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史上的南北之爭及當今禅宗複興之管見
吳立民
編者按：本文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先生向1995年在湖北黃梅五祖寺召開的“禅宗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全文分兩期刊出。相信它會給廣大讀者帶來很多啓發。
一、話說禅宗曆史一大公案
從讀胡適《神會和尚遺集》有感談起
中國的佛教，無論何宗何派，從會昌以後，衰微零落，幾乎至于滅絕，這個法難，至今還爲人們所歎息。而在這不絕如縷的形勢之中漸漸蘇其殘喘，猶得保留他的偉大勢力的，要算只有一個禅宗。現今中國的叢林，十九屬于他的旗幟之下。所謂“曹半邊，臨天下”就是講的天下叢林大都是屬臨濟宗的，有一半則是屬曹洞宗的，實質上說，大都是禅宗的。禅宗的傳播，忽焉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局面，也可謂因禍得福，盛極一時，而中國佛教的一線生機，也就仗著禅宗這一宗承續連綿以至于今日。不然，想必早已亡了。這樣顯明的事實，是一般學佛者所共認。而禅宗莫大的功績，也是一般學者所共知，但在這中間，我們推崇這一派的禅宗，卻不可忘了當年拼命弘揚這一派禅宗的神會和尚。
本來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時期，僅僅流傳于嶺南一帶，偌大的中國，卻完全是他的對立派--北宗--所占有。那時北宗的神秀大師與其弟子普寂、義福兩大師，都是身爲帝師，得著時主的崇禮，聲名蓋國，勢焰熏天，若不是這位爲法忘身、百折不撓的神會老和尚出來，大膽地將北宗推翻，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頭之日，又焉能建立這件莫大的功績。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間，一般佛教徒的腦海裏，對于這位神會和尚，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而他當時一番豐功偉烈，幾乎無人能知，卻虧了胡適之先生，從敦煌所出的寫本之中，尋到了許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將他努力和北宗論戰的事迹表彰出來，引起一般學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新禅學的建立者，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們對于胡氏所表彰的這位爲法忘身、百折不撓的古德，自然由衷地産生一種景仰的敬意。
可是，在這景仰的中間，回顧一下隋唐以後禅宗獨盛的曆史，卻又觸引起我人一種特殊的感想。因爲根據上面所談，人家都要說，中國佛教的幸存，是存在這位神會和尚手裏，而我卻要說，中國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這位神會和尚手裏。
我們知道，北宗是漸修，南宗是頓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攝定，這是兩宗最大的差異。現在推翻北宗而專弘南宗，便是不尚漸修，而惟尚頓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攝定，這是神會和尚所造成的一種風氣。
這種風氣是怎樣的表現呢
我們試看當歸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輕棄一切經卷，以無念爲宗而指斥修習有爲，以定慧齊等而反對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叁劫五乘，以機鋒肆應而馳鹜空談立辯，莫不舍難趨易，棄實崇虛，積習相承，每況愈下，甚至不知聖教究何所說，不知修行應何所依，正信還未生根，便說已經“開悟”，菩提尚沒發心，侈談已經“見性 ”，于是滿街聖人，遍地野狐，佛教亡矣!
近代中國的僧侶，往往不通經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專弘南宗的流弊，而這位神會和尚，不能不負這個責任。
然而南宗本不及北宗麼
這又不然。南宗不僅沒有不及北宗之處，而且實在高于北宗。那麼 ，神會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種種流弊呢
這便因爲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來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頂，塔頂的人，自高于塔，假令將塔拆去，而這人仍欲依著原來高度立住，不是要懸空了麼
何以說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頂呢
我們知道，一念相應，即成正覺，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們這一般具縛凡夫，惑業重，雖說本來都有佛性，但爲無明锢蔽，難以顯露，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盡、行之至，定之極的時候，應當有頓悟的法門，破除他的執著。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卻不能一例而觀。因爲他還談不到呢!由此說來，北宗實爲初首方便，南宗實爲向上工夫；北宗就應居于前，南宗應居于後。南宗之高于北宗，不俨如一個人立于塔頂麼!
我現在再舉出一個明證，便是衆所周知的南北兩宗根本的兩個偈子。北宗神秀禅師偈雲：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南宗慧能禅師偈雲：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相傳南宗慧能禅師，便因此偈占勝了神秀禅師，于是，五祖的衣缽，不傳于大人推崇之秀上座，而傳于執賤役不識字之盧行者。南宗證詣之高于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禅師這個偈子，完全是對治神秀禅師的那個偈子。換言之，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進于盧行者之境界。若沒有秀上座的那個偈子，那麼，盧行者的偈子便沒有用了。只就著文字上說，我們若是單看後面這一偈子，不是要覺的他有些不成話麼
所以說，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頂，必須先有這個塔，然後這個人才可以高。可惜後來的人，只看著些對治的話頭，不明對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于塔，卻盡力的將這個塔基完全拆除，不想塔基既拆除，自己便無從依傍，上焉者懸空過活，下焉都墮落深坑，便有近代僧侶的流弊。
這位神會和尚，他有這樣爲法忘身、百折不撓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種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于塔頂的人。只是他爲著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覺將這個塔基拆去，使後來一般學者 ，無從學他的高，不是墮落深泥，便是懸空過活，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負其責的。因此我說，中國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這位神會和尚手裏。
說到這裏，我還要回轉頭來，說說後來一般學者，本來有許多菩薩，爲著當一時之機，不免有些偏贊之處。譬如龍樹菩薩，因當時學者執一切有，便廣弘大乘的“畢竟空”義以爲對治；無著菩薩，因當時學者又執一切空，便廣弘大乘的“如幻有”義以爲對治，而實際上談“ 畢竟空”一義的，並未嘗抹煞那“如幻有”，談“如幻有”一義的，也未嘗抹煞那“畢竟空 ”，不過有些偏贊，有所側重罷了。不幸後來的人，不善于學，聽說“畢竟空”義如何高妙，便將“如幻有”義破斥無余；聽說“如幻有”義如何精圓，便將“畢竟空”義抗拒不納。由此就在廣大純淨的教誨裏面，釀成了空宗、有宗之爭，這豈是當初那位菩薩所期望所印許的嗎
這位神會和尚，他造成的這一種風氣，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當機偏贊，不失爲一種方便。至于舍難趨易，棄實崇虛，積習相承，每況愈下，這只要怪著後來一般學者不善于學，囿于偏執，不能圓融。因此，我雖說，中國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這位神會和尚手裏，卻還須加上這一條重要的聲明。
另外，我還有一點意思，便是從曆史的方面，用考據的方法以研究佛學，這是我們的東鄰日本人所優爲，並且爲之幾十年，有許多地方，固然能考正前人們的錯誤，顯出當時真相，于佛學的研究，不爲無功。但是印土素無完備的曆史，文獻既不足征，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從時空上加以限製。若拘拘焉迷信曆史，偏重考據，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見也只囿于一隅，故紙徒鑽，時感誤謬，即不誤認，也不免“執其小而失其大”。我們的德鄰，不是時常有這種現象麼
可是，我並不因此否定曆史和考據的相當價值，並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對這種方法的人，因爲曆史和考據，實在也有相當的價值，只不過要靠著人善于采取，善于運用罷了。譬如胡適之先生所校訂的這一本《神會和尚遺集》，便是從曆史和考據上用心，雖說是小小一冊，不是也有很大的貢獻嗎
因此，我一面對于迷信曆史和偏重考據的佛教學者有點看法，一方面仍然贊成佛教學者參用曆史和考據，這便是我讀胡適之《神會和尚遺集》的一點感想。
二、對禅宗曆史老公案的終結，評宗密對禅宗南北之爭的調和
上文我對南宗高于北宗，又不離北宗；頓悟高于漸修，又不離漸修；佛學不排斥曆史與考據，又不離曆史與考據，發表了一點看法。其實，主張南頓與北漸圓融一致的，曆史上早就有其人了。石頭希遷和尚在其所著《參同契》中早就喊出了“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其後宗密就是在神會和尚爲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後站出來主張南北調和的突出代表。
胡適之先《荷澤大師神會傳》說：“宗密自稱是荷澤法嗣，但他對于神會的教義往往感覺一 種呐呐說不出的不滿足。他在《禅門師資承襲圖》裏也說：“荷澤宗者，尤難言述。”…… 宗密在《圓覺大疏抄》裏，態度更明白了，他說頓悟是不夠的，頓悟之後仍須漸修，這便是革命之後的調和論了。……宗密諸人，不知這種解放的本身便是積極的貢獻，卻去胡亂尋找別種“荷澤深意”，所以大錯了。”細讀宗密原著，覺得“大錯”的似不是宗密，倒是胡適之先生了。因爲，宗密主張“頓悟之後仍須漸修”，恰恰是把立于塔尖上的人與下面的塔身統一起來，“調和”起來，並非把二者截然分開，把立于塔尖之人架空，這何錯之有
頓悟與漸修是體與用的統一。這是宗密調和南北之爭的一個根本立足點。《圓覺經大疏抄》說：“寂知之性舉體隨緣，作種種門，方爲真見。寂知如鏡之淨明，諸緣如能現影像。荷澤深意本來如此。但爲當時漸教大興，頓宗沈廢，務在對治之說，故唯宗無念，不立諸緣。如對未識鏡體之人，唯雲淨明是鏡，不言青黃是鏡。今于第七家(即荷澤一宗)亦有揀者，但揀後人局見，非揀宗師。……于七宗中，若統圓融爲一，則七皆是；若執各一宗，不通余宗者，則七皆非。”宗密很明確地指出，寂知之性是本體，它能顯影像是體之用。“舉體隨緣”，正如明鏡與所映照的影像的關系一樣，鏡的寂知、明淨是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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