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史上的南北之争及当今禅宗复兴之管见
吴立民
编者按：本文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向1995年在湖北黄梅五祖寺召开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全文分两期刊出。相信它会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多启发。
一、话说禅宗历史一大公案
从读胡适《神会和尚遗集》有感谈起
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这个法难，至今还为人们所叹息。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他的伟大势力的，要算只有一个禅宗。现今中国的丛林，十九属于他的旗帜之下。所谓“曹半边，临天下”就是讲的天下丛林大都是属临济宗的，有一半则是属曹洞宗的，实质上说，大都是禅宗的。禅宗的传播，忽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也可谓因祸得福，盛极一时，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承续连绵以至于今日。不然，想必早已亡了。这样显明的事实，是一般学佛者所共认。而禅宗莫大的功绩，也是一般学者所共知，但在这中间，我们推崇这一派的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本来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偌大的中国，却完全是他的对立派--北宗--所占有。那时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得着时主的崇礼，声名盖国，势焰熏天，若不是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老和尚出来，大胆地将北宗推翻，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头之日，又焉能建立这件莫大的功绩。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的脑海里，对于这位神会和尚，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而他当时一番丰功伟烈，几乎无人能知，却亏了胡适之先生，从敦煌所出的写本之中，寻到了许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将他努力和北宗论战的事迹表彰出来，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新禅学的建立者，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对于胡氏所表彰的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古德，自然由衷地产生一种景仰的敬意。
可是，在这景仰的中间，回顾一下隋唐以后禅宗独盛的历史，却又触引起我人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根据上面所谈，人家都要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摄定，这是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是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试看当归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立辩，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甚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没发心，侈谈已经“见性 ”，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佛教亡矣!
近代中国的僧侣，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而这位神会和尚，不能不负这个责任。
然而南宗本不及北宗么
这又不然。南宗不仅没有不及北宗之处，而且实在高于北宗。那么 ，神会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种种流弊呢
这便因为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来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塔顶的人，自高于塔，假令将塔拆去，而这人仍欲依着原来高度立住，不是要悬空了么
何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呢
我们知道，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们这一般具缚凡夫，惑业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难以显露，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着。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却不能一例而观。因为他还谈不到呢!由此说来，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北宗就应居于前，南宗应居于后。南宗之高于北宗，不俨如一个人立于塔顶么!
我现在再举出一个明证，便是众所周知的南北两宗根本的两个偈子。北宗神秀禅师偈云：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南宗慧能禅师偈云：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便因此偈占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钵，不传于大人推崇之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南宗证诣之高于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禅师的那个偈子。换言之，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进于卢行者之境界。若没有秀上座的那个偈子，那么，卢行者的偈子便没有用了。只就着文字上说，我们若是单看后面这一偈子，不是要觉的他有些不成话么
所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必须先有这个塔，然后这个人才可以高。可惜后来的人，只看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于塔，却尽力的将这个塔基完全拆除，不想塔基既拆除，自己便无从依傍，上焉者悬空过活，下焉都堕落深坑，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
这位神会和尚，他有这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种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于塔顶的人。只是他为着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基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 ，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说到这里，我还要回转头来，说说后来一般学者，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 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那“毕竟空 ”，不过有些偏赞，有所侧重罢了。不幸后来的人，不善于学，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抗拒不纳。由此就在广大纯净的教诲里面，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岂是当初那位菩萨所期望所印许的吗
这位神会和尚，他造成的这一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当机偏赞，不失为一种方便。至于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这只要怪着后来一般学者不善于学，囿于偏执，不能圆融。因此，我虽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却还须加上这一条重要的声明。
另外，我还有一点意思，便是从历史的方面，用考据的方法以研究佛学，这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所优为，并且为之几十年，有许多地方，固然能考正前人们的错误，显出当时真相，于佛学的研究，不为无功。但是印土素无完备的历史，文献既不足征，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从时空上加以限制。若拘拘焉迷信历史，偏重考据，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见也只囿于一隅，故纸徒钻，时感误谬，即不误认，也不免“执其小而失其大”。我们的德邻，不是时常有这种现象么
可是，我并不因此否定历史和考据的相当价值，并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对这种方法的人，因为历史和考据，实在也有相当的价值，只不过要靠着人善于采取，善于运用罢了。譬如胡适之先生所校订的这一本《神会和尚遗集》，便是从历史和考据上用心，虽说是小小一册，不是也有很大的贡献吗
因此，我一面对于迷信历史和偏重考据的佛教学者有点看法，一方面仍然赞成佛教学者参用历史和考据，这便是我读胡适之《神会和尚遗集》的一点感想。
二、对禅宗历史老公案的终结，评宗密对禅宗南北之争的调和
上文我对南宗高于北宗，又不离北宗；顿悟高于渐修，又不离渐修；佛学不排斥历史与考据，又不离历史与考据，发表了一点看法。其实，主张南顿与北渐圆融一致的，历史上早就有其人了。石头希迁和尚在其所着《参同契》中早就喊出了“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其后宗密就是在神会和尚为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后站出来主张南北调和的突出代表。
胡适之先《荷泽大师神会传》说：“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往往感觉一 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在《禅门师资承袭图》里也说：“荷泽宗者，尤难言述。”…… 宗密在《圆觉大疏抄》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诸人，不知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找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细读宗密原着，觉得“大错”的似不是宗密，倒是胡适之先生了。因为，宗密主张“顿悟之后仍须渐修”，恰恰是把立于塔尖上的人与下面的塔身统一起来，“调和”起来，并非把二者截然分开，把立于塔尖之人架空，这何错之有
顿悟与渐修是体与用的统一。这是宗密调和南北之争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圆觉经大疏抄》说：“寂知之性举体随缘，作种种门，方为真见。寂知如镜之净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荷泽深意本来如此。但为当时渐教大兴，顿宗沉废，务在对治之说，故唯宗无念，不立诸缘。如对未识镜体之人，唯云净明是镜，不言青黄是镜。今于第七家(即荷泽一宗)亦有拣者，但拣后人局见，非拣宗师。……于七宗中，若统圆融为一，则七皆是；若执各一宗，不通余宗者，则七皆非。”宗密很明确地指出，寂知之性是本体，它能显影像是体之用。“举体随缘”，正如明镜与所映照的影像的关系一样，镜的寂知、明净是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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