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編　實踐論

　　小引

　　佛教是追求斷除人生煩惱和解脫生死痛苦的宗教，是極富修行實踐性的宗教。自釋迦牟尼以來，曆代佛教學者都十分重視探尋解脫的途徑，設計周密的實踐方法，從而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佛教實踐哲學。

　　戒、定、慧是佛教實踐的叁大綱領，是佛教徒成就佛果的根本途徑和方法。佛教的一切法門都是戒、定、慧的具體展開，都盡攝于戒、定、慧範疇之內。戒學、定學和慧學，是佛教修行者必須修習的最基本的學問，被稱爲「叁學」。戒學的「戒」，是禁製的意思，指皈依佛教的人所必須遵守的規則，即佛教的道德戒條。在「叁學」中，戒是佛教修持實踐的基礎。小乘佛教根據佛教徒的不同類型，製定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大乘佛教又製定出叁聚淨戒、十重戒和四十八輕戒等。戒的功用，一是消極方面，在于防非止惡；二是積極方面，在于促發善業。定學的「定」，是使心專注于某一對象而不散亂。佛教爲防止心意散亂以求達到安甯的精神狀態，提出了種種方法。小乘佛教有四禅定、四無色定、九想、八背舍等，大乘又提出九種大禅、百八叁昧、百二十叁昧等。慧學的「慧」，指能破除迷惑，觀達真理的智慧。發此智慧而努力進修，稱爲慧學。慧學內涵豐富，有小乘修學四谛、十二因緣，大乘觀照真如、實相等。戒、定、慧叁學主要是從心理實踐、心理修養和智慧修學這叁個方面來規範佛教修持實踐的內涵，分別用以製身、定心和證真。佛教還強調主體的修持進程和提升次第——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即持戒清淨始可得禅定寂靜，具有禅定寂靜有助于開發智慧，從而揭示了佛信徒修持實踐中製身、定心和證真的依次推進和前後製約的內在邏輯關系。〔注釋：修習上，佛教還有聞、思、修叁慧說。聞于經典的教法而生聞慧，思維所聞所見道理而生思慧，修習禅定而生修慧。其間依聞慧而生思慧，依思慧則有修慧。〕

　　大乘佛教爲了成就佛道又提出六種實踐德目，稱爲「六度」(六波羅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前五度可歸于慈悲，爲第六度般若智慧所統率，「般若波羅蜜爲五波羅蜜作導」〔注釋：《小品般若經》，《大正藏》第8卷，544頁中。〕，突出地強調般若智能的導向作用。六度是叁學的展開，布施、持戒、忍辱爲戒學所攝，禅定即定學，智慧爲慧學，精進是努力不懈地修習，通于叁學所攝。六度實也不出叁學的實踐範圍。

　　中國佛教信徒的修持實踐，是在印度佛教叁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加以發展而形成的，因而表現出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殊實踐風格。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叁個方面：

　　戒學實踐。

　　由于中國和印度在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政治體製、文化傳統、生活狀況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差異，中國佛教學者對印度佛教戒學修持實踐的內容，作了調整、改變與補充，形成了新的實踐特征。這主要有叁種情況：一是在儀規製度方面，爲適應中國的具體情況，早在東晉時代，道安就首創僧尼規範叁例〔注釋：《高僧傳》卷5《釋道安傳》載：「安既德爲物宗，學兼叁藏，所製僧尼規範，佛法憲章，條爲叁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叁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大正藏》第50卷，353頁下)〕，此後中國佛教學者也時有在戒律之外別立禁約之舉。到了中唐，禅宗興盛，百丈懷海禅師更是製定了與律法不同的《百丈清規》作爲禅宗寺院(叢林)的新例。元代，百丈山德輝禅師又奉朝廷之命，將《百丈清規》的不同本子重加厘定，名《敕修百丈清規》〔注釋：《大正藏》第48卷，1109-1156頁。〕，頒發全國。清規設有方丈、法堂、僧堂等製度，規定了禅僧的種種職務，製定對帝王聖壽萬歲的祈願及禅宗祖師忌辰的典禮等儀式，並確立具有重大革新意義的邀請大衆勞作的「普請」製度等等。清規確定的中國禅宗寺院組織的規程和寺衆日常行事的章規，典型地表現了中國佛教儀規製度的特點。二是在戒律的研習與傳持方面，形成了弘揚《四分律》〔注釋：《大正藏》第22卷，567-1014頁。〕學的律宗。印度佛教傳到中國的有四部廣律〔注釋：譯出的四律是《十誦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和《五分律》〕，唐中宗支持律宗，明令禁用《十誦律》，因而使《四分律》成爲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佛教戒律。律宗把佛教所有的戒歸納爲兩類：一是「止持」，即製止身品作惡業的戒法；二是「作持」，指隨順所受的戒法而積極修習善業。律宗融合了唯識學說，認爲僧人受戒是在心理上所形成的防非止惡功能，就是阿賴耶識所藏的種子，種爲「戒體」。律宗又還認爲，戒、定、慧叁學是彼此互攝，圓融無礙的。叁是在倫理准則與規範方面。儒家倫理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居于主導的、支配的地位，佛教的出家出世倫理遇到了儒家倫理的強烈抗拒，因此，佛教自傳入中國內地伊始，就采取協調的立場，並逐漸肯定和日益重視儒家的忠、孝倫理，後來有的佛教學者更宣揚孝是首要的戒條，從而使中國佛教倫理具有濃厚的儒家倫理色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具有儒家化的特色。

　　定學實踐。

　　「定」是專注于一境，集中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態，定學是佛教修定之學。在中國，禅與定通常連用，禅定的意思是安靜斂心，止息雜慮。定學是佛教修習的重要方面與中間環節，是區別于其它一些宗教的獨特的修持模式和生活方式，大小乘經論都廣爲說示，種類繁多，方法繁雜。定學(禅學)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在東漢至南北朝時曾譯出多種禅經，禅定的思想和方法一直獲得廣泛的流傳。隋唐時代成立的佛教諸宗派，都依其所奉持的教義而修行禅定。其中，依據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國固有思想並加以綜合而創立的禅宗，更是把以定爲重心的印度禅轉化爲定慧一體的中國禅，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注釋：郭天錫：《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大正藏》第47卷，495頁中。〕爲其宗旨，從而發展出一種特有的禅法、禅風，一種成爲源于印度佛教禅法又大別于印度佛教禅法的新宗派。禅宗作爲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宣揚本心、本性是人的本質，是成佛的超越根據，提倡以參禅方法，徹見心性本原，成就佛果。慧能以後，禅宗逐漸衍化出沩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家」，臨濟又分化出黃龍、楊岐兩派，合稱「五家七宗」。禅宗各派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但因接引學人方法和教學方法，亦即門庭設施的不同，又形成爲各異的宗風。隨著禅宗的長期流傳，其禅風也帶來流弊，由此後來的禅師又提倡信奉淨土，同時修習禅與淨土，從而又轉入了禅淨合一的信仰軌道。此外，天臺宗的止觀實踐，也是中國禅的一支巨流，其中所保留的印度傳統的禅法，比禅宗要豐富得多。

　　慧學實踐。

　　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一樣，也十分重視慧學實踐。南北朝時代，一些中國佛教學者紛紛創立學派，隋唐時代更創建宗派。他們執衷于探討人生和宇宙的真實本質，探求成佛的根源、途徑和方法，並從豐富的宗教實踐中總結經驗，形成理論，表現了出色的宗教智慧。就以富有理論色彩的天臺、叁論、法相唯識和華嚴諸宗來說，天臺宗著重闡發「諸法即實相」論，認爲一切事物當體即是真實本相，一切事物都是真實本相的顯示。由此進而開展「圓融叁谛」、「一念叁千」、「叁法無差」和「性具善惡」諸說。相應地，在觀行上也提倡「一心叁觀」、「一念叁千」和「叁谛圓融」的觀法。叁論宗則闡揚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論，強調一切事物既空無自性，又以假名說有，如此萬物實爲不離性空而又曆然可見，雖有假名而仍是無得的中道實相。此宗還爲此而立「破邪顯正」和「四重二谛」的認識原理和方法。法相唯識宗不同，它以「叁性」說來說明諸法實相，並強調世界現象都是「唯識所變(現)」，並提倡修持四重二谛觀，以「轉識成智」。華嚴宗與上述諸宗也有所不同，它著重闡發的是「法界緣起」論，以「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門來說明現象與本體、現象與現象的統一，分別提出了獨特的修持法門。淨土宗的宗旨是，以修行者的念佛行業爲內因，以阿彌陀佛的願力爲外因，內外因相應，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此宗特別強調稱名念佛的殊勝和彼岸世界的美好，對于民間下層大衆極有影響力和吸引力。密宗提倡修持密法，手結印契，口誦真言，心觀本尊，認爲這樣就能與如來真印合，實現即身成佛的崇高理想。至于分別與戒學實踐或定學實踐密切相關的律宗和禅宗，正如上面所述，也都在慧學實踐方面有所建樹，有所貢獻。

　　從哲學理論的思維層面來考察，中國佛教的戒學實踐主要是倫理學問題，它涉及倫理的目標與理想、倫理的准則與德目、倫理的理論機製與哲學基礎、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關系，以及倫理的宗教功能與社會作用等一些問題。我們還可以從現代的眼光來探討佛教倫理的普遍意義，這也就是佛教倫理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應當強調的是，挖掘、整理、弘揚佛教倫理方面的棄惡揚善等內容，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是有積極作用的。中國佛教的禅定實踐，從哲學理論上說，主要是證悟論，證悟是解脫論意義的體驗、覺悟，不只是通常的心理調節，而是以佛教智慧的直覺契合真理，它涉及證悟的主體與對象、證悟的根據與內容、證悟的方式與方法，以及證悟與修持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中國佛教慧學實踐的內涵極爲廣泛，它包括對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也包含了佛教修持的理論規範，因而涉及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認識論、方法論的思想。鑒于上面已經論述過中國佛教的人生論、心性論和宇宙論方面的內容，這裏我們側重于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論述中國佛教的慧學實踐，由此本編擬探討和分析倫理道德實踐…

《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第五編 實踐論 小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