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立德的唯識心理

　　黃祖相

　　(一)文明的呼喚

　　1、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

　　有說：“人是社會的動物。”有說：“人的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有說：“人性本善。”有說：“人性本惡。”

　　顯然，野獸者性惡也，天使者性善也。神與獸各半者認爲人性是獸性與神性的統一體，是一個獸性與神性相互滲透的混合物，它包含著反社會的東西，又閃爍著理性的光輝。

　　社會動物者認爲人既是自然之物，又是社會之物，是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這是人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人本具有自然的動物屬性，所謂食色性也，無待于學。另一方面，人不能脫離其他人孤立地存在，人與人相互依賴的作用就是人的社會性。人的自然需求必須通過一定的社會形式來解決。每一個人都處在複雜的社會網絡之中，這個網絡就象蜘蛛網，蜘蛛須付出自己能量織好網，網又爲蜘蛛的生存服務，唇亡齒寒，要麼共存，要麼共亡。性善者，懂得爲生存應付出自己的體能去織網，性惡者爲自己的本能欲望去掠取而不惜破網。

　　用什麼樣的社會形式來解決人的自然需求，這是人類文明社會從未停止過的探索，也是人生矛盾的一個深層問題：把人從動物提升爲人。

　　其實，人性本身無所謂善惡，但人性離惡很近，離善很遠。爲什麼？因爲人性的本質是自私，人性向善還是向惡，就好比水向上還是向下，前者難而後者易。事實證明，自私的放任自流則惡，自私的約束逆流則善。人性本善的觀點有助于導人向善，但也利于隱藏人的自私，便于作狼的羊皮。縱觀中國曆史，封建帝皇貴爲天子，自稱替天行道，主宰一切，卻無任何監督，造成二千多年的人治社會。人性本惡的觀點，有理于人的自私本性，有助于人赤裸裸地損人利己，但也有利于充分揭示人自私的惡性而導引社會去切實防惡止惡，因而，容易導致法治社會。事實證明，權力越大，可能的危害就越大，更需要更嚴格的監督和約束。曆史證明，法治社會比人治社會是質的轉變，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飛躍。法律可以規範人的行爲，從行爲上去製止人的惡行，免于犯罪。但是，人的行爲源自人的思想動機，人心向善向惡，並非法律之力所能及。所以，要防惡止惡，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內建立內部法庭——道德法庭。

　　2、大道立德

　　講到道德，世間萬法應有成千上萬的道德，正所謂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教有教道，乞丐有乞丐道……各有各的道德。

　　到底道德的定義是什麼？老子說：有道才有德。那什麼是道？老子把水比喻道：“水利萬物而不居。”可見，不爲一己一派的名利，而利萬物(衆人、社會、衆生、環保等)才是大道。符合大道之爲，才有德，才稱之爲善，否則完全是惡。老子當年就批評時局：“因爲失了道，才提倡禮。”

　　難怪有人說，中華民族完全不知道真理爲何物，或竟以爲“善”便是“真”，有權就有“真”，指鹿爲馬是必然，因爲“識時務者爲俊傑”嘛。中國人重善惡，不重真假，重價值判斷，不重真假判斷，以至完全把真假判斷的權利拱手交給當權者，于是有權便有真，官大便是真。中國人不信仰上帝，但信仰皇帝；中國人不畏懼鬼神，但畏懼權力。中國人不重真理，講禮不講理，中國人的理從權從勢，中國人心中除了權勢已裝不下真理，更不可能存在一個精神的永恒點。

　　中國文化有其非常優秀的東方瑰寶(儒釋道)，但二千年曆史的主流文化是官場文化，是一種封建專製與迷信的文化，難怪中國文人難以承當知識分子的大任，以致龍的子孫卻變成“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

　　那麼，知識分子的重任是什麼？顧名思義，知識分子本應是知識的生産者，至少應是再生産者，指新知識的創造者，新思想的創造者。可悲的是，今天的文化教育使多少人學而優則仕爲狼爲蛇。探究其文化智慧的根源不外乎是中西合私，中的私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西的私爲“優勝劣汰”的達爾文進化論。開放改革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國門，西風大大壓倒了東風，傳媒在傳播西方的病態信息方面比傳播科學與民主的信息來顯得更積極，于是中國本土的專製文化和迷信文化不但未獲改善，更添上市場化的病態文化，猶如雪上加霜。

　　世間有道就有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有得不一定有德，立大道才有德。

　　(二)、普通道德的唯識心理

　　1、慚愧

　　慚，是反省自己不合道德，在沒有外人指責下內疚自責的心理。愧，是恐怕他人的責備而生起改過的羞恥心理。慚重在內心崇重賢善的廉潔心理；愧重在對外輕拒暴惡的恥愧心理。所以慚愧就是羞恥、廉恥的心理。慚愧是人類不同于禽獸的地方，是人之所以爲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一旦失去了慚愧心，就是無慚無愧，驕诳傲慢之心必起，驕慢心一起，凡事則自是非他，染心強，嗔心熾，慢心重，不接受诤言，不求改過，以致自身陷溺于惡業之中不自覺，此爲最可憐可悲的。

　　慚愧心就是我們常說的良心。除非人性完全扭曲變態，對一般人來說，無論他多麼不懂因果，多麼沒有道德修養，他若做了損害別人的壞事，內心裏還是會感到不安。就因爲他的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他還有羞恥心。所以，羞恥心是我們人性的重要心理，也是道德建立的基礎。

　　2、不害

　　不害，就是對衆生不會損害的心理。古語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忍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征之一，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屠夫一旦恻忍之心生起時，就會自覺放下血腥的刀，而開始改邪歸正，走上止惡從善的路。

　　有不害心的人，當別人侵犯他時，雖然他內心苦惱，甚至起厭惡憎恨之心，但他不會想去損害對方。然而有害心的人憎恨心生起時，就會去損害侵犯他人。不害之心就是仁愛之心，悲愍之心。孔子就是仁愛精神的大教育家，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以愛之，義以正之”。

　　互利互惠的模式是人們樂意接受的，它是建立在一種公平公正的理念之上的模式，現代文明社會也正向這種模式邁進。但是實際生活往往不盡人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當然有不害之心的人可以作到，最不易對付的是我不犯人，而人犯我。過去有一口頭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若害我，我必整死他不可。這實質上又重蹈了互損互害的死胡同。因此，仁愛 的深度是寬恕，孔子教人應以德報怨，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補償性的互利互惠方式上。社會和諧需要寬恕，寬恕是爲了重建和諧和良好人際關系，寬恕可以減少社會沖突，寬恕是控製社會和維護和平關系的主式。

　　3、不放逸

　　不放逸，就是自覺對自己進行自我約束。與不放逸相反的就是放縱、放蕩，也就是人常說的任性。

　　人性有叁大原惡，就是任性、懶惰、嫉妒。原惡不等于已經惡或正在作惡，或將一定作惡，而是指人與生俱來即有作惡的潛在心理因素。人性原惡是人性自私爲惡的可能性。任性是人類身上根源于動物的愚癡性，是理性的否定。把人從動物提升爲人的關鍵之處就是改造這種動物性的任性。試想，如果這個人間沒有法律的約束，每個人都想怎樣就怎樣，那這個社會是相當可怕的。在人治社會中，或在法律不健全的社會中，爲什麼權利越大的人，他所做壞事的危險性就越大呢？就因爲他的自由度很大，原惡在無約束的條件下，爲惡爲害的程度就更大，君王的任性原惡經常發作成爲窮凶極惡，禍國殃民。俗話說，學壞容易，學好難。所以，不放逸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條件之一，人要時時刻刻自覺約束自身的人性原惡。所謂修行，就是修正自己自私任性的思想行爲，好似逆水行舟，極難之行。人間所有的黨紀、國法、教戒都是約束人的任性行爲的第一步，是有形有相的有爲罰治，但人的內心是無形無相的，它不受有形有相的約束。所以，心法即心理意識的規律是無爲法，它無爲而無不爲。因此，無形的心要有無相的道德心理對治，修行的重點在于修心，人通過修心來增長自己的道德理智，增加約束控製自己能力，這樣的人才是自己的主人。

　　4、普通道德的遺憾

　　慚愧、不害都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征，是把人從動物提升爲人的心理基礎。己欲立而立人，這種理智使人從個體的自私自利走向群體公利，由此驅使人們去組織社團、黨派、國家等等大小不同的群體，以謀求一團、一派、一國的大利，人類生活也是以這種種人群而展開的。然而曆史又無情地翻演著團與團、派與派、國與國之間激烈競爭與血腥戰爭。群體的公利源自個體的私利，其軸心仍然是自私，內核充滿了鬥爭，由自私的軸心所驅動的群體，其力量是巨大的，它創造的事業是巨大的，其效果也是巨大得可怕的。

　　回首人類曆史，地球上有二千多弱小民族已經絕迹。看當今，高科技的世界，經濟掠奪，能源爭奪，環境公害愈烈，人口爆炸，恐怖主義嚴重。一切向錢看的市場文化，或使人縱欲無度，紙醉金迷，貪汙腐化，作奸犯罪，或使人迷失自我，信仰崩潰，道德淪喪，自殺日增。反映了現代科學文明正隱伏著人類文明沈重的危機，主客二元化的西方文化激發科技文明大興，不但帶給人物質生活的便利，而且加深著現代戰爭的殘酷性，核科技的軍備加快人類毀滅的速度。

　　現代哲學人類學創始人舍勒(1960年)說：“即使科學完成以後，人作爲一個精神的存在仍然是絕對空虛的。事實上他將陷入與古代人相似的野蠻狀態中。”可見，西方文明是現代文明危機的根源，它無力使人類走出行將毀滅的陷井。西方智者已覺悟到，應從東方文明尋找新的指南。爲什麼？因爲古老的東方文明，皆持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注重精神生活的完善，注意天人關系、人際關系的和諧，注重直覺。它與西方文化主客二元對立、注重物質生活與理性的思維方向是相反的。

　　私利轉化爲公利是市場機製的價值，不是商品生産者的人生價值。馬克思說：“利益就其本性說，是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話，它具有不法的本性。”最近二十年流行一句話：“男人有錢就學壞，女人學壞就有錢。”這實質反映了人生的矛盾重重，不求利不行，求利後也有後患。所以，人生見利不僅要思義，見利還要思害。

　　中國古今有幾種名利觀：儒家主張重義輕利。墨家主張互利，反對損人利己，主張公利。道家主張無爲，反對求名求利。佛菩薩主張大慈大悲，普渡衆生，簡單說是自苦他樂。可見不同的名利觀就有不同的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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