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新的宗教以及准宗教现象将层出不穷，会吸引部分群众，使他们的宗教情绪与宗教感情发生转移。而这时传统的宗教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局面，及时地采取新的方式争取群众，则这些宗教可能丧失部分群众。一个宗教，如果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始终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对信众始终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态度，则必然会无可挽回地在竞争中衰败下去。这种情况也适合某些社会现象。如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气功功法乃至所谓健身法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什么甩手疗法、鸡血疗法、红茶菌疗法、鹤翔桩，这个功，那个功，大体是各领风骚仅几年，甚至仅若干个月，就被新的浪潮打下去，有的还能维持奄奄一息的局面，大多则干脆寿终正寝。应该说，这实际是我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由此，我们应该明白，某个宗教，或某个宗教中的某个教派被社会、被历史所淘汰，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既然这样，无论从佛教传统主张的释迦牟尼一代教法有正像末三时的说法也好，从上文的分析也好，我们都不能说因为宗教会在中国存在下去，佛教就一定也会在中国存在下去。当然，我在这里说佛教在中国也会衰亡，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推断；如果就目前的佛教现状而言，也可以说是危言耸听。因为如下文所说，目前的中国佛教实际正处在近代史上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当今佛教也正处在一个转轨时期，如果佛教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则它在社会上的作用将日益削弱，它的衰亡也就不是不可预期的了。这也正是在这世纪之交，我们要思考佛教向何处去的原因。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陆的佛教，发展之迅速，历史罕见。所以，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是中国近代史以来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主要表现为经过五十年代的相对沉寂，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态度日益理解与宽容，对佛教感兴趣的人日益增多。随着外部环境的日益宽松，濒临危机的佛教僧团的迅速恢复与壮大，大批寺院的重建与新建，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寺院香火日益兴盛，以至一年香火收入在千万元以上的寺院已经不在少数。
对佛教来说，大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随着寺院经济力量的壮大，信徒资源的扩展，也产生一些消极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有些寺院不是将精力放在修炼“内功”，努力提高僧团的自我素质上，以及弘法度生、慈悲济世，进一步扩展佛教的社会功能上，而是孜孜於扩修寺院，再塑金身。由此出现所谓的“庙多僧少，佛大僧小”这样一种畸形发展的局面。部分人求利养而出家，因缺乏必要的信仰情操，他们的行为直接败坏了教团的风气，也在信众中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类僧人中，有些人自诩尚能够遵守食素独身等“职业道德”，但由于缺乏内在的信仰，其行为与真正的僧人仍相距甚远。也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摈之脑后，被人称为“狮子身上的虱子”，可谓恰如其分。至于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教外的一些力量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做法已经相当严重，这更是直接扭曲了佛教的形象，危害无穷。也就是说，在佛教大发展的潮流中，一些消极现象也正在涌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切与隐忧。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佛教协会大声疾呼加强佛教界自身建设，包括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等诸多方面，呼吁将提高四众素质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许多有条件的寺院与有远见的寺院住持也纷纷开办各类佛学院、佛教研究所，致力於佛教人才的培养。这则是佛教大发展势头中的积极因素。上述两种因素与社会其他一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决定中国佛教的未来。尤其在目前，中国大陆佛教新老僧人的交替已基本完成，“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家的新一代僧人迅速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的表现将直接决定中国佛教的未来。这也正是两年前我提出佛教面临转型，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机的主要理由之一。人类的命运由人类自己把握，佛教的命运也由佛教自己把握。中国佛教怎样把握这一转机，把握自己的命运呢？
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宗教，将会怎样呢？在此我想先介绍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的一些观点。
王雷泉教授认为：就经济、政治、精神三大层面而言，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需要的是财富、正义与天理。宗教讲的是天理良心，它是维护社会正义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是评判社会财富获得和流向的重要价值尺度。
他同时认为：“人类在精神深处从来也没放弃过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回归永恒的要求。宗教主要是在情感和意志上，对有限个人的存在性缺陷所作的弥补和超越，是对人类和世界命运的终极关怀。它对个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对社会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对财富进行分流和再分配，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
王雷泉教授提出：“无论是为政、弘教、治学，目标都是为了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政教学三界互为犄角，相互制衡，如此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正三角。任何一方的畸轻畸重，都将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幸。“法不归位”的毛病，过去的宗教曾经犯过，学术与政治也未必能免“越位”之嫌：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其实，理性与信仰并不对立，它们各有所司，相互补充。信仰若无理性的提纯，它将是盲目的；理性若无信仰的升华，也将是褊狭的。人们反对的是邪恶的信仰，因为它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人们厌恶的是虚伪的信仰，因为它玷污了信仰的神圣意义。”由此，王雷泉教授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宗教将会重树自己的主体性和神圣性，宗教思想将在对话中与其他思想和平竞赛，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将趋于合理，而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虽然王雷泉教授的观点理想色彩较为浓厚，但我对他的观点基本上表示赞同。此外还想就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发展作如下几点补充。
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随着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随着党风与社会风气的日益改善，佛教将日益得到一个更加宽松而完善的外部环境。这无疑有利于佛教的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照搬外国的，它只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一切精华，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育成长。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佛教文化的研究与继续，这无疑也有利于佛教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需要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的引导，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素质作为价值的保证。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而只有人类道德的进步才能保证科学技术不致迷失方向。佛教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环境保护思想等，是佛教对人类思想宝库的一大贡献，至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讲，佛教的思想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此外，佛教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索，至今仍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们。这些无疑都是佛教继续发展的动力。
但是，随着经济领域多元化倾向的发展，在思想领域、信仰领域，多元化的倾向也十分显着。各种各样的思潮纷至沓来。中国的现有的五大传统宗教都在发展，有些宗教发展得比佛教更快；一些新的宗教现象、新的宗教派别也会不断涌现；还有一些不强调宗教身份但实际上属于宗教或接近于宗教形态的信仰实体，一些附佛外道甚至邪教也会趁势而上。这些宗教或准宗教团体共同争夺社会资源与信徒资源，自然会对佛教的发展形成竞争乃至挑战。
随着高科技社会的日益成熟，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这既为佛教的发展提供空前的机遇，同样也对佛教的存在与发展提出进一步的挑战。所谓机遇，主要指佛教高科技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比如声光电合一的新型寺院，网上的佛教社区，电子化的大藏经等等。所谓挑战则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消除人类对自然界的神秘感与神圣性，科学的地盘进一步扩大，宗教的地盘进一步缩小。虽则由于世界本身的无穷大，无论科学的地盘怎样再扩大，宗教的地盘怎样再缩小，两者各自依然拥有无穷大的地盘。但宗教必然要对科学的挑战作出回应。
四
面临这样的局面，佛教究竟应该怎样应对？
我认为，中国佛教应该紧紧抓住提高佛教教团素质这一个中心，抓住了这一个中心，就解决了所谓“续佛慧命”的问题。中国佛教还应该紧紧抓住坚持推行弘法度生事业，坚持推行慈悲济世事业，抓住了这二项事业，就解决了所谓“荷担如来家业”的问题。因此，上述“一个中心、二项事业”应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工作的重点。
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想重点谈谈“一个中心”，即提高教团素质的问题。
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1995年公布的数字，我国当时有佛教僧尼17万多人，其中汉传佛教僧尼4万多人。可以想见，时至今日僧尼数字一定已经超过上述数字。僧尼组成的教团作为僧宝，虽然只是“佛法僧”三宝之一，但从“三宝一体”的观点来说，教团实际也代表了整个佛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团素质的高低是影响佛教发展水平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怎样提高教团的素质？我认为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坚持佛教教团的宗教主体性。
上文已经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在当今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那么，宗教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宗教中，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想，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其价值就在于它不共世间的宗教主体性。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价值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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