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菩提達摩對中國佛教的影響
董群
內容提要：菩提達摩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對中國佛教，特別是對禅宗的影響，從四個方面突出地體現出來，一是資料記載的變化，其傳記和思想資料的記載從少到多，從曆史到傳說，從如實記錄到托名撰述，反映著達摩影響的增大。二是祖師地位的確立，楞伽宗、保唐宗、慧能南宗以及荷澤系、雪峰系等都認同達摩的祖師地位。叁是達摩禅法的特色，其理行雙運的禅法特點，如來藏和般若結合的理論建構，以道德修養爲主旨的行入方式，以修心爲核心的禅修方法，藉教悟宗的宗教建設方針，民間化的宗教發展方向，都對後世佛教産生了重大影響。四是曆史理解的差異，後世對其禅法的不同理解或解釋，體現著其曆史地位的重要性。
關鍵詞： 菩提達摩，中國佛教，禅宗，影響
菩提達摩對于中國佛教的影響，集中體現爲對中國禅宗的影響。對這種影響的討論，至少可以通過對達摩資料記載的變化、達摩禅學思想的特色、達摩祖師地位的確立、曆史上的達摩理解等方面的分析而進行，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菩提達摩理行雙運、定慧兼修的禅法特點、如來藏和般若觀相結合的理論結構、道德化的宗教內涵、以修心爲特色的禅修思路、藉教悟宗的宗教建設理念、民間化的宗教發展方向，都對中國佛教産生了重大的影響。據此也可以確認，達摩是中國佛教新的發展模式的實際倡導者，是新佛學思想的奠基者。
從達摩資料記載的變化看其影響
菩提達摩的生平和思想的資料，有一個逐漸增加的過程。從少到多，從史實到傳說，從如實記錄到托名撰述。不管是何種情形，都反映了達摩在中國佛教影響的擴大、地位的提高。
一、最早的記載。有關菩提達摩的資料記載，起初非常少。從史料的角度看，只有北朝時期北魏(386－557)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有兩條。此書卷一永甯寺條提到達摩時說：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铎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雲年一百五十歲，曆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1]
此處講到永甯寺的壯麗，以來自外國的見聞甚多的達摩的贊歎來襯托。
此書卷一修梵寺條又引證達摩贊歎此寺造像的話：“菩提達磨雲：得其真相也。”[2]連胡適博士在其《菩提達摩考》一文中也承認達摩是曆史人物，講到此處資料時，以此二條理由說明此記載可信[3]。
二、稍後的記載。稍後由昙林作序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或《達摩論》，是最早對達摩的思想加以記錄的史料。昙林是達摩的弟子，具體事迹不詳。這是達摩僧團在當時佛教界處于邊緣化狀態的必然結果。《續高僧傳》卷十六《僧可傳》附有《法林傳》，此法林可能就是昙林，或稱林法師。他長于《勝鬘經》，精于撰述講說。《楞伽師資記》說：“此四行是達摩禅師親說，余則弟子昙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磨論》也。”[4]
叁、傳記的出現。僧傳中第一次明確爲達摩作傳的應該是道宣的《續高僧傳》，此傳卷十六有《菩提達摩傳》，簡要地記錄了達摩的言行，此傳中其他一些禅僧的傳記也提到達摩。他講到達摩傳教時，“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诰(語)，卷流于世。”[5]這可能也涉及到昙林所記的資料，因此，昙林的記錄，又爲道宣所用。與楊衒之的資料相比，除了對達摩的年齡記錄相同之外，更多的是不同，重要的方面有七：一是原籍變化，由“荒裔”的波斯人變成“南天竺婆羅門種”。二是明確了來華的路線，由南而北，“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6]叁是記錄了達摩的弟子名單，《達摩傳》提到的有道育和慧(僧)可，《僧可傳》中又有向居士、化公、廖公。《僧副傳》講到僧副從達摩出家。四是談到達摩的晚年終歸，在《達摩傳》中講“不測于終”。《僧可傳》中則講“滅化洛濱”。五是闡述達摩禅法的內容，即二入四行論，和昙林記載的資料大致相同。六是指出達摩禅的傳教經典，即《楞伽經》。七是夾雜以自己的評論見解。比如他稱達摩“志存大乘，冥心虛寂”[7]，這使其記錄有“述評”的性質。
道宣(596－667)的研究態度是非常認真的，帶有實證精神，他“或博咨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雠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效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8]因此，其研究成果帶有極高的可信度，是對第一手資料分析的結果。其中有些記述有矛盾，比如晚年終歸之事，這可能取自不同的原始資料，或許是口傳資料。這也說明，在道宣時代，達摩的真相並不爲人們所全部了知。由于道宣的學術研究的權威性，他對達摩研究的許多觀點在後世成爲定論。
四、資料之增多。道宣之後，對達摩事迹資料的記載就逐漸增多，有許多標爲達摩禅學作品的文獻，其中也有僞托的成分。像《達摩少室六門》所含《心經頌》、《破相論》、《二種入》、《安心法門》、《悟性論》、《血脈論》6種，敦煌文獻《達摩和尚絕觀論》、《釋菩提達摩無心論》、《南天竺菩提達摩禅師觀門》等，雖然包含有部分達摩的思想，但更多地是反映僞托者對禅學的理解。甚至還有托名達摩的《達摩易筋經》、《達摩一掌金》、《達摩洗髓經》等武術類文獻，乃至道教方面也有借用達摩的大名而編造出《達摩大師住世留形內心妙用訣》之類的仙術作品。至于增加的達摩事迹，多是傳說、附會。
五、後世增加的達摩資料中最爲重要的一件就是增加了達摩和梁武帝的對話。日僧最澄(767～822)《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中引《傳法記》雲：
(達摩)渡來此土，初至梁國，武帝迎就殿內，問雲：朕廣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達摩大師答雲：無功德。武帝問曰：以何無功德？達摩大師雲：此是有爲之事，不是實功德。不稱帝情，遂發遣勞過。大師杖錫行至嵩山……[9]
《傳法記》已佚，可能是八世紀的作品。在《壇經》裏，也提到了這段事迹：
使君問：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武帝，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達磨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怅，遂遣達磨出境。[10]
據此可知，至少在八世紀，這一故事就已經流傳很廣了。《曆代法寶記》、《景德傳燈錄》等作品對這些事又有更詳細的描述。後來《碧岩錄》將其作爲第一則公案，在禅界更爲廣泛地流傳。
從達摩的傳記資料的增多，可知達摩如何是從一個少爲人知的曆史人物演化爲一個充滿傳說的神化僧。這一過程反映了達摩在佛教界地位的不斷提高。一個毫無曆史作用的人物，人們不會去關注，更不用說去神化。在達摩身上的傳說和附會越多，說明其地位越重要。
從達摩祖師地位的確立看其影響
達摩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影響，又是通過其禅宗祖師地位來體現的。禅宗內有不同的流派，除了楞伽宗視其爲二祖，其余均視其爲禅宗的初祖。
一、法如系初祖。在禅宗中，法如(638～689)系可能是最早提出禅宗傳法世系，並突出菩提達摩的禅宗初祖者地位。《唐中嶽寺沙門釋法如行狀》中說：南天竺叁藏法師菩提達摩“入魏傳可，可傳粲，粲傳信，信傳忍，忍傳如。”杜胐的《傳法寶記》繼承了此種說法，並發展爲法如傳神秀，“而今已後，當往荊州玉泉寺秀禅師下咨禀”。
二、楞伽宗二祖。楞伽宗是唐代禅宗南北分野後，禅宗北宗自身一系宗派的稱號，是早期禅宗的別稱。達摩以四卷《楞伽經》授與慧可，以此傳宗。北宗人在研究自己的宗派史時，就以此經命名本宗。淨覺所撰的《楞伽師資記》，以《楞伽經》的譯者求那跋陀羅爲初祖，達摩爲二祖，達摩以降，依次是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神秀以下，並列普寂、敬賢、義福、惠福四人，曆八代。其實此種方法于理上有缺，若依宗經譯者爲第一祖的話，叁論宗和天臺宗初祖乃是鸠摩羅什。又，依常理，代際祖師之間，一般有授受，而求那跋陀羅和達摩之間，並無此種關系。所以，《曆代法寶記》批評淨覺“不知根由”。[11]但淨覺並沒有貶低達摩之意。
叁、南宗初祖。禅宗南派一致確立達摩禅爲禅宗初祖。敦煌本《壇經》中列從西天七佛到慧能共四十代，達摩是西土第叁十五代，是東土第一祖，又有頌東土六祖的《傳衣付法頌》。神會在和遠法師辯論時，強調達摩是“唐國”禅宗之始，從達摩到慧能，相傳付囑已有六代，師資之間以袈裟爲憑信。達摩在印度爲第八代[12]。他稱慧能南宗爲達摩南宗，“菩提達摩南宗一門，天下更無人解。”[13]
四、荷澤宗初祖。圭峰宗密稱神會一系爲荷澤宗。對禅門師資的傳承，宗密列有詳盡的圖表，其代表正傳的主線依次是達摩第一，慧可第二，僧璨第叁，道信第四，弘忍第五，慧能第六，神會第七。神會之後，不列序號，先後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兩代。以這條主線爲中心，列有旁出世系。從達摩到神會，是荷澤宗的前期世系。神會之後，兩傳而到南印，南印門下，宗密列有四人，其中之一是遂州道圓，宗密本人是道圓的弟子[14]。
五、保唐宗初祖。《曆代法寶記》記錄了此宗的世系，分別是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北齊朝第二祖慧可、隋朝第叁祖僧璨、唐朝第四祖道信、第五祖弘忍、第六祖慧能。慧能以後，《法寶記》強調武則天請慧能進京未果，但征得慧能的得法袈娑，轉請智诜等禅師進京。智诜思歸，則天將從慧能處征來的袈裟給智诜。智诜傳處寂，處寂傳無相，無相傳無住。以袈裟的傳承證明此宗爲禅門正統。無相禅師傳“無憶，莫念，莫妄”叁句教，認爲是達摩所傳，“我此叁句語，是達摩祖師本傳教法。”[15]菩提達摩多羅實際是指菩提達摩，神會曾誤以達摩多羅爲菩提達摩。《曆代法寶記》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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