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慧能研究35——對以大陸學術界爲主的考察
董群
對于慧能的研究，有一類常常隱含在對禅宗的研究之中，這一類資料更是難以統計清楚。而在有明顯標識的慧能研究作品中，研究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具體涉及的細節及不同觀點如下：
一、《壇經》經典研究36
1、《壇經》的整理。
慧能研究的基本資料是《壇經》。大陸學術界對《壇經》的學術整理，在1962年7月編就，1965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彙編》(隋唐部分)下冊的《禅宗》一節中以《關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爲題，依宗寶本，摘錄了一些材料，並加標點注釋，是一個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郭朋以日本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本《壇經》爲底本，參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作成《壇經校釋》一書，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總印數達32,00冊37。1980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遍》，其中第2卷第4冊爲禅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壇經》的敦煌本和宗寶本，加以標點。楊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對敦煌博物館所藏《壇經》寫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在附錄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壇經》。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禅宗編》第1冊中，收入《壇經》五種即：敦煌本斯五四七五號(影印並抄錄)、敦博本0七七號(影印)、曹溪原本(據嘉興藏影印)、日本興聖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寶本(據嘉興藏影印)。1997年2月，周紹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原本”之意，是爲未經後人潤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種，即：北京圖書館藏有字七九號卷子殘頁、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冊子、敦煌博物館藏0七七號冊子及旅順博物館原藏已迷失冊子首尾照片38，全部影印，再依此錄出“原本”，並加標點及簡單的校記。教內外還出版了許多普及本及教內流通本。日本方面，以柳田聖山所編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爲著名，東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共收入11種，即：敦煌本、興聖寺本、金山天甯寺本、大乘寺本、高麗傳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統本、清代真樸重梓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經處本，另外還收有西夏文斷片、金澤文庫本斷片。英文文獻方面，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壇經》的英譯本，列出了1930年以來的11種版本的譯本39。
2、《壇經》的成立及流變
現存的《壇經》，有四個本子，即敦煌本、惠昕本、曹溪原本、宗寶本，以敦煌本(包括敦博本)最爲接近古本，曆史上流傳的更多，反映出《壇經》本身的變化發展。胡適在1966年1月8日寫成《<壇經>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之間的並列關系，契嵩叁卷是將文字“鄙俚繁雜”的《壇經》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的結合，而宗寶本則是在此基礎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爲祖本。
印順認爲，《壇經》主體部分是無相戒，這在慧能生前就應該成立了，慧能入滅後，其平日接引的機緣、臨終前後情形，由弟子記錄出來，附編于大梵寺說法後，也泛稱《壇經》，完成了《壇經》的原型，現存的本子以敦煌最古，但不是原型40。他對胡適、宇井伯壽、關口真大、柳田聖山的觀點都加以分析，認爲“《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別，可統攝爲四種本子：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41敦煌本爲神會門下的修正本，古本則“一定是”將《曹溪大師別傳》的傳說，編入《壇經》而成，無疑是屬于洪州門下的，成立的年代，要比敦煌本(780—800)、《別傳》(781)、《寶林傳》(801)遲些42。惠昕本編定的時間，考定爲宋乾德五年(967)，政和六年(1116)再刊，傳入日本，被稱爲“大乘寺本”，紹興二十叁年(1153)刊本傳入日本，被稱爲“興聖寺本”，兩者在品目及本文上雖有多少修改，都是惠昕的編本。至元本，有兩個相近的本子，即德異本和宗寶本，“組織上最爲一致。”43
杜繼文、魏道儒認爲，《壇經》是經過多個禅宗宗派增刪修訂，逐步演化而成的，說它是集體産品，比推測它只有一個原本要全面。44
郭朋在其《壇經校釋》的序言中，考察分析了胡適、印順觀點及一些日本學者特別是石井修道的觀點，認爲胡適用“明藏本”的提法尤爲不妥，《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和《壇經》並列，因爲它不是《壇經》的一個本子45。他對印順的觀點持贊同的態度，對石井修道的觀點有具體介紹和評論，認爲他列出的《壇經》流變圖中涉及的14種《壇經》，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其余的都不過是這4種本子的翻刻和傳抄而已。
楊曾文在其《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中對《壇經》的流變有詳盡的敘述，以《壇經》(不存)祖本爲源頭，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謂文繁古本，不存)。從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叁個本子；從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甯寺本、大乘寺本、興聖寺本等，均在惠昕本的傳刻本上形成，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異本和宗寶本，此叁種本子又有各自的傳刻本，明代以後的各種藏經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經本，都以宗寶本爲基礎。
洪修平不同意楊曾文把敦煌本與惠昕本看作是《壇經》祖本後的兩個並列系統的觀點，主張兩者“至少應該是交叉關系。”46他所列的《壇經》諸本關系圖表，以《壇經》原本(不存)爲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與此並列的是《曹溪大師別傳》。敦煌本直接從南方宗旨本而來，惠昕本直接來自文繁的古本，並與敦煌本也有關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結合而成的，這和胡適的看法有相近之處。契嵩本衍生出德異本和曹溪原本，此兩個本子又衍生出宗寶本，而宗寶本也與惠昕本有聯系。
3、《壇經》的真僞
這一問題的起點是《壇經》是否爲神會或神會門徒所作，首先由胡適提出。早在1929年胡適寫的《荷澤大師神會傳》中辟〈神會與六祖壇經〉一節，指出“《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47羅香林認爲，《壇經》雖非慧能自作，然都來自慧能所說之法，否認胡適之說，並證明法海爲《壇經》的筆受者。60年代，因錢穆的淺白文章《六祖壇經大義》，在臺灣引起一些論爭，楊鴻飛在《關于六祖壇經》一文中重申了胡適的觀點，認爲《壇經》“確實與神會有著不解之緣。"48錢穆著文回應，言其早在1945年7月重慶版《東方雜志》第41卷14期上撰有《神會與壇經》，批評胡適的觀點，1961年在香港又寫未發的《讀六祖壇經》一文，認爲“《壇經》祖本由神會或神會之徒竄羼者，其份量很少，而由宗寶所竄羼者，份量更多。”49《壇經》確實代表六祖思想，是由法海所編集。後又提出《壇經》中批評神會爲“知解宗徒”的話，這實際上涉及到洪州門下修改《壇經》之事了，但他只疑是後人竄入，未明何類人。但楊鴻飛認爲此處的知解，只是佛知見。澹思認爲，錢氏持思想史的思路，楊氏則持考證的思路，他歸納了日本對此問題的研究和看法，認爲日本方面不完全附和胡適的意見，50其基本傾向是否定楊氏之說。印順則認爲對《壇經》的補充既有神會門下的，51也有洪州門下的，52對于前一個觀點，他歸結爲兩句話：《壇經》決非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神會門下補充了一部分——壇經傳宗53。由此可以得出幾種看法：《壇經》爲慧能所述，法海所集；《壇經》爲神會所作；神會或神會門徒未作《壇經》，只補充了《壇經》，洪州門下也有此補充。
大陸方面，基本的傾向是承認神會對《壇經》有改動之處，但具體說法稍有差異。湯永彤在其《隋唐佛教史稿》裏沒有具體討論這一問題，只是沿用法海記集說，“相傳門徒法海據其言行錄爲《壇經》。”54石峻等人認爲，《壇經》最早的本子，是慧能的弟子根據其講法記錄下來的，神會只不過是根據它而加以發揮而已，胡適關于《壇經》由神會一手創作的假設，恐怕不能成立55。呂澂持神會門徒編纂說，“顯然編纂于神會門徒之手。”56不過是否就是依照神會的說法改動了《壇經》，還有待研究57。葛兆光重申神會一系與《壇經》確有關系，印順對此問題的看法最爲公允平實。58更多的學者是從《壇經》流變的角度來談此問題的。
二、慧能的生平與思想
1、民族
有兩種觀點，一是瑤族說，二是仡佬族說，侯外廬等持慧能的母親爲瑤族說，而未言慧能自身的民族，59張春波沿用此說。60近年也有學者提出越族說。61
2、獦獠義
一般指少數民族義，侯外廬專以“獠”字指少數民族62，馮友蘭籠統地以“指少數民族，”63張春波認爲是唐代統治階級對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汙蔑稱呼，64方立天則指明是當時對嶺南土著的侮稱，65郭朋解釋得較爲詳細，是“對攜犬行獵爲生的南方少數民族的侮稱。”66潘重規對此有專門研究，基本觀點未出此義，又指出古籍中“獦”、“獵”的混用。67
3、初到黃梅的時間
慧能的生卒年(638--713)曆史資料並無異說，但對慧能初見弘忍的時間，《神會語錄》記爲22歲(顯慶四年，659)，法海的《六祖大師緣外記》持24歲(龍朔元年，661)，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印順假定爲慧能22歲聽《金剛經》而悟，24歲(龍朔元年，661)到黃梅，68杜繼文持“龍朔元年前後”說，69潘桂明對24歲說提出了資料證據，70楊曾文認爲慧能33歲取道曹溪北上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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