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文会与参与其事的南条文雄有着较深厚的友谊，相互代为收集资料。南条文雄将《续藏经》目录寄给杨文会，以供参考。杨文会发现其中收有无垢子着《注解心经》一卷，认为这是外道所作，不宜收入藏经，应予撤除。便去信南条，说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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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四〉，见《等不等观杂录》卷1，页26b～页27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7，金陵刻经处本。
[40] 〈与郭月楼书〉，见《等不等观杂录》卷6，页26b～页27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9，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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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现《续藏经》中果然没有该经，看来是接受了杨文会的意见，将该经撤去了。又如他编纂的《贤首法集》将能够搜集到的法藏的着作全部汇集在一起，而对传为法藏所着的《华严策林》等四种五卷，则因其为膺作而排除在外。
杨文会这种祛妄扬正的态度不但体现在选取经本方面，还体现在与大藏经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上。
比如当时民间流传一种名叫《大藏经总目录》的巾箱本小折经，僧人行脚常随身携带，以为法宝。据说有“获无量无边功德，诸佛密加佑护”、“定生佛国”的功效。杨文会特意为之撰《大藏经总目录辨》：
尝见行脚禅和佩带小折经，目为法宝。阅其名目、卷数，与藏内多不相符。欲究其根源而未得也。一日检《西游记》，见有唐僧取经目次，即此折所由来矣。按《西游记》系邱长春借唐僧取经名相演道家修炼内丹之术，其于经卷，不过借以表五千四十八黄道耳。所以任意摭拾，全未考核也。乃后人不察，以此为实，居然抄出刊行，广宣流布。虽禅林修士，亦莫辨其真伪，良可浩叹。余既知其源流，遂记之，以告夫来者。”[41]
由于掌握资料有限，上文辨析颇有失误。如该《大藏经总目录》实际出现于晚唐，其后一直在民间流传。故乃《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目次”采摭自民间流传的《大藏经总目录》，而非《大藏经总目录》取材于《西游记》。[42]又如《西游记》并非邱处机所撰；“五千四十八”这个数字乃出自《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与黄道无关。但该《大藏经总目录》的确是一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是在三宝崇拜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大藏经崇拜的产物，是信仰性佛教的体现，与真正的佛教大藏经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又如杨文会曾撰《一藏数目辨》，澄清当时社会上对佛藏收经数目的误传：
今时僧俗持诵经咒，动称一藏。问其数，则云：“五千四十八也。”尝考历代藏经目录，惟《开元释教录》有五千四十八卷之数，余则增减不等。至今乃有七千二百余卷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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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藏经总目录辨〉，见《等不等观杂录》卷4，页11a～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42] 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页194。
[43] 〈一藏数目辨〉，见《等不等观杂录》卷4，页11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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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五千四十八”这个数字为自《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会昌废佛后全国藏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得到统一，“五千四十八”也因此成为大藏经的代名词。[44]但与后代义学衰败相应，僧人往往一提大藏经卷数，以为就是“五千四十八卷”，全然不知后代诸种藏经内容演变，卷数增减这一佛教的基本知识。故杨文会要为之辨误。
杨文会对某些佛典中反映的一些陋习也提出批评。例如受中国封建王朝注重正统，严辨正朔的史学观的影响，南宋天台宗僧人志磐采用中国史书的纪传体，写了一部《佛祖统纪》。印度从释迦牟尼起，到十三祖龙树止，中国从慧文、慧思起，以天台一派“为正宗，作“本纪”，尊之为帝王；近支谓之旁为，作“世家”，尊之为诸侯；远支作“列传”，等之于士大夫；《佛祖世系表》内之祖，十四祖以下，反同旁为。”杨文会认为，从释迦牟尼开始，僧人既然出家，就抛弃了世俗的荣华，怎么能够再套用世俗的等级观念呢？他认为：“若不论道德而论世系，则禹、汤之传而为桀、纣，文、武之传而为幽、厉。”并发出严厉的责问：“无知妄作至于如此，尚得谓之如来真子乎？”杨文会所以这样提出批评，也是为了维护佛教的纯正性。
在当时的情况下，杨文会的这种态度在佛教界的确起到警世惊梦、匡正时弊的作用。
收罗齐全资料
如前所述，南北朝之后，我国历朝历代都曾经修造大藏经。清代大藏经的规模已达七千余卷。因此，编纂新的大藏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前代的藏经找来，略加增补，重新编排刊刻；一种是除了收入历代已入藏典籍外，把重点放在历代未入藏典籍上，尽可能收集之，以努力争取资料的完整与齐全。毫无疑问，前者比较容易，后者则相当困难。然而，后者的价值也因此而更高。当时日本正在编纂《续藏经》，采取的就是后一种办法，杨文会极力赞同，并积极襄助：
(日本藏经书院)复制《续藏经》，凡印度、支那古德撰述未入大藏者，悉集而刷之。为部千六百有奇，卷逾八千。仍搜求古遗之本，正未有艾也。予亦为之搜辑，乐观其成。是辑也，得六朝唐宋之遗书，为紫柏所未见。诚世间之奇构，实足补隋唐所不足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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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页226。
[45] 〈日本续藏经叙〉，见《等不等观杂录》卷3，页14b～15a，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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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续藏经》的编纂，使大量在中国本已失传的古佚典籍在日本重新问世。杨文会自己本来就有编纂藏经的计划：
三藏教典，结集于印度者不可知其部帙之数。自流传震旦，至隋唐以来，代有增益，由五千以至七千。此其大较也。明紫柏尊者以方册代梵荚，阅者便之。大藏以外，复有续藏，合之已逾万卷。以遭兵燹，板已无存者。予与同志，欲踵刊之。[46]
此时便花费大量精力，一方面帮助日本友人搜罗《续藏经》所需资料，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友人大量搜集在中国已经亡佚的古佚典籍，甚至不惜在日本登刊广告，重金求购。在杨文会与日本友人的通讯中，这方面的内容占据很大篇幅。此外，杨文会还想方设法在国内到处寻访藏外经典。在近代中国，在收集未入藏典籍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第二人像杨文会这样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不遗余力，舍得下功夫、花力气。这主要是杨文会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与责任感，实在是我们后人的典范。
我认为，编辑大藏，一定尽量要把资料搜集齐全。一是历代大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这比较容易。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它们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至于历代大藏经没有收入的典籍，好比山中的矿石，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开采、冶炼，自然困难重重。然而，我们现在编辑藏经，如果局限在已入藏典籍的范围内炒冷饭，则意义实在不大；只有把眼光开拓到未入藏部分，才能真正编纂占据时代高峰的大藏经。杨文会在一百年前已经有了这份眼光与魄力，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注重章疏义理
我国古代藏经以《开元释教录》为典范。但《开元释教录》的最大缺点之一是重翻译典籍、轻中国撰述，尤其是中国人所撰的章疏，竟然一部也不收。关于这一点，前人已经提出批评。例如李肇〈东林寺藏经碑铭并序〉载：“云门僧灵澈……又病前贤编次，不以注疏入藏，非尊师之意。”[47]灵澈是唐宣宗元和年间(806～820)人，他所批评的前贤，正是智升。又如高丽义天(？～1101)批评《开元释教录》说：“经论虽备，而章疏或废，则流衍无由矣。”[48]其实，中国人的佛教撰述才真正反映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反映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与发展水平，对我们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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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日本续藏经叙〉，见《等不等观杂录》卷3，页14b，载于《杨仁山居士遗着》册8，金陵刻经处本。
[47] 《全唐文》卷721，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11月，页7417。
[48] 《大正藏》卷55，页116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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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后《嘉兴续藏》及《又续藏》收入大批中国佛教撰着，至今为人们称道。虽则如此，仍有大批章疏散逸在大藏经之外。杨文会则十分重视这些藏外章疏的收集与整理，在《杨仁山居士遗着》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他收集、研究、刊刻这些章疏的记叙，如他在一封给南条文雄的信中要求：“如有古时支那人撰述各种，为明藏所无者，无论敝单已开未开，均祈代为寻觅。”[49]反映了他期盼得到这些章疏的殷切心情。
杨文会重视佛教章疏，是由于他鉴于当时佛教义学水平低迷，欲努力改变之。他指点别人学习佛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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