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及其注疏
方廣锠
敦煌出土的《金剛經》達數千號，有的經文上還有題記。過去對此類經典的整理不多，一些題記也末引起重視。本文對現藏國內外的敦煌《金剛經》及其注疏做了較爲系統的整理與介紹，對一些題記也做了移錄，有的經文還做了版本考證，並指出它們對研究佛教寫經、義理探尋、敦煌曆史、佛衆結社、雕版印刷、官吏宮廷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方廣锠，1948年生，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又名《金剛經》、《金剛般若經》。印度大乘佛教經典。最早爲姚秦鸠摩羅什所譯。一卷。其後翻譯此經的是：(一)、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二)、陳真谛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叁)、隋芨多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四)、玄奘譯《大般若經》第九會，又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五)、唐義淨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連同鸠摩羅什譯本，共計爲六個譯本。
上述六個譯本中，隋芨多本譯于隋炀帝末年。當時還是一個初稿，沒有來得及修訂。唐智升編纂《開元釋教錄》時見到這部稿子，他稱：“初芨多翻《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部卷在京。”(《開元錄》卷七)由于這只是一部未定稿，所以智升沒有把它收編人藏。在《開元錄·人藏錄》中，只收了其余五種譯本。但《崇甯藏》、《毗盧藏》等藏經的編藏者還是把芨多本收人大藏經，後代沿襲之，所以現在的大藏經一般都收六種譯本。另外，《資福藏》在收人《金剛經》時，錯把陳真谛本當作是菩提流支本，而把真正的菩提流支本漏掉了。雖然後來《普甯藏》的編纂者糾正了這一錯誤，並專門寫了一條題記，說明情況，但後代有些編纂大藏經的人仍未注意到這個問題。如《碛砂藏》與《大正藏》都把《資福藏》中的假菩提流支本，當作是一種別本而與真正的菩提流支本兼收並蓄。這樣，就出現了七種《金剛經》譯本的情況。《中華藏》也沿襲了這一錯誤，應予糾正。還有，玄奘譯本雖然是貞觀二十二年(648)譯出的，但其後玄奘將它作爲第九會編人《大般若經》，故智升說：“准諸經例，合人大部者即同別生。此錄之中，不合重載。爲與沙門義淨譯者名同，恐有差錯，故複出之。”(《開元錄》卷十一)也就是說，按照大藏經的體例，本來是不應該重出的，但爲了避免與義淨所譯的同名經混淆，所以收入大藏經。現《大正藏》即未將玄奘本重出。不過由于玄奘翻譯《金剛經》在前，翻譯《大般若經》在後，所以他所譯的《金剛經》的確曾經單本別行。曆史上《金剛經》雖有以上六個譯本，但最爲流行的，還是鸠摩羅什的譯本。
由于《金剛經》在古代相當流行，所以在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數量也非常多。現在世界上的敦煌文獻還沒有完全公布，所以我們無法統計出所藏《金剛經》的確切數字。根據已經公布的資料，以及我在英國、北圖考察未公布部分所得，現知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總數在二千號以上。其中北圖藏有柰96號、新745號等約一千多號，英法俄日等國亦藏有千號以上。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也以鸠摩羅什譯本占絕大部分。另有少量的菩提流支、陳真谛、唐玄奘譯本。
與傳世本相同，敦煌文獻中的鸠摩羅什譯本在形態上既有分爲叁十二分者，也有不作如此判分者。在文字上則與傳世本略有異同。如在《非說所說分》中，傳世本比敦煌本多六十二字：“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了”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
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即名衆生。”經查勘，房山石經羅什本也無此段文字，而其余諸異譯本中，均有與這段話意義類似的文字，菩提流支本的文字與上述六十二字完全相同。，由此可知羅什本原無此段文字，唐代寫本(房山石經亦爲唐代所刻)也無這段文字。唐以後有人據菩提流支本補入。敦煌本保持了譯本的原貌。類似的文字差別還有一些，不一一例舉。有些卷子在卷首或卷末附有《金剛經陀羅尼咒》、《啓請八金剛、四菩薩文》、《大心真言》、《隨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大身真言》等。北鹹58號題記謂：“誦此咒一遍，勝讀本經功德一萬九千遍。”說明在密教流傳的影響下，對《金剛經》信仰形態的變化。上述種種，反映了本經在不同時期的流變。
除了敦煌之外，本世紀在新疆吐魯番出土一批佛教典籍，其中也包括《金剛經》。據統計，這些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羅什譯本中保存有題記的約有六十多號，題記的年代跨度從六世紀到十世紀，分布比較均勻，反映出在這段時間中本經一直是當地人們的崇拜對象。這些題記爲研究《金剛經》的流傳與其實際社會作用提供珍貴資料。由于題記較多，在此不可能一一羅列，只是略舉數例。如現知有確切紀年的最早寫本是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吐魯番出土的梁大同元年(535)寫本。題記稱爲了做功德，造《金剛經》一百卷。斯2605號之題記謂；“大隋大業十二年(616)七月二十叁日，清信優婆夷劉圓淨敬寫此經，以茲微善，願爲一切衆生轉讀，聞者敬信，皆悟苦空；見者受持，俱勝常樂。又願劉身早離邊荒，速還京辇。罪障消除，福慶臻集。”說明該劉氏原是京師人，出于某種原因從京師來到敦煌，很可能是因罪流徙，所以敬寫《金剛經》，願罪障消除，速還京辇。這或者說明當時敦煌被作爲罪人之流徙之地
對研究當時兩地關系有一定的價值。斯87號爲武周時期寫本，上多武周新字，謂“聖曆叁年(700)五月二十叁日，大鬥拔谷副使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公陰仁協寫經。爲金輪聖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發願月別許寫一卷；得五品，月別寫經兩卷。久爲征行，未辦紙墨，不從本願。今辦寫得，普爲一切轉讀。”反映了若幹官僚熱衷利祿的心態。斯5544號題記謂：“奉爲老耕牛，神生淨土，彌勒下生，同在初會，俱聞聖法。”則反映了農民對耕牛的深厚感情。伯2876號、斯545l號、斯5669號、敦煌縣博物館58號，均有“八十叁歲老翁刺血和墨，手寫此經”的題記，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此經信仰之虔誠。題記中還出現“靈安寺”(斯1746號)、毗奈邪寺(北羽64號)等敦煌寺廟的名稱，爲研究敦煌佛教提出新的課題。天津博物館藏27號是天寶十二載(753)優婆夷社所造，爲研究敦煌女社活動提供了新的資料。
敦煌文獻中有一批宮廷寫本，這已爲人們所熟知。這批宮廷寫本主要爲兩種經典，即《金剛經》與《法華經》。這批宮廷寫本尾末均有抄寫題記，詳細記載抄寫人、裝潢手、初校、再校、叁校、詳閱者(一般爲四人)以及監護者。對研究當時的宮廷寫經製度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筆者在《八至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已經有過研究，故不再贅述。這些寫本用紙精良，抄寫工整典雅，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與欣賞價值，本身就是罕見的珍貴文物。在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前，人們所知道的唐代的宮廷寫經，只有國诠書《善見律》。曆代被視爲至寶。現知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代宮廷寫經，有四十余號，其中《金剛經》共有十一號。它們是：
李氏舊藏 金剛經 鹹亨叁年五月
斯36號 金剛經 鹹亨叁年五月十九日
大谷探險隊 金剛經 鹹亨四年二月十一日
慕尼黑 金剛經 鹹亨四年叁月十一日
端方舊藏 金剛經 鹹亨四年
北新622號 金剛經 鹹亨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北新653號 金剛經 鹹亨五年四月五日
日本書道博物館 金剛經 。 上元二年叁月二十二日
斯513號 金剛經 上元叁年閏叁月十一日
伯3278號 金剛經 上元叁年九月十六日
北新690號 金剛經 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另有不少殘卷，雖然已經沒有尾題，但它們與有尾題的宮廷寫經紙張、筆迹、形式完全一樣，可以肯定也屬于宮廷寫經。
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還有一些極有價值的稀世珍品。如伯4503號是長慶四年(824)柳公權所書《金剛經》刻石的拓本，一般來講，留存至今的宋代拓本已經十分珍貴，被公私收藏者視爲不可多得的善拓，而此處保存的則是唐代的拓本。又如舉世聞名的大英博物館所藏“鹹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蚧爲二親敬造普施”之木刻《金剛經》，是現知有確切紀年之世界最早的木刻本書籍。該經前有扉畫一幅，爲釋迦牟尼說法圖，刀法純熟，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除了上述木刻本之外，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資料說明，當時還有其他木刻本問世。如斯5534號題記謂：“西川過家真印本。時天複五年(905)歲次乙醜叁月一日寫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斯5444號、斯5669號、伯2094號、斯6727號、伯3398號、伯3493號均有涉及“過家真印本”的題記，北圖所藏也有“過家真印本”的過錄本。說明此時已有私家經坊刻印《金剛經》。斯5544號題記謂：“西川戈家真印本”，“戈家”或爲“過家”之誤。也可能是西川另一個刻印《金剛經》的私人經坊。伯4514號題記謂：“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禦史大夫谯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949)乙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延]美。”該雷延美曾爲曹元忠雕造木板文殊、觀音等像。由此證實，五代時，曹元忠也曾經開板雕印《金剛經》。
從裝幀形式講，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雖以卷軸式爲主，但後期也出現不少冊頁式裝幀的。其裝幀形式類似後來的蝴蝶裝，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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