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義沒有歧異，內容不會被誤解，文獻的整理者就有責任采用正字法，用規範的通用字來取代這些不規範的不通用字，爲他們排除閱讀的障礙。這樣，文獻整理才能刪繁就略，達到最大的效果。當然，如系以特定對象爲讀者的古籍整理，必須保留原字，這自然另當別論。
其次，漢字本身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演進，因此我國曆代都曾經運用法令整理與規範漢字。我們在古籍整理的實踐中，除了特殊情況之外，當然應該遵守這些規範。試問，如果國家已經公布、社會已經存在公認的用字規範，文獻整理者卻無視這些規範，硬要用那些已經被廢止、已經不通用的字，可以嗎？當“回”字寫法已經規範，卻揪住“回”字共有四種寫法而自诩，又有什麼意義？任何文獻整理都有時代性。這種時代性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廢止已經不通用的字，改爲當時通用的字。這樣做需要辨字正字，既費功夫，又可能出錯，對整理者很危險，但對讀者最有好處。
至今，楊文會的觀點對我們整理佛教典籍仍有指導意義。
再次談談校對。
就校對而言，看來似乎最爲簡單，任何人，只要認真一點，都可以做好這件工作。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認真”二字最不容易做到。其證據就是現在流行的各種出版物，幾乎無錯不成書。由此可知校對之難。金陵刻經處所刻佛典，雖然不能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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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藏經字體不可泥古說〉，見《等不等觀雜錄》卷1，頁12a～b，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7，金陵刻經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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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錯，但校對的確相當精審，所以一直被人們認爲是可靠的本子，在宗教界、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楊文會怎樣處理校對工作呢？
第一，他嚴把底本質量關，要求底本字務必清楚，沒有含混模糊之處。例如，他曾經委托日本友人尋得《釋淨土群疑論》七卷，正擬刊刻，發現“原書朱抹太多，寫者易誤”。于是特意請日本友人“再購未經塗抹之本”。[63]從一開始就注意排除各種出現錯誤的可能。
第二，他堅持作嚴格校對。甚至將繁難的校對工作交由自己親自承擔；將容易一些的校對工作讓給別人承擔。他在一封通信中這樣說：
頃得東洋覓來之《瑜伽論記》，系唐僧道倫所作。約八十萬字，亦擬刻之。更有東洋求得之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舛，甚費心力。會獨任其難，其易辦者，則讓他人校刻。是則私衷所竊願也。[64]
楊文會如此以身垂範，是金陵刻經處的校對工作如此精益求精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當時各地均辦有刻經處。爲了保證金陵刻經處刻經的質量與聲譽，楊文會提出：“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合並成書。”[65]
楊文會如此重視校對，如此下功夫，如此堅持嚴格的標准，在于他有一種高度的責任心與嚴肅認真的態度。他說：金陵刻經處所刻的藏經“務使校對、印刷，均極精審。庶不至贻誤學者。”[66]這種精神是楊文會留給後代的寶貴財富。
最後簡單談談提要。
楊文會曾計劃編纂大藏與續藏的提要。他是這麼說的：“編輯大藏、續藏提要：經典浩繁，讀者苦難抉擇。今仿《四庫提要》之例，分類編定，以便初學。”[67]雖然這個提要最後並沒有編纂出來，但從楊文會的這個計劃，可以得知他曾擬盡量爲讀者提供最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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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一〉，見《等不等觀雜錄》卷8，頁10b，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10，金陵刻經處本。
[64] 〈與釋自真智圓國瑛書〉，見《等不等觀雜錄》卷5，頁19a，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9，金陵刻經處本。
[65] 〈報告同人書〉，見《等不等觀雜錄》卷5，頁5a，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9，金陵刻經處本。
[66] 同上注。
[67] 同上注，頁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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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嚴格的標准，漸進的方法
從1866年起，楊文會就産生“末法之世，全賴流通經典以普濟”[68]的想法，開始發心要刊刻方冊藏經，並糾集同志，分任勸募。但工程浩瀚，談何容易，時屬末法，信心者希。人力、財力均甚不易，事業遇到種種困難。有一次楊文會去洞庭西山尋訪舊經，不但一無所獲，而且因旅資用完，幾乎不能回家。當時家庭生活也十分困難，以致他不得不外出就職，以維持生計，繼續事業。雖則如此，楊文會執著事業，不稍暫息。他一方面堅持自己編藏的最終目的與嚴格的刻藏標准，並不因爲種種困難而放棄編藏理想，降低刻藏標准。另一方面，則采用較爲現實的態度，以螞蟻啃骨頭的漸進的方式，克服種種困難，一部一部地刊刻經典，一點一點地積累版片，一步一步地頑強地把工作向前推進。應該說，這是應時應機唯一可行的現實的辦法。《楊居士塔銘》在曆數前人刻藏事迹後稱：
居士奮起于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磅礴。居士事蓋視前人爲倍難。[69]
應該說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論。金陵刻經處能夠有今天這樣的規模，就是楊文會這種工作方法取得了成功的證明。當然，這種方法需要主事者以絕大的毅力進行頑強的努力，付出極大的勞動。這些艱辛都不是那些遇事希望一蹴而就者所能夠想像的。正因爲這樣，楊文會的形象才顯得更加高大。
今天，楊文會的上述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
叁
當今，飽受了百年滄桑的中華民族正在崛起，正在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這裏包括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麼兩個方面。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能在一片白茫茫的廢墟上建設，必須吸收人類一切精神文明的優秀成果，必須吸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因此，進一步研究中國佛教，清理與吸收其中的一切優秀成分，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時代賦予當代中國佛教研究者的一項神聖的使命。在此，編纂一部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的新的大藏經已經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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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楊仁山居士事略》，頁1b，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1，金陵刻經處本。
[69] 《楊居士塔銘》，頁1b～2a，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1，金陵刻經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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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中國佛教，面臨許多問題。其中，如何提高僧人的思想素質與理論水平，已經越來越爲人們所重視。只要還有人類存在，宗教就會存在下去，這已經成爲我們這個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某一個具體的宗教而言，能否延續自己的生命，就在于它能否保持自己活潑的生命力；而所謂保持自己活潑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不能不斷創造新的理論、及與新理論相適應的新的傳教方式與生活方式。沒有新的理論的滋養，任何宗教都將不能持久，就好比沒有靈魂的軀殼不能持久一樣。而新理論的産生與發展，必須滿足如下叁個條件：它必須是原有理論的邏輯發展的結果；它必須與時代緊密結合，回答時代的課題；它需要思想深邃的理論家。要具備上述條件，必須深入研究佛教義理；要研究佛教義理，必須具備優秀的義理性大藏經。在這一點上，我們今天與當年的楊文會面臨著同樣的任務。
百年來，中國佛教與中華民族一起，經曆了種種艱難屈辱；如今，也與中華民族一起，揭開了曆史發展的新篇章。百年來，由于我們停滯，由于我們落後，在中國孕育、成長的漢傳佛教，所用的漢文大藏經的權威版本卻不是中國人編纂的。其實，那個版本存在著許多問題，我們中國人完全有能力編纂爲一部水平超過它的新的大藏經。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中國佛教界、中國學術界這個百年的夢想，至今還沒有圓。
近十幾年來，不少有識之士在呼籲，不少人已經行動起來，爲編纂一部代表當今中國佛教界與學術界最高水平的大藏經而努力奮鬥。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深入研究楊文會的編藏思想，將對我們的工作提供很多的啓發與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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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enhui”s Concepts of Compiling a Tripi.taka
Fang Guangchang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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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ecause Yang Wenhui”s concepts of compiling Tripitak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ncepts of Buddhism,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his concepts of Buddhism.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d…
《楊文會的編藏思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