律、論爲六門，分作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僞妄六類；又抄集、傳記、著述叁門，各分作西域、此方二類；《總錄》則統計其部數、卷數。此書是一部有組織而且分類較精的經錄。另外，翻經學士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 )撰《曆代叁寶紀》(又稱《隋開皇叁寶錄》)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其內容初爲《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時事于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爲《代錄》，列敘各朝代譯人所譯經典的部數、卷數及其重要事迹；後爲大乘、小乘“入藏”經、律、論目錄，各以有譯、失譯分類。此錄在現存經錄中，內容繁博，誤謬也最多。又彥琮等翻經沙
門及學士在仁壽二年奉令撰《衆經目錄》五卷，分單本(即一譯)、重譯(即異譯，各列大小經律論的目錄，附賢聖集傳)、別生、疑僞、缺本五類，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准，一直影響到後世。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彙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臺宗的智顗，叁論宗的吉藏，都可爲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叁階教也屬于這個類型。
慧遠(523 —592)的主要學說見于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淨聚》、《雜聚》(此聚已佚)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昙》、《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槃》。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昙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槃》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爲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而緣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爲後世華嚴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 —597)是天臺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裏舉出以《法華經》爲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爲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叁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叁谛”、“一念叁千”的新義。一心叁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叁谛，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爲叁谛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爲標准，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爲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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