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的编藏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方广锠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 卷上
中文篇(2000.05)
页17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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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由于杨文会的编藏思想与他的佛学思想紧密相关，所以本文首先对杨文会的佛学思想作了简要的探索。文章认为，杨文会的佛学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佛教界衰败的实际情况有紧密联系，他是为挽救当时衰败的佛教及反对空诞虚狂的学风而从事佛典的收集、整理，佛教义理的研究，佛教人才的培养乃至佛法的弘传等事业。文章认为，杨文会佛学思想学解立足《起信》，行修归于净土，相当纯实。杨文会对禅宗相当推崇，但对禅宗的理解与传统不同，对清末颓废的禅风则批评极为严厉，可以说，杨文会的种种振兴佛教的措施，首先是针对清末禅宗的种种颓风而采取的。文章认为，在杨文会看来，学佛的正路是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证，最终归于净土。在这里，研解义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钻研经典。必须收集、整理、与刻印流通经典。杨文会由此义无反顾地走上刻经、编藏这一条艰辛的道路。
文章从编藏目的、取材标准、结构体系、普及实用以及工作方法五个方面研究了杨文会的编藏思想。认为，杨文会刻经编藏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国佛教，进而将它传播到全世界。因此属于义理型藏经系统。文章认为，在取材标准方面，杨文会有维护正法传统、收罗齐全资料、注重章疏义理、遴选精良底本这么几个显着的特点。并高度赞扬了他重视藏外典籍、重视中国章疏的远见卓识。在结构体系方面，文章认为他继承《开元释教录》与《阅藏知津》的体系又有所发展。不过没有能够脱出中国传统重大轻小的窠臼。杨文会提出的“以疏隶书”的原则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从装帧、字体、提要、校勘等诸方面分析了杨文会为使藏经更普及实用所做的努力，对杨文会的认真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并对杨文会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工作方法作了评述。
文章最后对杨文会编藏思想及其在今天的意义作了总结。
关键词：1. 杨文会2. 大藏经3. 清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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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是我国清末居士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的目标是为复兴佛教而奋斗。包括创办佛教学堂──祗洹精舍，创立佛教研究机构──佛学研究会，建立佛典刻印流通机构──金陵刻经处，注疏佛教经典，编写佛教教材，进行国际交流等等。他舍私宅建立的金陵刻经处，广为收集佚典，刻印诸种经论，编辑《大藏辑要》，成为晚清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并对近、现代中国佛教产生重大影响。他一生“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1]梁启超称，当时“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2]，可见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影响之大。本文拟对杨文会的编藏思想略作探讨。
一
杨文会的编藏思想与他的佛学思想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要研究他的编藏思想，必须首先了解他的佛学思想。
关于杨文会的佛学思想，研究者或谓“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3]或谓：“杨文会的佛学思想，比较驳杂，总的来说，是属于“性宗”系统的。……在思想上，他推崇《起信》；在践履上，他归心净土。”[4]或谓：“他早年“崇禅宗而轻净土”，净土思想在中年时才形成，但到晚年则……强调“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全心归于净土，往期西方。……他的佛学思想是驳杂而又丰富的。”[5]那么，他到底是信从法相、华严，还是推崇《起信》？是否兼而有之，思想驳杂？他是否曾经崇禅宗，而晚年又全心归于净土？当他崇禅宗或归净土时，《起信》或法相、华严在他心目中又是什么地位？凡此种种，都值得研究。
我认为，要准确把握杨文会的佛学思想与编藏思想，必须注意如下三点：
第一，必须联系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情况。
第二，必须联系杨文会针对当时情况而提出的学佛方法。
第三，必须联系佛教的学、修传统。
先就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情况来谈。
清朝末年，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相应，与国家积贫积弱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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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仁山居士事略》页4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1，金陵刻经处本。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转引自郭朋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10月，页5。
[3] 同上注。
[4] 同注2，页6。
[5] 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所载《杨文会先生与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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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昌废佛开始的中国佛教衰落的态势，这时也达到极点。这首先表现为僧人理论素质的低下与佛教义理的衰落。据近人太虚估计，清末各省约有僧尼8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但僧人中认真钻研佛教义理的人犹如凤毛麟角。很多僧人目不识丁，唯知赶经忏、念弥陀。杨文会曾经这样评论当时的佛教界：有的僧人“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6]有的“根器浅薄，动辄以禅宗自命。究其旨趣，茫无所知。”[7]更有人“杜撰禅和，稍得一知半解，便谓超佛越祖。世谛不除而除真谛，俗见不扫而扫法见。”[8]人才凋零，宗风日下，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一样，陷入全面的危机。佛教的这种现状引起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杨文会的强烈不满。
清代佛教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居士佛教的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在家人归依、研究佛教，成为居士。但是，每一个朝代，代表当时佛教最高水平的理论权威，始终是僧人。另外，从总体来说，居士总是依附僧人从事各种佛事活动。但清末僧人或素质低下，或因循守旧，已经失去旧日的权威地位。相反，居士中出现一批深研佛学的专家，代表了当时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居士们并组织起来，独立进行各种宗教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居士佛教。追究居士佛教产生的原因，应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外国列强的侵略。如何唤起民族的觉醒，自奋自强自救，成为时代的课题。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把佛教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主张发扬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意识，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他们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个方面则是一些居士对佛教的衰败非常不满，为了振兴佛教，努力从事对佛典的收集、整理，佛教义理的研究，佛教人才的培养乃至佛法的弘传等等。后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杨文会。[9]义理是佛教的灵魂，杨文会佛学思想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对当时那种空诞虚狂的学风，主张踏踏实实地认真进行佛教义理，即佛法的研究。经典是佛法的代表，所以，杨文会上述佛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重视经典的收集与大藏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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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释氏学堂内班课程急议〉，见《等不等观杂录》卷1，页18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7，金陵刻经处本。
[7]〈答释德高质疑十八问〉，见《等不等观杂录》卷4，页21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8]〈与冯华甫书〉，见《等不等观杂录》卷5，页23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9，金陵刻经处本。
[9]当然，上述两个方面很难截然分开，比如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经受到杨文会很大的影响。但在具体行事上，还是各有各的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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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杨文会提出的学佛方法来谈。
针对当时现实，杨文会提出一整套应时对机的学佛方法。反映出他对当时流行的各个佛教宗派与各种佛教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反映出他的佛学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学佛者当若之何？曰：随人根器各有不同耳。
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断知解，彻见本源性地。体用全彰，不涉修证。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种根器，唐宋时有之，近世罕见矣。
其次者，从解路入。先读《大乘起信论》，研究明了，再阅《楞严》、《圆觉》、《楞伽》、《维摩》等经，渐及《金刚》、《法华》、《华严》、《涅槃》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论。然后依解起行，行起解绝，证入一真法界。仍须回向净土，面觐弥陀，方能永断生死，成无上道。此乃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法也。
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门。专信阿弥陀佛接引神力，发愿往生。随己堪能，或读净土经论，或阅浅近书籍。否则单持弥陀名号，一心专念，亦得往生净土。虽见佛证道有迟速不同，其超脱生死，永免轮回，一也。[10]
也就是说，应时对机，有三种学佛解脱的方法。第一种即禅宗的顿悟自性，当下成佛。但杨文会认为这只有利根上智之人才能做到，现世罕有其人。其次是依据经论学习佛教理论，辅以净土修习。即从解路入，依解起行，行起解绝，得到解脱。再次是专持净土法门。这虽然也能解脱，但与前相比，毕竟有见佛证道之迟速不同。
显然，杨文会认为只有第二种方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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