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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大藏辑要叙例〉，见《等不等观杂录》卷3，页7a～页9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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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的若干类目。我们先对经部进行比较考察，并略作评述。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又依次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诸经。小乘经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属，然后罗列其他经典。《阅藏知津》也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则依次分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显说部与方等密咒部两类。小乘经与《开元释教录》大致相同。与《开元释教录》比较，《阅藏知津》删宝积、大集而增方等、法华。《阅藏知津》新设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种密教经典，显然是弥补《开元释教录》不为密教经典单立部类之缺陷。本世纪日本新编《大正藏》分经部为十类：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开元释教录》与《阅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现依照时代顺序，将上述诸种分类对照如下：
《开元释教录》
《阅藏知津》
《大藏辑要》
《大正藏》
般若部
华严部
华严部
阿含部
宝积部
方等显说部
方等部
本缘部
大集部
方等密咒部
净土部
般若部
华严部
般若部
法相部
法华部
涅槃部
法华部
般若部
华严部
五大部外
诸大乘经
涅槃部
法华部
宝积部
四阿含
四阿含
涅槃部
涅槃部
四阿含外
诸小乘经
四阿含外
诸小乘经
小乘经
大集部
密部
经集部
密教部
【说明】：上表只表示《大藏辑要》与《开元释教录》、《阅藏知津》、《大正藏》经部类
目开合的大致对照关系，至于某些经典的具体归属，因更为复杂，在此不予涉及。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藏辑要》经部的分类基本是在《阅藏知津》的基础上而加改动。即将“方等显说部”分别开为“方等部”、“净土部”、“法相部”等三部，而将“方等密咒部”从大乘经中提出，改名为“密部”，以与整个大小乘显部经典相对。
《大藏辑要》特意将净土与法相类典籍从方等部中分出，显然与杨文会本人的佛学思想以及晚清净土宗的流传与法相唯识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与杨文会同时代，日本1880年至1885年编纂的《弘教藏》，其经部的分类完全依据《阅藏知津》；而1902年至1905年编纂的《卍字藏》，经部的分类完全依据《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由此可以看出，杨文会在佛藏分类方面的改革实际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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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把《大藏辑要》经部的分类与杨文会逝世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编纂的《大正藏》的分类作一个比较。如上表所示，《大正藏》经部的类目系斟酌《开元录》与《阅藏知津》而纂成，新设的只有本缘部、经集部等两部。本缘部所收为诸种本生故事集、佛传故事集、因缘故事集与寓言故事集。当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称为佛教文学作品之汇集。这一类目的设置，甚便于人们的研究与使用。至于经集部，则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经中那些无法归入上述诸类的经典，统统收拢在一起而已。体例杂乱，本不足道。《大正藏》将密教经典单列，以与显教经典对等。如前所述，佛教典籍分类法上的这一创新滥觞于《大藏辑要》。在此，杨文会的先驱之功应该充分肯定。
在中华佛教撰着方面，除了诸宗部以外，杨文会又设立“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类目。其中旁通、导俗两目不见于古今所有大藏经，全属杨文会的创新。
《大藏辑要》在体例方面的最大创新，是提出了“凡羽翼经律论者，概从本文为主，亦臣子随君父之义也”这样一个“以疏隶书”的全新的原则。即将诸典籍的注疏本与所疏原本归属于一类，编排在一起。
如前所述，唐代章疏不入藏。[59]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元代。从明代起，章疏开始入藏，但没有定出具体的体例，也没有专门的分类类目，只是将其尾缀在大藏经末尾而已。因此，收入大藏的章疏显示出杂乱无章的形态。日本《大正藏》将章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并按照所疏释的经律论先后排列，稍具规范。但章疏与所疏原本分列，不便检阅。特别是有的章疏虽然逐句疏释原典，却没有照引原文，则章疏与原本分离后，阅读更加不便。所以，以疏隶书，应该是解决章疏入藏后分类归属的较好可选方案之一。199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上，也有先生提出新编的大藏经应该采用“以疏隶书”的办法处理章疏的编排。
其实，我国的儒家经典，不但早已实现了“以疏隶书”，而且已经“以疏代书”。如儒家十三经早期白文本与注疏本分别流传，其后出现《十三经注疏》，白文本便渐渐被淘汰。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前提是已经出现了公认的权威的注疏本。从这个角度讲，佛教典籍目前“以疏代书”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以疏隶书”确是一种可以在今后的编藏实践中一试的方案。
藏经类目的确定，既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又要求编纂者必须有深湛的佛学功底，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兼顾现有汉文佛典的具体情况，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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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指不入“正藏”，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页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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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自古至今，多少才智之士致力于此，但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当然，藏经的结构、佛典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努力、认真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杨文会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要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这个问题总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四)普及实用
普及实用的具体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即不同时代对什么叫“普及”、什么叫“实用”，理解不同，要求也不同。但把“普及实用”作为编纂义理性大藏经的基本原则，要求编成的大藏经能够为更多的人、更方便地使用，则是任何时代都通用的。杨文会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下面从装帧、字体、校对、提要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谈谈装帧。
书籍的装帧形式随着书籍载体及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总的来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方便实用，一是豪华气派。豪华气派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则向方便实用发展。然而宗教类书籍，特别是公认的权威性典籍，往往由于受宗教固有的神秘观念影响，在装帧形式的变化上出现一定的滞后性。例如，唐代书籍一般均以卷轴为主，佛教也不例外。但到了宋代，世俗书籍大抵采用蝴蝶装乃至书册装，佛教典籍中的民间流传的小部佛经有改作蝶装的，但是《开宝藏》却仍然保持卷轴装不变。北宋末期大藏经由卷轴装改为经折装，尽管同时的世俗书籍已经都用书册装，但大藏的经折装传统一直维持到清代的《龙藏》，成为我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鉴于经折装使用不便，明末刊刻《嘉兴藏》的紫柏、道开等人首倡用书册装(又做方册本)刊刻大藏，这在当时还曾经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如果将大藏经改为方册本，就失去了大藏经的神圣意味。但由于紫柏等人的坚持，改革得以进行。杨文会评论《嘉兴藏》说：“明紫柏尊者以方册代梵荚，[60]阅者便之。”[61]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一律摒弃原来的经折装传统，仿照《嘉兴藏》方册装的形式。这无疑是为了像《嘉兴藏》那样便于读者阅读。
其次谈谈字体。
佛典自古到今，历代传抄刊刻。由于中国的文字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则后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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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梵荚装是佛经又一种装帧形式，系仿照梵文贝叶经的形式，将纸裁成长条，两面书写。长条中间留圆孔，然后用线绳穿起，捆
绑。但由于这种装帧形式其后失传，故长期以来，人们误把经折装称作梵荚装。
[61] 〈日本续藏经叙〉，见《等不等观杂录》卷3，页14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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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刻经，应用何种字体便成为一个问题。是保持古代字体不变呢？还是随时而进，改用当代通用的字体？
杨文会认为，藏经字体不可泥古。他说：
东震旦自有佛经，历代书写、刊印流通，字体皆随时宜。明万历间始刊书本藏经，间用古字。初学患其难晓，后半遂不复用。近代吴下江铁君写刻大乘教典，改从《说文》字体，好古者赏之。然《说文》所有之字则改矣，其无者仍听之，亦何贵乎其改也。尝试论之，佛经字体不与《说文》合者最多。何则？翻梵成华，但取义顺，不以文字论古今也。[62]
杨文会的意思是佛经翻译，达意为上。经典的传写刊刻，自古就有“字体皆随时宜”的传统，现在仍应遵从。他并举《嘉兴藏》最初采用古字，但不同通行，后来不得不改正的例子，以及用《说文》古字刊刻佛经的例子，说明藏经字体不可泥古。
任何人，从事任何工作，总有一个目的。杨文会编纂藏经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实用、可靠的读本。这些读者绝大多数并非文字研究者，如果经典中有许多正俗字、古今字、通假字等，自然会被他们视为畏途。因此，只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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