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伽羅刹所集經》等，爲《毗昙》的創譯作出了貢獻。其中《鞞婆沙》的翻譯，由道安主持、對校，還爲之作序。其次，昙摩難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等，是爲大部阿含的創譯，也是由道安與法和加以考證,道安並作了《增一阿含經序》。同時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譯出《阿毗昙八犍度論》，道安也參與校定並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遠請他到廬山，于東晉太元十六年(391)譯出《阿毗昙心》和《叁法度》兩論。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講述《毗昙》，冬天又和罽賓沙門僧伽羅叉重譯《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這就是現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請鸠摩羅佛提(童覺)口誦《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護替他翻傳。後來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爲佛陀耶舍傳譯《長阿含經》。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語，傳譯了不少經籍，世稱他爲苻、姚兩代譯人之宗(《出叁藏記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這主要是當時譯家羅什的勞績。羅什從弘始叁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間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叁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剛經》、《維摩經》、《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叁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禅叁昧經》等，大都對于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如成實師、叁論宗、天臺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爲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其叁是密教經典的譯出。西域帛屍梨蜜多羅，于西晉懷帝時(307—312)東來，正碰到永嘉之亂，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東晉元帝時(317—322)譯出《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大灌頂經》等。
其四是律典的譯出。在印度流傳的五部廣律，此時先後譯出《十誦》、《四分》、《僧祇》叁部。初譯《十誦》的，是罽賓沙門弗若多羅。他于弘始六年(404)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作華言，剛譯到一半，而多羅圓寂；次年(405)，西域沙門昙摩流支來長安，誦出其余部分，羅什又爲翻譯，兩共五十八卷，《十誦》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後一年(406)，罽賓沙門卑摩羅叉來到長安，他在羅什圓寂後，重校《十誦》譯本，把最後一誦改作《毗尼誦》，並譯出《十誦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這就是現行的《十誦律》。其次，罽賓沙門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誦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譯，到弘始十五年(413)譯成六十卷。以後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顯一同譯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這些譯本即爲後來研習律學者的根本典據。
東晉時代的佛教義學，上承西晉，以般若性空之學爲其中心。在羅什以前，從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讀誦、講說，或注解經文，或往複辯論，或刪繁取精而爲經鈔，或提要鈎玄而作旨歸，或對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贊》，從而對于般若性空的解釋，産生種種不同的說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說無在萬化之前，空爲衆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說從無生有，萬物出于無)的本無義。二、關內的即色義(說色法依因緣和合而生，沒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遊玄義(說即色是本性空)。叁、于法開的識含義(說叁界萬有都是倒惑的心識所變現)。四、釋道壹的幻化義(說世間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蘊(對外物不起計執之心，說它空、無)、支愍度、道恒(兩家之說不詳)的心無義。六、于道邃的緣會義(說諸法由因緣會合而有，都無實體)。六家中本無家有兩說，所以合稱七宗。由于此時《中論》、《百論》還沒有翻傳，而且《道行》、《放光》、《光贊》諸本般若的文義又不暢達，故各家對于性空的解釋，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學說還符合經義，但“爐冶之功，微恨不盡”。般若性空的正義，直到羅什才闡發無遺。羅什綜合《般若》經論而建立畢竟空義，其說散見于《大乘大義章》和《注維摩經》中。後來僧肇繼承他的學說，更建立不真空義。
在道安的時代，還有用“格義”的方法來講述佛教的，這是和道安同門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學，長通佛義，當時依附他的門徒，多半于世典有相當造詣，而于佛教教理卻還沒有入門，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經當中的事數和世間典籍比配講說，今門徒了解；這就叫作“格義”。後來這種方法爲道安、法汰所駁斥而廢棄。
這時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勒淨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關于彌勒的經典已經譯出了《彌勒下生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等好幾種。道安每與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據經說，同在彌勒像前立誓，發願上生兜率。少後，又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陀淨土(極樂)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于潛青山竺法曠(327—402)。關于彌陀的經典，遠在早期就已有《無量壽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譯出。法曠“每以《法華》爲會叁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又依支遁所作《阿彌陀佛像贊》文，可知晉世已經有諷誦《阿彌陀經》而願往生的證驗。但大弘彌陀淨土法門的是慧遠。慧遠于元興元年(402)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颍之、南陽宗炳等，在廬山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淨土爲期，故後世淨土宗人推尊爲初祖。此外願生彌陀淨土的，還有慧虔、昙鑒、僧顯、慧崇等。又觀音信仰在這時期亦已流行，據說祈願觀音而得到感應的，有法顯、慧虔、法純、帛法橋及邵信等(見《高僧傳》)。此外，以習禅爲業的，有竺僧顯、帛僧光、竺昙猷、慧嵬、支昙蘭、法
緒等。
東晉時期的佛教文學，經過曆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即是翻譯文學，這到鸠摩羅什而非常成熟。羅什所譯出的經論，大半富有文學的價值，特別是《金剛》、《維摩》等經，文筆的空靈，辭藻的美妙，在中國文學史上開辟了一塊新園地。佛陀跋陀羅的譯籍《六十華嚴》，以壯闊的文瀾開演微妙的教理，弘偉瑰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希有的巨製。同時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念佛叁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等論及諸經論序，劉遺民的《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當時一般佛教學者的書簡，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這時期，造像藝術也勃興了。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纻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纻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見《高僧傳》卷五《道安傳》)。道安每次舉行講經法會都羅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國銅像，形製古異。道安的弟子昙翼于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據說是阿育王所造。又獅子國于義熙二年(406)遣使獻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法顯于義熙九年(413)回國，也攜帶有佛像。其中獅子國所獻玉像，後來和戴逵所製佛像五尊及顧恺之所作維摩壁畫，同列瓦官寺中，世稱叁絕。
顧恺之和吳曹不興、晉衛協並稱中國最初的叁大佛畫家。顧的作品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于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說“畫訖，光彩耀目數日”(唐張彥遠的《曆代名畫記》)。又“所畫維摩诘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叁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同見《名畫記》)。由此可見顧恺之佛畫的價值。另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畫。又慧遠曾在東林寺建築龛室，令妙手畫工用淡采圖寫佛影，據說：“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晖相炳焜，若隱而顯。”也是佛畫的傑作。
佛寺的建築，在這時期盛極一時。佛圖澄在石趙所興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叁所。姚興“起造浮圖于永貴裏，立波若臺，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異獸，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這都是宏偉的佛教建築。東晉的帝室、朝貴、名僧及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如許詢、王羲之等)，很多熱心于佛寺的建築，曆史上著名的東林、道場、瓦官、長幹諸寺，大都建築在這時期。
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轫于此時期。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其有文獻足征的，如苻秦沙門樂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镌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實爲此土鑿窟造像的嚆矢。
又這一時期在結合音樂和文學的梵呗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呗，並弘傳帛屍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呗，帛法橋作叁契經，支昙籥裁製新聲，造六言梵呗，梵響清美都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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