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衆生、國土叁種世間，這樣重疊計算，有叁千諸法，皆于一念中有

　　具足之義，此即一念叁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爲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叁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叁論一大宗派。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注疏及《叁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谛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發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诃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産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爲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叁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叁階”，以爲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衆生，這都到了第叁階時期。此時衆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叁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斷叁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又北地攝論師的興起，也在隋文帝時代，如昙遷的著述中有《九識章》專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會“無相思塵”的大旨，因而《攝論》的學說仍爲一般佛教界所講習。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門，曾于長安的西南設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師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給，以爲提倡，遂大開以習禅爲重點的風氣。特別是昙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爲期。”真慧(569 —615 )，“創築禅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創立禅林，曉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願、持律等也通行。還有致力于社會事業的，如僧淵(519 —602)鑒于渡錦江而溺斃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設飛橋。法純(519 —603 )微行市裏，或代人傭作，或爲僧俗洗補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糞穢，或爲僧徒劈柴擔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時周

　　給。慧達(524 —610)建大藥藏，需者便給。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衆中，有一種稱爲“義邑”(又作“邑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系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這是因爲隋代複興佛教，造像的風氣淩駕前代，義邑的組織相當發達。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達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幹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教養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義邑與法社都期望往生淨土。關于實際修行，則二者重視戒律而外，法社並偏重修禅。

　　在這時期，還有一種依佛製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願等時節舉行，如文帝于開皇八年(588 )昙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于終南山焚化地設叁千僧齋。仁壽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等。其次，炀帝爲晉王時，于開皇十一年迎請智顗到揚州，爲設千僧會，受菩薩戒；智顗于開皇十七年入寂時，遣司馬王弘到天臺山設千僧齋；又于大業元年智顗的忌日設千僧齋等。此外開皇十四年，武衛將軍索和業舍宅爲寺時，沙門法藏(548 —629 )率衆精勤行道，設萬僧齋。又沙門玄琬(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誕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養悲田、敬田。又大業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門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舉行

　　大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都可觀。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爲尤著。他們的畫法有些類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畫。隋代佛教的建築，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聖寺爲最宏偉。特別是東禅定寺“駕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闾等宮阙，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昙遷傳》)。隋代的石窟藝術，也有很大的建造。像靈祐在開皇九年所鑿造的那羅延窟爲最著名。靈祐經過周武帝的法難，爲了預防佛法滅盡，于開皇九年入寶山(屬河南安陽縣)開鑿石

　　窟。在窟內雕造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叁佛的坐像，並镂刻釋迦牟尼佛等叁十五佛及過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羅及那羅延神王，並镂刻《歎叁寶偈》、《法華》、《勝鬘》、《大集》、《涅槃》等經偈文。更在入口的內壁刻有《大集經.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經》等。此外所開鑿的石窟，還有山東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雲崗、龍門、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續有開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銅像、玉石像、錘()塗金像等，遺留到晚近的爲數也不少。大抵頂作螺發，面貌柔和圓滿，衣褶置重寫實，流麗柔巧。還有大業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又作智苑，？—639 )，也爲預防法滅，發願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來。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裏大房山的白帶山(又名石經山)

　　開鑿岩壁爲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經。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裏面。每一間石室藏滿，就用石頭堵門，並融鐵汁把它封锢起來。到唐貞觀五年(631 )，《大涅槃經》才告成。這便是房山石經的發轫。

　　隋代佛教的流傳還遠及于四鄰諸國，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新羅在陳末隋初陸續有僧人智明、圓光、昙育及惠文等來中國研習佛法，並先後學成歸國。又文帝在仁壽中分布舍利起塔時，高麗、百濟、新羅叁國的使者各請舍利一枚，于本國起塔供養。特別是在炀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雲集長安。于時日本攝政者聖德太子于大業叁年遣使者小野妹子來聘，並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 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旻、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炀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胪寺的四方館，並且先後召終南山悟真寺淨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胪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于後來各國的佛教流行，都很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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