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明”的木匾，己被西藏自治區列爲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尤其是噶舉寺所獨有的文化風格，使它在藏族地區贏得一定的知名度。2003年8月筆者在亞東縣進行田野調研期間專門訪問了噶舉寺。
1959年前噶舉寺擁有74名僧人或居士，平日住寺僧人只有10多位。當時噶舉寺有兩名活佛，一名叫朱古仁布切(sprul sku rin po che)，已轉世到第十一世活佛，現住在錫金；另一名叫阿覺仁布切(Aa jo rin po che)，他是一位在家居士活佛，在西藏民主改革時期攜帶家眷前往錫金定居，後來在錫金去世。目前，亞東縣帕裏鎮的現年24歲的丹增俄珠(bstan vdzin dngos grub)被民間信教群衆認定爲其轉世。
1985年噶舉寺得到重新恢複，現有7名僧人，其中4位是老僧，即白瑪堅贊(pad ma fgyal msthan)，85歲，下司馬鎮沖培村人，任寺院的洛本(slobdpon)”兼翁則，由于年歲已高，一般住在家裏；紮西東主(bkr shes don grub)，81歲，下亞東鄉仁青崗村人，平時在家居住；丹增曲達(bstan vdzin chosdar)，76歲，仁青崗村人，平時在家居住；強曲桑布(byang Chub bzang po)，74歲，下亞東鄉切瑪村人，現任寺院民主管理小組組長，平時在家居住。
其余3名年輕新僧分別是丹增俄珠、赤列多傑(vphrin 1as rdo rje)和喜饒多傑(shes rab rdo rje)。其中喜饒多傑俗名叫塔慶(thar chen)，22歲，于2000年結婚，生有一個孩子。之後，他主要忙于家庭生計，而無暇顧及寺院宗教活動。
從藏傳佛教戒律學的角度看，噶舉寺僧人沒有接受佛教最高戒律即比丘戒，而只受了佛教最低基礎戒律即沙彌戒。因此，噶舉寺僧人的宗教戒律較寬松、言談舉止較自由、生活方式接近世俗社會。諸如，噶舉寺僧人不但可以結婚生兒育女，而且外出念經作法事時尚有飲酒慣例。亞東地區有釀造優良青稞酒的傳統，這種酒當地人叫布熱(BodRag)，即藏酒，相傳蓮花生大師曾對這一帶釀造的青稞酒加持而如同甘露，具有一定的法力功效，故噶舉寺僧人以喝甘露酒來提升各自的宗教特異功能。據說噶舉寺已故阿覺仁布切也是一位既結婚又飲酒的居士活佛。不難看出，結婚和飲酒則是噶舉寺僧人所特有的一種傳統文化習俗，而且不斷相繼傳承延續迄今。簡而言之，噶舉寺僧人屬于藏傳佛教居士僧類型，藏語稱其爲“賽欽”(ser khyim)，意爲佛教在家居士僧：同樣，噶舉寺本身也是一座典型的藏傳佛教居士寺院。
目前，由于噶舉寺未達到設立民管會的法定人數，便建立了寺院民主管理小組，由5人組成：
組長：強曲桑布，民改前出家的老居士僧；
副組長：赤列多傑(25歲，下亞東鄉仁青崗村人)，寺院恢複後出家的新僧；
成員：丹增俄珠，民間新認定的噶舉寺活佛；
洛桑(鄉幹部)，現任下亞東鄉人大主席；
南傑(村幹部)，現任下亞東鄉仁青崗村黨支部書記。
噶舉寺常住寺僧只有兩人，即民管組副組長赤列多傑和小組成員丹增俄珠活佛，而赤列多傑白天又忙于在外念經，只有晚上才回到寺院住宿，同丹增俄珠活佛二起看守或管理寺院。因此，平時白天在噶舉寺裏只有一名僧人在值班或接待信教群衆。筆者于2003年8月19日采訪噶舉寺時，年輕的丹增俄珠活佛一人在大殿二層正在向8、9名信教群衆講解釋迦牟尼生平事迹的壁畫圖。活佛非常平易近人，據說寺內只有他，實際上成爲寺院的管理人員。由于一人管理一座寺院，忙得不可開交。所以，活佛將家中的父親接到寺院給他做飯燒茶等，做些協助性的瑣碎事務，使他有更多的時間用于管理寺院和學習佛學知識。丹增俄珠活佛滿懷信，心地對筆者表示：他已在拉薩色拉寺受了比丘戒，今後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或模範表率作用，逐步完善或扭轉噶舉寺僧人戒律比較松散的局面。
以上噶舉寺的寺院內部管理模式在藏區衆多藏傳佛教寺院中比較少見，正可謂它代表著正在嘗試的一種新的寺院管理模式。當然，這是主要根據噶舉寺自身的特點和亞東縣的宗教現況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因爲亞東縣相對來說是一個經濟較爲發達而宗教信仰趨向淡化或退步的地區。比如，亞東縣1959年前，有53座寺院、拉康(1hakhang)或日卓(ri khrod)，僧尼523人，其中僧侶480人，尼僧43人。現在只恢複9座寺院和拉康，其中6座寺院、3座拉康。目前，亞東縣僧尼定編人數爲55名，實際只有37名僧人，而且至今沒有尼僧。 特別是亞東縣僅有的幾座寺院不僅規模小而且其住寺僧人更少，如東嘎寺”(dungdkardgon)是亞東縣赫赫有名的最大寺院，現只有10名僧人；另外，全縣3座拉康中的2座拉康內已經沒有僧人，實際處于一種名存實亡的狀況。甚至在亞東縣還出現過寺院“倒閉”的特殊現象，比如，位于康布鄉上康布村的拉崗寺(1ha sgang dgon)，于1986年恢複開放，當時只有一位主持人，沒有其它僧人，後來寺院主持人從事經商而放棄寺院管理，寺院便不得不自動關閉，現只剩一個院落和幾間房子。鑒此，有關宗教部門將拉崗寺在亞東縣寺院檔案中被取消。可以說，拉崗寺已成爲亞東地區改革開放後第一座自然消亡的寺院。
根據田野調研，亞東地區的藏族居民依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需求，他們在一年之內還保持著一、二次去寺院燒香朝佛的傳統宗教信仰習俗。在這種供需矛盾日益凸現的情況下，噶舉寺根據自身的特點，在寺院內部管理上獨辟蹊徑建立了新的模式。比如，寺院管理層中既有鄉幹部又有村幹部，而且都是兩級部門的領導幹部，他們在廣大百姓中既有一定權威，又有在各級政府和宗教信徒之間協調關系的政策水准和實際能力。不難看出，通過采取這種新的寺院管理模式，噶舉寺始終處于正常的運轉之中，不至于落入“拉崗寺”的後塵，走向關閉的結局。從理論的高度去分析或總結噶舉寺的這種寺院內部管理上的新模式，它實際上是寺院與現實社會相適應的一種新的比較成功的嘗試，也是開辟宗教世俗化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路徑。
總而言之，寺院作爲藏傳佛教的叁大支柱之一”，曆來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並加強對寺院的監管力度，使其成爲政府同信教群衆之間取得聯系的紐帶或世俗政權與宗教實體之間對話的一個平臺，從而達成一種互助互利、和諧相處的良好政教關系。而且藏傳佛教寺院在特定的曆史人文背景下還同藏區經濟社會之間産生一定的互動關系。因此，；寺院內部管理體製在不同的曆史背景、不同的社會製度和不同的時代潮流下發生不同程度的革新或演進則成爲必然。
(本文原載《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
《藏傳佛教寺院內部管理體製的演進》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