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
南朝佛教，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祯明二年(588)中國南北分裂時期，在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對于佛教的態度，大略與東晉相同，統治階級及一般文人學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視佛教。他聽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說，即致意佛經，後來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又先後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嘗造藥王、新安兩寺。先後令道猷、法瑤住新安，“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並往新安聽講。孝武帝還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參與政事，世人稱爲“黑衣宰相”。
肖齊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從事佛教教理講論，著有《淨住子淨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揚佛教的文字，梁時集爲十六帙，一百十六卷。並撰製經呗新聲等。當時荊州名士劉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頓悟成佛等義。又撰有《注法華經》、《注無量義經》，並對佛教立頓漸二教五時七階的教判。子良曾作書招請他，共同講論法義。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叁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製文發願，舍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爲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衆)無遮大會中四次舍身同泰寺爲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武帝還著有《大涅槃》、《大品》、《淨名》、《大集》諸經的《疏記》及《問答》等數百卷。在重雲殿、同泰寺講說《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編纂《衆經要鈔》八十八卷，智藏篡集衆經義理爲《義林》八十卷，寶唱抄撮經律中殊勝因緣爲《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傳來後僧俗敘述佛理的著作爲《續法門論》七十余卷。
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谛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禅師寶志。任《十誦》名家法超爲都邑僧正，並欲自爲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于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叁淨肉的習慣。他並作有《斷酒肉文》四首，嚴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肖統、第叁子簡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此後陳代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規。康舊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變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陳代，多數修複。武帝(557—559)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舍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對于文學，據說曾“廣流《大品》，尤敦叁論”。嗣位後的文帝(560—565)，任寶瓊爲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並舍身，招集僧衆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忏，並別製《願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齊習律五年。後主(583—588)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叁所，僧尼叁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叁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余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叁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叁十二所，僧尼叁萬二千人。
南朝曆代的佛典翻譯，相繼不絕。這在劉宋的前半期，已相當發達；到了齊、梁二代，佛教雖更隆盛，而譯事反有遜色；進入梁末陳初，由于真谛的偉績，發展了南朝的譯業。宋代從西土東來的譯人，有罽賓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葉波羅，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中土的譯人，有西涼的智嚴，涼州的寶雲、沮渠京聲，幽州黃龍的昙無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來到建康，應道生、慧嚴諸僧之請，在龍光寺譯出彌沙塞部的《五分律》叁十卷。至此完成了漢地流行的四部廣律(《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傳譯。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鍾山道林寺譯出《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各一卷。從而有利于淨土教的傳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共叁十品。爲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學說傳于南方的開始。他並補譯了伊葉波羅傳譯未竟的《雜阿毗昙心論》後叁卷，而完成全部十叁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雜阿毗昙心論》，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獅子國(今斯裏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滿足十衆，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爲師，爲尼衆受戒，同受者數百人。同年跋摩在長幹寺重新翻譯《雜阿毗昙心論》，到十二年(435)譯完。爲毗昙學和比丘尼戒的傳持作出了業績。
求那跋陀羅(394—468)于元嘉十二年來廣州，文帝迎請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又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後來往荊州，又譯出《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等，多數是弟子法勇傳語。他所譯《楞伽》、《勝鬘》均爲後世所通行。
總計劉宋一代，中外譯師共二十二人，所譯出的經律、論及新舊失譯諸經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齊代外來的譯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等。其中有幾位是泛海而來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叁年(481)在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一卷。僧伽跋陀羅于永明七年(489)，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南方所傳《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羅于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之後，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諸律師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記一點。那一年計算從上以來所下之點已有九百七十五點，即佛滅後已經九百七十五年，這就是所謂《衆聖點記》(見《出叁藏記集》卷十一)。達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後來編入《妙法蓮華經》)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離寺，
譯出其師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經》二卷。肖齊一代共二十四年，外來的譯師七人，譯出經、律共十二部叁十叁卷。
梁、陳二代的譯師，有曼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谛等。曼陀羅于天監二年(503)和僧伽婆羅同譯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诃般若波羅蜜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寶雲經》。僧伽婆羅從天監五年(506)起，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到十七年(518)，譯出《孔雀王咒經》、《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從扶南帶回許多梵本經論，于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經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寶雲殿，正想請他傳譯經論，遇到侯景的事變，沒能著筆。于是輾轉到了富春，才獲得傳譯的機會。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吳、始新、南康等地，先後譯出《無上依經》二卷、《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五卷)等經、論十一部二十四卷。後于陳代在豫章、臨川、晉安、梁安、廣州等地，又先後譯出《解節經》、《律十二明了論》、《佛性論》、《攝大乘論》、《俱舍釋論》等經、律、論、集叁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計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叁年，正當梁末陳初，戰禍相續，流浪諸方，備嘗艱苦，他的譯典大率成于顛沛流離之間，而能留下許多重要典籍，實在是一位巨大的譯人。所譯無著的《攝大乘論》叁卷和世親的《論釋》十五卷，對佛教義學的影響特大。從此南北攝論師輩出，
從而開創了攝論學派。
梁代因對譯經的重視，還連帶編輯了叁次衆經目錄：其一是《華林殿衆經目錄》，天監十四年(515)僧紹撰，其二是《衆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寶唱撰，其叁是《出叁藏記集》，天監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錄》十五卷現存，成爲較古而且較爲完善的經錄。
在梁代外來譯師共有八人，譯出的經、律、論及傳記等，並新集失譯諸經，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陳代外來譯師共有叁人，譯出的經、律、論及集傳等共四十部一百叁十叁卷。
南朝的佛教有許多義學沙門，分別就《毗昙》、《成實》、諸律、叁論、《涅槃》、《攝論》等從事專研弘傳，而形成許多的學系，具備宗派的雛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幾種：
一、毗昙師 這是專研並弘傳有部諸論的一派。所謂“毗昙”，原來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論》和《毗婆沙論》等在內，但當時學者所弘傳，主要是法救的《雜阿毗昙心論》(簡稱《雜心論》)。這一時期的毗昙師，在宋代有法業、慧定、昙斌等，齊代有僧淵、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陳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爲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學家。前此所研習的毗昙，多半是《雜心》，到了慧集，才于《雜心》之外廣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學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雲也列席聽講，所撰《毗昙大義…
《南朝佛教》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