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唯識學的起源與發展(二)
張化蒙
第叁節 瑜伽學
瑜伽(Yoga)，意譯相應。其義甚多，總起來說，不過叁種相應，即一、境相應：謂一切境無顛倒性，不相違性，能隨順性，趣究竟性，與正理、教、行、果相應，故名瑜伽。二、行相應：謂一切行更相順故，合正理故，順正教故，趣正果故，說名瑜伽。叁、果相應：謂一切果更相順故，合正理故，順正教故，稱正因故，說名瑜伽。(注28)瑜伽是重定慧的，故叁種相應中多取“行相應”，亦即多重“止(
amatha)觀(vipa
yanā)”觀行次第，修此觀行次第的人，被稱之爲“瑜伽師”(Yogin)；瑜伽師依觀行所行境界之階位，名爲瑜伽師地。瑜伽學之集大者，當是彌勒菩薩(Maitreya)，關于彌勒其人，瑜伽唯識學系傳說是繼釋尊之後成佛的補處菩薩，(注29)無著在《顯揚》造論緣起之“歸敬頌”中說：
“……稽首次敬大慈尊，將紹種智法王位。無依世間所歸趣，宣說瑜伽師地者。昔我無著從彼聞，今當錯綜地中要。……”(注30)
由此看來，無著之師——彌勒，乃是承釋尊而後出世之彌勒佛，無著並說是親自從其聽聞《瑜伽師地論》的。關于彌勒其人，到底是未來佛之彌勒？還是印度曆史中人物？筆者還是傾向于後者，此處不加辨別，惟待來日。傳彌勒有“五論”，然多有誤傳，其間最可靠者是《瑜伽·本地分》。縱觀其學，其思想根源當是“大乘唯心系”佛教，于法相上又旁涉“阿毗達磨佛教”(如心、心所、色、無爲等)；但同時又攝取“大乘般若系”佛教之空性(
ūnyatā)思想，以般若波羅蜜多(praj
ā-pāramita)爲瑜伽勝行。(注31)以此來組建瑜伽學，從而建構叁乘修學之體系，也可以看出瑜伽學在思想上要較中觀學宏博。其修行之特色重在止(
amatha)觀(vipa
yanā)，亦即定慧，也就是以心一境性之空相應爲定，論議抉擇爲慧，定慧一體是與《阿含》相應的，體現了早期原始佛教的思想特色。故筆者認爲：瑜伽學之興，乃是以“大乘唯心系”佛教爲基，而對“阿毗達磨佛教”及“大乘空性系”佛教所作的調適。
瑜伽學對“大乘空性系”佛教思想的統一，則是以“大乘唯心系”佛教之“認識論”來說明一切事物的真相，這還是屬于“業力說”的範疇。從《瑜伽師地論》(Yogacāra-bhūmi)之《本地分》(Bhūmimaula；Bhūmimula)來看，瑜伽學繼承的思想(從原始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主要有叁：(一)業力說(異熟阿賴耶識)；(二)種子(bīja)說(習氣說)；(叁)認識論(以六識論立說，以意識爲主導)。以此來說明一切法空無有我，是因爲“識”之造作，而有習氣(vāsanā)；由此習氣而有異熟阿賴耶識(ālaya-vij
āna)感叁界染法，從而說明一切事物都是“心識”之作用，這樣便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作了統一，也爲後來“唯識學”的建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瑜伽師地論》被中國佛教學者稱之爲“一本十支”中的“本”，足見其在整個瑜伽唯識學中所占有的地位。在無著的諸多著作中，即是依此論而編製，如《大乘莊嚴經論》即是對《菩薩地》的抉擇，《顯揚聖教論》即是對整部《瑜伽》的通論，《六門教授習定論頌》亦是對《修所成地》等的抉擇；其他如世親的著作《百法明門論》也說是自“《本地分》中略錄名數”。由此可見《瑜伽》一論對整個瑜伽唯識學的影響。現將有關“瑜伽學”之文獻列之如次：
1、《本地分》，凡五十卷，彌勒說，唐·玄奘(600～664 A.D.)譯于貞觀二十年至二十二年(646～648 A.D.)。(見《泰錄》、《開元錄》)即百卷本《瑜伽師地論》之一到五十卷。載《大正藏》冊30，NO.1579。
2、《攝抉擇分》，凡叁十卷，無著撰，唐·玄奘譯，即《瑜伽》卷五十一到八十之內容。
3、《攝釋分》，凡二卷，無著撰，唐·玄奘譯，即《瑜伽》卷八十一到八十二之內容。
4、《攝異門分》，凡二卷，無著撰，唐·玄奘譯，即《瑜伽》卷八十叁到八十四之內容。
5、《攝事分》，凡十六卷，無著撰，唐·玄奘譯，即《瑜伽》卷八十五到一百之內容。
按：關于《瑜伽師地論》之作者，漢藏所傳均有不同。漢傳認爲是彌勒所作，而藏傳則認爲是無著所撰，近現代海內外學者都多有主張是無著撰這一說法，(注32)印順法師依宇井伯壽的說法而認爲在定中是可以聽自己所修“本尊”說法的，故《瑜伽師地論》是可以歸屬于彌勒所作，但同時又認爲《本地分》是彌勒作，其余四分可視爲是無著對《本地分》的注釋。(注33)據筆者對《瑜伽》一論的考察，認爲《本地分》可視爲最原始的文獻，其余四分是逐漸編輯而成的，“十七地”的次第，似乎在《瑜伽》以前就已存在，《本地分》不過是依之而編錄。如《顯揚》說：“地義者，略有五地，謂資糧地、方便地、見地、修地、究竟地。又廣分別有十七地，謂五識身相應地、意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叁摩呬多地、非叁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余依地、無余依地。”(注34)除五地、十七地之外，還有所謂的十地，這不過是屬五地中“修地”的內容。由此可見，“十七地”之編次，乃是就學修過程而說的，前十二地是大小乘通學的；聲聞、獨覺、菩薩叁地，是依種姓的決定而發心不同所顯出的差別相；後二地是叁乘所證之果，亦是大小共通的。再通觀《瑜伽》全論，發現《本地分》在思想上較其余四分原始，更能符合瑜伽唯識學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演變之事實。然而後四分到底爲何人所撰，我們所知道的名字就只有二個，即彌勒和無著，故在典籍歸屬上一般都是在二者之間徘徊。在未得到十分確切的考證之前，筆者還是主張將前五十卷歸于彌勒撰，後五十卷歸于無著撰。就是將後五十卷歸于無著，這也並不是說就沒有了問題，如就“惡取空”一說，《菩薩地》的說法就有針對“般若學”者(指初期大乘中與大乘唯心系並立的學系，並非是指後來的“中觀學派”)的意味，(注35)而《攝抉擇分》(卷七五)所批判的“惡取空”者卻有後來護法(Dharmapāla)批判清辯(Bhavaviveka；Bhavya)的傾向，(注36)其時間差距又是如此之大！再者，屬《本地分》之《菩薩地》的最後一品——《發正菩提心品》，在整個《菩薩地》中顯得十分孤立，與整地內容並不匹配，況且勘《菩薩地》的兩個異譯本也沒有此《發正菩提心品》，可見是在流傳過程中才加入的。由此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見的百卷本《瑜伽》已是經過不斷的修訂而成，故作者的歸屬也只能是根據傳承而歸于彌勒或無著。
6、《菩薩地持經》，凡八卷或十卷，北涼·昙無谶譯。(見《祐錄》)勘同《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之《菩薩地》。(見《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0，NO.1581。
7、《菩薩善戒經》，凡九卷，劉宋·求那跋摩(Gun
avarman；367～431A.D.)譯，載《大正藏》冊30，NO.1582。
8、《菩薩善戒經》，凡一卷，劉宋·求那跋摩譯，載《大正藏》冊30，NO.1583。
按：此中8原爲7的第一卷，是《優波離問受戒法》，屬菩薩受戒法儀軌及四重八輕等戒製，故後來別爲單卷流通。(見《開元錄》)
9、《決定藏論》，凡叁卷，梁·真谛(Paramārtha；499～569 A.D.)譯，(見《開元錄》)初題“失譯”，(見《大周錄》)今勘乃是唐譯百卷《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中的前四卷，亦即五十一到五十四卷。載《大正藏》冊30，NO.1584。
10、《王法正理論》，凡一卷，彌勒造，唐·玄奘譯于貞觀二十叁年(649 A.D.)，(見《泰錄》、《開元錄》)今勘乃是《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中第六十一卷同文。載《大正藏》冊31，NO.1615。
按：唐·不空于天寶十二年到大曆九年間(753～774A.D.)，譯出《佛爲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一卷，內容與奘譯《王法正理論》大同。
11、《瑜伽師地論釋》，凡一卷，最勝子(Jinaputra)撰，唐·玄奘譯于永徽元年(650 A.D.)。(見《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0，NO.1580。
12、《百法明門論》(Mahāyāna-
atadharma-prakā
amukha-
āstra)，凡一卷，唐·玄奘譯于貞觀二十二年(648 A.D.)，後題首有“大乘”二字。(見《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1，NO.1614。
13、《大乘莊嚴經論》(Mahāyāna-sūtrālam
kāra)，凡十叁卷，無著撰，唐·波羅頗蜜多羅譯于貞觀四年至七年(630～633A.D.)，又名《大乘莊嚴論》。(見《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1，NO.1604。
14、《顯揚聖教論頌》，凡一卷，唐·玄奘譯于貞觀十九年(645 A.D.)，原題爲《顯揚論頌本》，依《圖記》改。(見《靜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1，NO.1603。
15、《顯揚聖教論》(Prakaran
āryavācā-
āstra)，凡二十卷，無著撰，唐玄奘譯于貞觀十九年至二十年(645～646 A.D.)。(見《靜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1，NO.1602。
16、《叁無性論》(Try-asvabhāva-prakaran
a)，凡一卷或二卷，失撰者名，陳·真谛譯。(見《法經錄》)載《大正藏》冊31，NO.1617。
17、《辯中邊論頌》(Madhyānta-vibhāga-kārikā)，凡一卷，彌勒撰，唐·玄奘譯，(見《內典錄》)載《大正藏》冊31，NO.1601。
18、《中邊分別論》，凡叁卷，天親(Vasubandhu)撰，陳·真谛譯。(見《法經錄》)載《大正藏》冊31，NO.1599。
19、《辯中邊論》(Madhyānta-vibhāga-t
īkā)，凡叁卷，世親(Vasubandhu)撰，唐·玄奘譯于龍朔元年(661 A.D.)，勘同真谛譯《中邊分別論》。(見《靜泰錄》、《開元錄》)載《大正藏》冊31，NO.1600。
20、《十八空論》(As
t
āda
a-
ūnyatā-
āstra)，凡一卷，失撰者名，舊題龍樹撰，誤，陳·真谛譯。(見《仁壽錄》)載《大正藏》冊31，NO.1616。
注:
(注28)參見唐·釋道倫《瑜伽師地論記》卷一，紙4右到7左，(南京)金陵刻經處，1922年刻本
(注29)參見《大唐西域記》(校點本)卷七說：“昔者如來在王舍城(Rājagr
ha)鹫峰山告諸苾刍：“當來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舍出家，成正覺，廣爲衆生叁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于叁寶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冊13，頁705，(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年10月初版)近現代學術界對此提出了質疑，並作了種種解說。(參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110—117，(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5版)
(注30)《顯揚聖教論》卷一，《大正藏》冊31，頁408中
(注31)《顯揚聖教論》卷一七，如說：“依止叁摩缽底發起般若波羅蜜多，瑜伽勝行，即此正慧，能到彼岸，是大菩提最勝方便。”《大正藏》冊31，頁563中
(注32)詳細可參見褲谷憲昭《瑜伽行派的文獻》，李世傑譯，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7”，《唯識思想》第二章，頁75—87，(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注33)參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241—247，(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2月修訂1版
(注34)《顯揚聖教論》卷一二，《大正藏》冊31，頁536下
(注35)參見《瑜伽師地論》卷叁六，《大正藏》冊30，頁488中—489上
(注36)如《攝決擇分》說：“複次，于大乘中或有一類惡取空故，作如是言：“由世俗故，一切皆有；由勝義故，一切皆無。”應告彼言：“長老！何者世俗？何者勝義？”如是問已，彼若答言：“若一切法，皆無自性，是名勝義；若于諸法，無自性中，自性可得，是名世俗。何以故？無所有中建立世俗，假設名言而起說故。”應告彼曰：“汝何所欲名言世俗爲從因有自性可得？爲唯名言世俗說有？若名言世俗從因有者，名言世俗從因而生而非是有，不應道理。若唯名言世俗說有，名言世俗無事而有，不應道理。”又應告言：“長老！何緣諸可得者此無自性如是？”問已，彼若答言：“顛倒事故。”複應告言：“汝何所欲此顛倒事爲有爲無？若言有者，說一切法由勝義故皆無自性，不應道理。若言無者，顛倒事故，諸可得者此無自性，不應道理。””(《瑜伽師地論》卷七五，《大正藏》冊30，頁713中)此實是清辯與護法就叁自性中“依他起自性”之有無所起的诤論，關于清辯的觀點，可參閱臺灣曹志成先生《清辨對瑜伽行派的叁性思想之批判的探討——試以〈般若燈論〉第二十五章有關唯識學的附錄部分爲解釋線索》文的介紹。(載《東方宗教研究》新3期，頁59—76，1993年10版)
《瑜伽唯識學的起源與發展(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