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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會的編藏思想▪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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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大藏輯要敘例〉,見《等不等觀雜錄》卷3,頁7a~頁9a,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8,金陵刻經處本。

  頁197

  增設的若幹類目。我們先對經部進行比較考察,並略作評述。

  《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又依次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諸經。小乘經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屬,然後羅列其他經典。《閱藏知津》也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則依次分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顯說部與方等密咒部兩類。小乘經與《開元釋教錄》大致相同。與《開元釋教錄》比較,《閱藏知津》刪寶積、大集而增方等、法華。《閱藏知津》新設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種密教經典,顯然是彌補《開元釋教錄》不爲密教經典單立部類之缺陷。本世紀日本新編《大正藏》分經部爲十類: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經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開元釋教錄》與《閱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現依照時代順序,將上述諸種分類對照如下:

  《開元釋教錄》

  《閱藏知津》

  《大藏輯要》

  《大正藏》

  般若部

  華嚴部

  華嚴部

  阿含部

  寶積部

  方等顯說部

  方等部

  本緣部

  大集部

  方等密咒部

  淨土部

  般若部

  華嚴部

  般若部

  法相部

  法華部

  涅槃部

  法華部

  般若部

  華嚴部

  五大部外

  諸大乘經

  涅槃部

  法華部

  寶積部

  四阿含

  四阿含

  涅槃部

  涅槃部

  四阿含外

  諸小乘經

  四阿含外

  諸小乘經

  小乘經

  大集部

  密部

  經集部

  密教部

  【說明】:上表只表示《大藏輯要》與《開元釋教錄》、《閱藏知津》、《大正藏》經部類

  目開合的大致對照關系,至于某些經典的具體歸屬,因更爲複雜,在此不予涉及。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藏輯要》經部的分類基本是在《閱藏知津》的基礎上而加改動。即將“方等顯說部”分別開爲“方等部”、“淨土部”、“法相部”等叁部,而將“方等密咒部”從大乘經中提出,改名爲“密部”,以與整個大小乘顯部經典相對。

  《大藏輯要》特意將淨土與法相類典籍從方等部中分出,顯然與楊文會本人的佛學思想以及晚清淨土宗的流傳與法相唯識學的興起有密切關系。我們知道,與楊文會同時代,日本1880年至1885年編纂的《弘教藏》,其經部的分類完全依據《閱藏知津》;而1902年至1905年編纂的《卍字藏》,經部的分類完全依據《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由此可以看出,楊文會在佛藏分類方面的改革實際走在當時世界的前列。

  頁198

  我們還可以把《大藏輯要》經部的分類與楊文會逝世後,本世紀二、叁十年代日本編纂的《大正藏》的分類作一個比較。如上表所示,《大正藏》經部的類目系斟酌《開元錄》與《閱藏知津》而纂成,新設的只有本緣部、經集部等兩部。本緣部所收爲諸種本生故事集、佛傳故事集、因緣故事集與寓言故事集。當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稱爲佛教文學作品之彙集。這一類目的設置,甚便于人們的研究與使用。至于經集部,則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經中那些無法歸入上述諸類的經典,統統收攏在一起而已。體例雜亂,本不足道。《大正藏》將密教經典單列,以與顯教經典對等。如前所述,佛教典籍分類法上的這一創新濫觞于《大藏輯要》。在此,楊文會的先驅之功應該充分肯定。

  在中華佛教撰著方面,除了諸宗部以外,楊文會又設立“傳記”、“纂集”、“弘護”、“旁通”、“導俗”等類目。其中旁通、導俗兩目不見于古今所有大藏經,全屬楊文會的創新。

  《大藏輯要》在體例方面的最大創新,是提出了“凡羽翼經律論者,概從本文爲主,亦臣子隨君父之義也”這樣一個“以疏隸書”的全新的原則。即將諸典籍的注疏本與所疏原本歸屬于一類,編排在一起。

  如前所述,唐代章疏不入藏。[59]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元代。從明代起,章疏開始入藏,但沒有定出具體的體例,也沒有專門的分類類目,只是將其尾綴在大藏經末尾而已。因此,收入大藏的章疏顯示出雜亂無章的形態。日本《大正藏》將章疏分爲經疏、律疏、論疏,並按照所疏釋的經律論先後排列,稍具規範。但章疏與所疏原本分列,不便檢閱。特別是有的章疏雖然逐句疏釋原典,卻沒有照引原文,則章疏與原本分離後,閱讀更加不便。所以,以疏隸書,應該是解決章疏入藏後分類歸屬的較好可選方案之一。1996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上,也有先生提出新編的大藏經應該采用“以疏隸書”的辦法處理章疏的編排。

  其實,我國的儒家經典,不但早已實現了“以疏隸書”,而且已經“以疏代書”。如儒家十叁經早期白文本與注疏本分別流傳,其後出現《十叁經注疏》,白文本便漸漸被淘汰。當然,形成這種局面的前提是已經出現了公認的權威的注疏本。從這個角度講,佛教典籍目前“以疏代書”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但“以疏隸書”確是一種可以在今後的編藏實踐中一試的方案。

  藏經類目的確定,既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論的指導,又要求編纂者必須有深湛的佛學功底,在實際工作中還必須兼顧現有漢文佛典的具體情況,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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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指不入“正藏”,參見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第二章第叁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頁160。

  頁199

  的工作。自古至今,多少才智之士致力于此,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當然,藏經的結構、佛典的分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長期努力、認真研究,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楊文會的工作爲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啓示。只要锲而不舍地鑽研下去,這個問題總能得到較爲圓滿的解決。

  (四)普及實用

  普及實用的具體內容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即不同時代對什麼叫“普及”、什麼叫“實用”,理解不同,要求也不同。但把“普及實用”作爲編纂義理性大藏經的基本原則,要求編成的大藏經能夠爲更多的人、更方便地使用,則是任何時代都通用的。楊文會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的呢?下面從裝幀、字體、校對、提要等四個方面加以探討。

  首先談談裝幀。

  書籍的裝幀形式隨著書籍載體及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總的來說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方便實用,一是豪華氣派。豪華氣派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則向方便實用發展。然而宗教類書籍,特別是公認的權威性典籍,往往由于受宗教固有的神秘觀念影響,在裝幀形式的變化上出現一定的滯後性。例如,唐代書籍一般均以卷軸爲主,佛教也不例外。但到了宋代,世俗書籍大抵采用蝴蝶裝乃至書冊裝,佛教典籍中的民間流傳的小部佛經有改作蝶裝的,但是《開寶藏》卻仍然保持卷軸裝不變。北宋末期大藏經由卷軸裝改爲經折裝,盡管同時的世俗書籍已經都用書冊裝,但大藏的經折裝傳統一直維持到清代的《龍藏》,成爲我國書籍裝幀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鑒于經折裝使用不便,明末刊刻《嘉興藏》的紫柏、道開等人首倡用書冊裝(又做方冊本)刊刻大藏,這在當時還曾經引起一番爭論。有人認爲如果將大藏經改爲方冊本,就失去了大藏經的神聖意味。但由于紫柏等人的堅持,改革得以進行。楊文會評論《嘉興藏》說:“明紫柏尊者以方冊代梵莢,[60]閱者便之。”[61]金陵刻經處所刻經書,一律摒棄原來的經折裝傳統,仿照《嘉興藏》方冊裝的形式。這無疑是爲了像《嘉興藏》那樣便于讀者閱讀。

  其次談談字體。

  佛典自古到今,曆代傳抄刊刻。由于中國的文字因時代變化而變化,則後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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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梵莢裝是佛經又一種裝幀形式,系仿照梵文貝葉經的形式,將紙裁成長條,兩面書寫。長條中間留圓孔,然後用線繩穿起,捆

  綁。但由于這種裝幀形式其後失傳,故長期以來,人們誤把經折裝稱作梵莢裝。

  [61] 〈日本續藏經敘〉,見《等不等觀雜錄》卷3,頁14b,載于《楊仁山居士遺著》冊8,金陵刻經處本。

  頁200

  經、刻經,應用何種字體便成爲一個問題。是保持古代字體不變呢?還是隨時而進,改用當代通用的字體?

  楊文會認爲,藏經字體不可泥古。他說:

  東震旦自有佛經,曆代書寫、刊印流通,字體皆隨時宜。明萬曆間始刊書本藏經,間用古字。初學患其難曉,後半遂不複用。近代吳下江鐵君寫刻大乘教典,改從《說文》字體,好古者賞之。然《說文》所有之字則改矣,其無者仍聽之,亦何貴乎其改也。嘗試論之,佛經字體不與《說文》合者最多。何則?翻梵成華,但取義順,不以文字論古今也。[62]

  楊文會的意思是佛經翻譯,達意爲上。經典的傳寫刊刻,自古就有“字體皆隨時宜”的傳統,現在仍應遵從。他並舉《嘉興藏》最初采用古字,但不同通行,後來不得不改正的例子,以及用《說文》古字刊刻佛經的例子,說明藏經字體不可泥古。

  任何人,從事任何工作,總有一個目的。楊文會編纂藏經的目的,是爲讀者提供一個較爲實用、可靠的讀本。這些讀者絕大多數並非文字研究者,如果經典中有許多正俗字、古今字、通假字等,自然會被他們視爲畏途。因此,只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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