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數的規範。這樣，就把佛教的名詞、概念、範疇判定爲中國固有的與之近似的名詞、概念、範疇，形成了統一的格式。格義方法運用，常常導致人們對經義的理解與印度佛教典義理相違：「然凡谕之者，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則？考文則異同每爲辭，尋句則觸類每爲旨。爲辭則增其卒成之致，爲旨則忽其始擬之義矣。」〔注釋：《道行經序》，《大正藏》第55卷，47頁中。〕意思是說，佛經文句不同，不具體把握其旨趣，一味執著格義的方法，拘泥于文字，以章句是務，就會造成迷誤混亂。格義必然歪曲佛典原義。而我們認爲，這種歪曲實際上恰恰也就是佛教義理包括佛教哲學中國化的樸素表現和初級形式。

　　采用自由發揮方法的是東晉時期的般若學派。由于此派是自由講論，又分裂爲六七個支派。這些派別的思想分歧，此處不論。這裏只舉例介紹他們自由發揮的程度和引起佛教哲學轉型的後果。據載，般若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支敏度，在往江東之前，曾與一伧道人商量到南方以後怎樣講般若的問題，伧道人說：「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注釋：《世說新語

　　假谲第二十七》，《諸子集成》(八)，226～2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于是決定「共立心無義」。支敏度單獨到了江東，大講心無義。爾後，道人又寫信提醒他說：「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注釋：《世說新語

　　假谲第二十七》，《諸子集成》(八)，226～227頁。〕支敏度爲了博得江南名士的歡心，以解決吃飯問題，自由發揮經義，不惜隨意附和清談玄學，于印度般若學外另立新論。再如，當時般若學派又一重要代表人物道安，長年講《放光般若經》，並注意和《光贊般若經》作對比研究，他在《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說：

　　其爲經也，以如爲始，以法身爲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爾也。佛之興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注釋：《出叁藏記集》卷7，26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5。〕

　　道安在這裏是以魏晉玄學的本末思維方式來理解《般若經》，他把「如」、「法身」視爲根本、本體，是不符合印度佛教本義的。《般若經》提倡空觀，是破除現象和本體的實有，是否定本體存在的，或者說主張本體是空的。而道安則提倡「以無爲本」的學說，把破除本體實有的般若學改造爲本體是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說，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印度佛教哲學的方向，改造了印度佛教哲學的內容，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本體論。

　　叁、編撰佛典

　　隨著佛教的長期流傳，中國佛教學者由單純的翻譯轉向進行獨立研究，融會貫通，撰寫了大量的著作。據統計，中國僧人的漢文佛典撰述共約600部，近4200卷。這些著述不僅具有漢民族的思想形式，而且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漢民族的思想內容，涉及宗教、哲學、倫理、文學、曆史等諸多方面，表現了與印度思想不同的風格、色彩、特征。中國佛教學者的撰述是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標志，曆代中國佛教撰述記載著中國佛教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曆程，成爲我們探尋、開掘、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主要資源。

　　中國佛教撰述，有以下多種類型：

　　(1)章疏。

　　中國佛教學者尊奉印度佛教經典，持誦研習，堅持不懈，同時在講經時加以解釋，闡揚和發揮佛典的思想。也有的佛教學者模仿中國傳統的注經形式，熱心于撰寫章疏。這類著作在中國僧人全部撰述中數量最多，居第一位。章疏往往引用中國古典著作的語句和固有思想來批注原文，作出中國化的诠釋，藉以闡發獨立的哲學思想。例如，唐代華嚴宗四祖澄觀撰寫多卷本《華嚴經疏鈔》，闡發《華嚴經》的圓融觀念，發展了中國華嚴宗人的「四法界」說(後詳)，「四法界」說是中國古代佛教哲學中極爲重要的宇宙結構論、現象論和本體論的學說。

　　(2)論著。

　　中國佛教學者重視創作，勤于寫作，撰寫了許多極其重要的論著。這些論著或爲闡發總結佛經要義而作，或爲發表獨特見解而作，也有不少是在與儒、道兩家爭論中爲「護法」而寫的，包含著最豐富的中國佛教哲學思想，有的就是中國哲學的重要著作。如東晉時南方的佛教領袖慧遠，與時人爭論沙門應否禮敬王者的問題，撰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其中有專章結合中國古代靈魂不滅的觀念，論述形盡神不滅思想，強調人的形體雖然有生有死，而人的靈魂是不朽不滅的。慧遠這種形神不滅的觀點，可以說，恰恰相當于釋迦牟尼所抨擊、拒斥的婆羅門教的觀點——認爲不滅的靈魂可以寄寓不同的軀體之中。早期佛教認爲人的精神是不斷變化的意識狀態之流，沒有永恒不變的實體性的靈魂存在，而慧遠則是中國固有的靈魂觀念和實體性思想的支配下，去理解人的形神關系問題，從而導致了與印度早期佛教思想的背離，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神不滅論。

　　(3)經典。

　　中國僧人還撰寫了不少佛經。禅宗創始人慧能的《壇經》是中國僧人唯一公開稱「經」的著作。這部著作是吸取佛教某些信仰因素，在中國儒、道固有文化的土壤中産生的。它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思想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影響之大是衆所公認的。此外，還有另一類僞疑經，是指斷定或懷疑由中國漢族僧人編撰、選抄的佛經，不是譯自古胡語、梵文的漢文佛經。僞疑經的內容往往與儒、道、佛叁教鬥爭有關，有的是爲了迎合社會需要吸取儒、道思想編成的。僞疑經實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其中包含了鮮明的中國化的哲學思想。比如《提謂波利經》是中國僧人爲在家信徒撰寫的，著重宣揚因果報應思想和持戒修行。此經把中國固有的陰陽五行學說、倫理綱常等與佛教教義結合起來，雖然這種結合不免生硬勉強，但卻表現了中國佛教宇宙論哲學和道德哲學的某種特色。

　　(4)燈錄。

　　又稱傳燈錄，系禅宗人創造的一種獨特文體，記載禅宗曆代傳法機緣的著作，內容以記錄言論的「語錄」爲主，也記載傳承關系。重要的燈錄有二叁十種，其中包含禅師語錄不下叁百余則。語錄大都爲禅師口語，由親隨左右的禅門弟子筆錄編集而成。語錄中記述的是師徒傳法心要、參悟驗證、方便施行、參學所得等，集中表地現了禅宗的人生理想境界、心性思想、直覺思維，構成了中國佛教哲學的重要內容。

　　(5)善書。

　　指宣傳倫理道德、勸人爲善的書。佛教善書往往糅進儒家道德觀念，宣場儒佛兩家的倫理目標和生活規範。如明代名僧雲棲袾宏的《自知錄》，把人生的行爲分爲善、過兩門，勸人去過從善，積累功德，以獲得好報。這種通俗易懂的說教，比正規經典更易爲民衆所接受，所以影響很大。佛教善書，反映了中國僧人在重建適應國情的佛教倫理道德學說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普及中國佛教倫理道德哲學的成就。

　　(6)史書。

　　佛教史書記載了佛教曆史的發展演變，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基本資料之一。史書，尤其是爲中國佛教僧侶列傳的紀傳體史書，有總傳、類傳和別傳等不同類型，記述了佛教代表人物的活動和思想，反映了曆代佛教哲學家思想的産生和發展過程，對于我們了解佛教哲學家的思想內涵和特色，以及從整體上把握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形成和變化，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四、判教創宗

　　隋唐時代，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譯，佛教研究成果的長期積累，佛教人才的普遍成長，中國佛教的創造力空前高漲。國家的政治統一、經濟繁榮，國力強大，爲中國佛教學者的思想創造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環境。隨著這種種主客觀條件的成熟，佛教各宗派相繼成立。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有的適應國情，結合中國固有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傳承關系和教理主張，也就是偏離乃至背離印度佛教教義而創立的。這些宗派領袖在創宗過程中，各自闡發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哲學思想。

　　中國佛教各宗派創宗所依據的經典，基本上來自印度。印度佛教不同派別的不同教義、不同經典的不同教理，一方面爲理解、闡釋佛教義理帶來了某些困惑，另一方面，也爲創立宗派帶來了方便。爲了解決困惑，創立宗派，中國佛教學者對印度佛教各類經典進行了統一安排，確定次序的先後和教理的深淺，並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經典置于最高的位置。這就是判教。中國佛教不同宗派的創始人，依據中國深厚的曆史意識和價值觀念，采取不同的標准、尺度，引導門徒去學習、研究自己所推崇的經典，推動本宗的發展。中國佛教的判教反映了中國人對印度佛教的思考的過程與選擇的結果，體現了中國固有的曆史哲學和價值觀念。

《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第一章 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 第二節 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途徑》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