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义没有歧异，内容不会被误解，文献的整理者就有责任采用正字法，用规范的通用字来取代这些不规范的不通用字，为他们排除阅读的障碍。这样，文献整理才能删繁就略，达到最大的效果。当然，如系以特定对象为读者的古籍整理，必须保留原字，这自然另当别论。
其次，汉字本身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因此我国历代都曾经运用法令整理与规范汉字。我们在古籍整理的实践中，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当然应该遵守这些规范。试问，如果国家已经公布、社会已经存在公认的用字规范，文献整理者却无视这些规范，硬要用那些已经被废止、已经不通用的字，可以吗？当“回”字写法已经规范，却揪住“回”字共有四种写法而自诩，又有什么意义？任何文献整理都有时代性。这种时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废止已经不通用的字，改为当时通用的字。这样做需要辨字正字，既费功夫，又可能出错，对整理者很危险，但对读者最有好处。
至今，杨文会的观点对我们整理佛教典籍仍有指导意义。
再次谈谈校对。
就校对而言，看来似乎最为简单，任何人，只要认真一点，都可以做好这件工作。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认真”二字最不容易做到。其证据就是现在流行的各种出版物，几乎无错不成书。由此可知校对之难。金陵刻经处所刻佛典，虽然不能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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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藏经字体不可泥古说〉，见《等不等观杂录》卷1，页12a～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7，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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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错，但校对的确相当精审，所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可靠的本子，在宗教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杨文会怎样处理校对工作呢？
第一，他严把底本质量关，要求底本字务必清楚，没有含混模糊之处。例如，他曾经委托日本友人寻得《释净土群疑论》七卷，正拟刊刻，发现“原书朱抹太多，写者易误”。于是特意请日本友人“再购未经涂抹之本”。[63]从一开始就注意排除各种出现错误的可能。
第二，他坚持作严格校对。甚至将繁难的校对工作交由自己亲自承担；将容易一些的校对工作让给别人承担。他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说：
顷得东洋觅来之《瑜伽论记》，系唐僧道伦所作。约八十万字，亦拟刻之。更有东洋求得之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舛，甚费心力。会独任其难，其易办者，则让他人校刻。是则私衷所窃愿也。[64]
杨文会如此以身垂范，是金陵刻经处的校对工作如此精益求精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当时各地均办有刻经处。为了保证金陵刻经处刻经的质量与声誉，杨文会提出：“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合并成书。”[65]
杨文会如此重视校对，如此下功夫，如此坚持严格的标准，在于他有一种高度的责任心与严肃认真的态度。他说：金陵刻经处所刻的藏经“务使校对、印刷，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66]这种精神是杨文会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最后简单谈谈提要。
杨文会曾计划编纂大藏与续藏的提要。他是这么说的：“编辑大藏、续藏提要：经典浩繁，读者苦难抉择。今仿《四库提要》之例，分类编定，以便初学。”[67]虽然这个提要最后并没有编纂出来，但从杨文会的这个计划，可以得知他曾拟尽量为读者提供最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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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十一〉，见《等不等观杂录》卷8，页10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10，金陵刻经处本。
[64] 〈与释自真智圆国瑛书〉，见《等不等观杂录》卷5，页19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9，金陵刻经处本。
[65] 〈报告同人书〉，见《等不等观杂录》卷5，页5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9，金陵刻经处本。
[66] 同上注。
[67] 同上注，页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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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的标准，渐进的方法
从1866年起，杨文会就产生“末法之世，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68]的想法，开始发心要刊刻方册藏经，并纠集同志，分任劝募。但工程浩瀚，谈何容易，时属末法，信心者希。人力、财力均甚不易，事业遇到种种困难。有一次杨文会去洞庭西山寻访旧经，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因旅资用完，几乎不能回家。当时家庭生活也十分困难，以致他不得不外出就职，以维持生计，继续事业。虽则如此，杨文会执着事业，不稍暂息。他一方面坚持自己编藏的最终目的与严格的刻藏标准，并不因为种种困难而放弃编藏理想，降低刻藏标准。另一方面，则采用较为现实的态度，以蚂蚁啃骨头的渐进的方式，克服种种困难，一部一部地刊刻经典，一点一点地积累版片，一步一步地顽强地把工作向前推进。应该说，这是应时应机唯一可行的现实的办法。《杨居士塔铭》在历数前人刻藏事迹后称：
居士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磅礴。居士事盖视前人为倍难。[69]
应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论。金陵刻经处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就是杨文会这种工作方法取得了成功的证明。当然，这种方法需要主事者以绝大的毅力进行顽强的努力，付出极大的劳动。这些艰辛都不是那些遇事希望一蹴而就者所能够想像的。正因为这样，杨文会的形象才显得更加高大。
今天，杨文会的上述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
当今，饱受了百年沧桑的中华民族正在崛起，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里包括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么两个方面。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能在一片白茫茫的废墟上建设，必须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必须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因此，进一步研究中国佛教，清理与吸收其中的一切优秀成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佛教研究者的一项神圣的使命。在此，编纂一部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新的大藏经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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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杨仁山居士事略》，页1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1，金陵刻经处本。
[69] 《杨居士塔铭》，页1b～2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1，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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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佛教，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如何提高僧人的思想素质与理论水平，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宗教就会存在下去，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某一个具体的宗教而言，能否延续自己的生命，就在于它能否保持自己活泼的生命力；而所谓保持自己活泼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不能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及与新理论相适应的新的传教方式与生活方式。没有新的理论的滋养，任何宗教都将不能持久，就好比没有灵魂的躯壳不能持久一样。而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它必须是原有理论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它必须与时代紧密结合，回答时代的课题；它需要思想深邃的理论家。要具备上述条件，必须深入研究佛教义理；要研究佛教义理，必须具备优秀的义理性大藏经。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与当年的杨文会面临着同样的任务。
百年来，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种种艰难屈辱；如今，也与中华民族一起，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百年来，由于我们停滞，由于我们落后，在中国孕育、成长的汉传佛教，所用的汉文大藏经的权威版本却不是中国人编纂的。其实，那个版本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编纂为一部水平超过它的新的大藏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佛教界、中国学术界这个百年的梦想，至今还没有圆。
近十几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不少人已经行动起来，为编纂一部代表当今中国佛教界与学术界最高水平的大藏经而努力奋斗。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深入研究杨文会的编藏思想，将对我们的工作提供很多的启发与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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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enhui”s Concepts of Compiling a Tripi.taka
Fang Guangchang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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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ecause Yang Wenhui”s concepts of compiling Tripitak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ncepts of Buddhism,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his concepts of Buddhism.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d…
《杨文会的编藏思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