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在于它不共其他宗教的固有特性。順著這個思路繼續推論，漢傳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價值，就在于它有既能夠滿足漢民族宗教需求，又不共于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的固有特性。這個題目很大，也不是本文想要論述的內容。但卻是本文立論的基點。所以，要續佛慧命，就要堅持教團的宗教主體性，要提高教團的素質，關鍵也在堅持教團的宗教主體性。教團有了不共世間的宗教主體性，才有了在這個世間存在的價值；教團能夠真正堅持這一主體性，自然提純了自己的素質。
怎樣堅持教團的宗教主體性，我認爲應該包括叁個內容，一是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發展與創造應時應機、如理如法的新的佛教理論；二是如何發展與創造與新的佛教理論相應的新的修持方法；叁是如何進一步規範教團及僧人的行爲，在群衆中重樹人天師的威儀。上述叁個內容，實際也就是如何在新的形勢下繼續堅持與發展佛教傳統的戒定慧叁學。
首先講慧，理論的創新從來是中國佛教不可忽視的中心問題之一。
治佛教史者都認爲隋唐時期中國佛教最爲興盛。其實，如果從僧團規模講，南北朝時期僅中國北方的出家僧人就曾經達到300萬之巨，而唐朝佛教全盛期佛教僧人只有幾十萬。爲什麼說隋唐時期中國佛教最爲興盛呢？就因爲當時中國佛教新的理論不斷湧現。可以說，在當時的哲學思想領域，唯有佛教獨占勝場，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理論，無論是儒教還是道教，可以與佛教抗衡。與佛教新理論不斷湧現相應，新的佛教宗派、新的佛教領袖也不斷湧現，由此出現一派繁榮的局面。我曾著文認爲漢傳佛教的衰落期始于會昌廢佛，理由是會昌廢佛後佛教的各宗派大多衰微，只有禅宗與淨土宗保持持久的影響。淨土宗本來沒有什麼深奧的理論。禅宗的創宗時期，亦即理論創新時期已經過去，此時的禅宗五派在教學風格上各有特色，但在基本理論方面既無甚差異，也沒有什麼新的引人注目的發展。因此，我們說佛教趨于衰落，首先表現在佛教在義理方面失去活力，日益枯萎。關于當時佛教義理枯萎的原因，在拙作《佛教志》中有所論述，這裏不再贅論。
所以，當代佛教要複興，不在于修複或新建了多少寺院，也不在于修造了多高、多大的佛像，乃至招收了多少出家僧人、在家信徒，而在于有無應時應機、如理如法的新理論。“人間佛教”已經提出數十年，但由于種種原因，至今，它的口號色彩大于理論色彩。也就是說，它還缺乏必要的理論充實與闡述。理論是實踐的升華，幾十年來，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佛教的實踐已經大大超越前代，出現種種新的形態。但相應的新的理論卻顯得極其貧乏。由此我們更加痛感理論的滯後。
其次講定，也就是修持方法。就佛教修持而言，本人是外行，缺乏實際的體驗，應該說沒有發言權。但長期與佛教界打交道，看到不少，也想了不少。現把這些想法講出來，僅供參考。
在講這個問題時，我想首先應該提到目前出現的一種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這就是在大陸的部分僧人與信衆中，自發地出現一種向印度初期佛教回歸的基要主義傾向，以及向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尋求解脫之路的積極努力。應該如何用最簡單、准確的詞語來歸納這一現象的本質，我還沒有把握。這裏暫且稱之爲“出離漢傳佛教現象”。
向印度初期佛教回歸的基要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傾向于對初期佛教戒律的尋求，並進而走向對初期佛教修持方法的探究。對戒律的尋求顯然是對佛教界當前種種亂象的一種抗議；而對修持方法的探究則源於對漢傳佛教傳統修持方式的不滿。應該指出，目前漢傳佛教界的許多僧人，對傳統修持方法的不滿，正在日益積累。由于對傳統修持方式不滿，所以不少人到印度初期佛教，乃至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去尋找更加有效的修持之路。“出離漢傳佛教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看來它與日本近年興起的“批判佛教”似乎一脈相承，遙爲呼應。實際卻是兩回事。日本的“批判佛教”基本上是教外的學理批判，是對漢傳佛教的一種批判性否定。而“出離漢傳佛教現象”則是教內的反撥，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其實質是對漢傳佛教曆史的一種反思與總結，對漢傳佛教未來的一種探究。這種反思與探究，實際上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從楊文會、太虛就已經開始，但由于種種原因，它始終沒有能夠徹底完成。徹底完成這一反思與總結，開創中國佛教新的未來的這一曆史責任，已經無可推卸地落到當代人的身上。
修持問題爲何在當前凸現？王雷泉先生還有一段話可以參考。王霄泉先生認爲：“佛教既是重自內證的宗教，故佛教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也就建立在現量(證悟)之基礎上。在佛教向世俗社會快速普及的同時，事實上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資源。所謂“邊緣化”，就是偏離作爲佛教根基的出離心和內證精神，僅僅滿足于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爲淺層和表層的效應，在表面繁忙熱鬧的大場面下，恰恰是修證法門的缺位。”但這只是對問題的一種表層描述。因爲現在的問題不僅僅在部分僧人忙于“繁忙熱鬧的大場面”而疏于個人修持，還在于部分真正想認真修持的僧人，也苦于不知怎樣修持，才能真正了卻生死，通達成佛成祖的道路。
我曾經與一些年青僧人、信徒交談，他們的看法對我有很大的啓發。他們認爲，雖然對藏傳佛教修持的某些具體內容不能接受，但藏傳佛教把一個人從凡夫到佛的道路，指畫得清清楚楚，使進道者有章可循。這種進道次第，正是漢傳佛教目前所缺乏的。而南傳佛教與社會信衆保持著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這也正是漢傳佛教目前的薄弱之處。他們普遍的苦悶是個人雖然信佛，雖然出家，卻不知應該怎樣修持，怎樣成佛。他們說，現在所缺乏的，是威儀彬彬，能夠引發信衆歸依心、引導修持的導師。所以不少人才向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尋找歸心之處。
就修持方法而言，兩千年來中國諸多高僧大德開創的種種修持方法，是否真的已經無法滿足當代僧人的宗教需求，以至他們不得不另辟蹊徑，到初期佛教、南傳佛教、藏傳佛教中去尋求解脫之路？看來這個問題既有曆史的淵源、承續及發展，也有現實的傳承、內悟與經證，有導師的問題，有理論的問題，有傳統的修證法門如何應時應機的問題，還有王雷泉所謂的“邊緣化效應”問題。盤根錯節，需要認真研究。總之，曆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造成當代中國佛教修證法門的缺位，這是“出離漢傳佛教現象”之所以産生的根本原因。臺灣惠空法師謂“佛法尊貴在于不共之真實解脫”，誠哉斯言。修持方法問題不解決，“真實解脫”就落空，佛教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也就無從談起。從這一點講，修持問題實在是中國佛教轉軌期中必須解決的中心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壞，同樣對後轉軌期中國佛教發展的軌迹産生巨大的影響。
修持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實際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注意。臺灣慈光禅學研究所連續兩年召開禅學研討會，就體現了這一點。我很贊同到印度佛教、南傳佛教、藏傳佛教中去尋求新的修持方法，以爲漢傳佛教進一步發展的營養。但千百年來漢傳佛教諸多高僧大德創持、傳承的修持法門應有其合理性在，也需要一大批有心人認真發掘，讓它在新的時空條件下發揮出新的光輝。新的應時應機、如理如法的修持法門，或者就在融會大小乘、顯密教中産生。當然，茲事體大，不是一次、兩次研討會能夠解決的，需要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再說，修持問題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有一批人去實實在在地踐行。如果能夠把研討會(理論的探討)與實修班(實際的修持)結合起來，也許可以得到相互促進的更好效果，以盡快解決中國佛教當前修持法門缺位的現狀。
我前面所講的理論的創新，與這裏講的修持法門的缺位實際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修持方法必定是一定的理論指導下的修持方法。修持方法的發展必定導致理論的發展，這一點在佛教史上是可以證明的。同理，理論的發展也必定推動相應的修持方法的産生與發展，這一點在佛教史上也可以得到證明。有些先生、法師認爲佛教理論過于歧雜，不如暫且置而不論，先從修持方法入手去解決問題。這種想法，作爲權宜之計或者還可以說得過去，作爲指導方針則未免失之偏頗。另一些先生與法師在修持方法已經發展，還一味從傳統佛典中去尋找經證，以判別這種修持方法的是或非，恐怕也難免膠柱調瑟之嫌。如何尋求理論與修持的良性互動，在發展修持中發展理論，在發展理論中發展修持，大約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加以解決的。
再次講戒，就是僧人個人的修養及教團的行爲規範等等。就僧人持戒及教團管理的規範化、現代化而言，目前程度不同地都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主要依靠教團本身來解決，這裏就不多講了。我想強凋的只有兩點：第一、佛教還是應該堅持僧伽本位。亦即在四衆信徒中，以出家衆爲主導。只有以出家衆爲主導，才能真正體現與保證佛教的宗教主體性。有些先生主張居士佛教應該成爲中國佛教發展方向。這種觀點，筆者很難苟同。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十九世紀以來居士佛教在佛教發展中的功績，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總結其經驗與不足，作爲今天的參考。此外應該看到，居土佛教與居士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何正確處理居士佛教及居士林，應該成爲各地僧團注目的重點之一。當然，在出家兩衆中，也應該順應時代的進步，改革傳統的製度，進一步重視與提高比丘尼的地位與作用。第二、作爲一個人數衆多的社會團體，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乃是正常現象。“獅子身上的虱子”的出現，並非始於今天，即使在佛教最爲興盛的隋唐，類似問題也經常遇到。玄奘的大弟子，《大唐西域記》的執筆者辯機，因此而被殺。因此，我們固然應該正視這些問題，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但也不必因此而對佛教的未來喪失信心。
弘法度生事業、慈悲濟世事業這二項事業，本來就是佛教教團的傳統工作，亦所謂“家務事”。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教團的家務事，教團做得如何？我們現在有些寺院，除了接待香客與遊客外，與社會幾乎沒有什麼聯系，甚至連寺院周圍的居民也老死不相往來。有些僧人，他的心態是小乘而不是大乘。對于本來應該由僧人荷擔的如來家業，總覺得煩，不願去做，只想著自己的閑暇與幽雅。因此，現在應該大聲疾呼：出家人要做入世事，要關注社會，回報社會。我想，佛教說報四恩，應該落實在行動上，而不是僅僅挂在口頭上。如果真正關注社會，真的把報四恩放在心上，多關心社會，關心人群，就有很多弘法度生、慈悲濟世的事情可做。臺灣的一些寺院已經創造了他們的模式，我們這裏應該向他們學習，同時不局限在這些模式上，創造更多的模式。比如養老院，比如訪貧問苦，比如社區小組，起碼應該先把寺院周圍的群衆工作開展起來。每幫助了一個人，就影響了一個家庭，這樣逐步發展起來。
古德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切事情都依靠人來做。從這個角度來講，上面所說的“一個中心，兩項基本事業”的解決，要靠佛教界出現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人才。這裏講的人才當然是指高素質的僧人，尤其是僧人領袖。所以，我們可以說，轉軌期的中國佛教界正在呼喚人才，呼喚領袖。目前，佛教界十分重視僧教育，各種各樣的佛學院、佛教研究班正在開辦，一批中青年僧人正在成長，其中不少中青年僧人已經成爲一方教團的重要領導者，我們寄希望于這些僧人。
在即將完成這篇後記之際，見到報載如下新聞：3月12日爲天主教贖罪日，保羅二世教皇代表羅馬教廷承認天主教會在過去兩千年中所犯的罪過，並請求上帝的寬恕。這些罪過共有七條，包括對持不同意見者的不能容忍與宗教戰爭、伴隨傳教而損害其他文化與其他宗教等等。雖然這一認罪來得太遲，但是，它反映了羅馬教廷力圖與時俱進的努力，因而是值得肯定與歡迎的。中國佛教能否從中得到若幹啓迪呢？
《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走向》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