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新的宗教以及准宗教現象將層出不窮，會吸引部分群衆，使他們的宗教情緒與宗教感情發生轉移。而這時傳統的宗教如果不能適應這種局面，及時地采取新的方式爭取群衆，則這些宗教可能喪失部分群衆。一個宗教，如果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始終采取“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對信衆始終采取“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態度，則必然會無可挽回地在競爭中衰敗下去。這種情況也適合某些社會現象。如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各種氣功功法乃至所謂健身法層出不窮，此起彼伏。什麼甩手療法、雞血療法、紅茶菌療法、鶴翔樁，這個功，那個功，大體是各領風騷僅幾年，甚至僅若幹個月，就被新的浪潮打下去，有的還能維持奄奄一息的局面，大多則幹脆壽終正寢。應該說，這實際是我國社會走向多元化過程中的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由此，我們應該明白，某個宗教，或某個宗教中的某個教派被社會、被曆史所淘汰，實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既然這樣，無論從佛教傳統主張的釋迦牟尼一代教法有正像末叁時的說法也好，從上文的分析也好，我們都不能說因爲宗教會在中國存在下去，佛教就一定也會在中國存在下去。當然，我在這裏說佛教在中國也會衰亡，這只是一種純理論的推斷；如果就目前的佛教現狀而言，也可以說是危言聳聽。因爲如下文所說，目前的中國佛教實際正處在近代史上最爲興盛的黃金時期。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當今佛教也正處在一個轉軌時期，如果佛教不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與時俱進，則它在社會上的作用將日益削弱，它的衰亡也就不是不可預期的了。這也正是在這世紀之交，我們要思考佛教向何處去的原因。
回顧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大陸的佛教，發展之迅速，曆史罕見。所以，我認爲這二十年來是中國近代史以來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主要表現爲經過五十年代的相對沈寂，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後，社會大衆對佛教的態度日益理解與寬容，對佛教感興趣的人日益增多。隨著外部環境的日益寬松，瀕臨危機的佛教僧團的迅速恢複與壯大，大批寺院的重建與新建，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寺院香火日益興盛，以至一年香火收入在千萬元以上的寺院已經不在少數。
對佛教來說，大發展本來是一件好事。但隨著寺院經濟力量的壯大，信徒資源的擴展，也産生一些消極現象。這主要表現在有些寺院不是將精力放在修煉“內功”，努力提高僧團的自我素質上，以及弘法度生、慈悲濟世，進一步擴展佛教的社會功能上，而是孜孜於擴修寺院，再塑金身。由此出現所謂的“廟多僧少，佛大僧小”這樣一種畸形發展的局面。部分人求利養而出家，因缺乏必要的信仰情操，他們的行爲直接敗壞了教團的風氣，也在信衆中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在這類僧人中，有些人自诩尚能夠遵守食素獨身等“職業道德”，但由于缺乏內在的信仰，其行爲與真正的僧人仍相距甚遠。也有些人甚至連基本的“職業道德”也擯之腦後，被人稱爲“獅子身上的虱子”，可謂恰如其分。至于由于市場經濟的影響，教外的一些力量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做法已經相當嚴重，這更是直接扭曲了佛教的形象，危害無窮。也就是說，在佛教大發展的潮流中，一些消極現象也正在湧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切與隱憂。針對這一情況，中國佛教協會大聲疾呼加強佛教界自身建設，包括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製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等諸多方面，呼籲將提高四衆素質作爲今後工作的重點。許多有條件的寺院與有遠見的寺院住持也紛紛開辦各類佛學院、佛教研究所，致力於佛教人才的培養。這則是佛教大發展勢頭中的積極因素。上述兩種因素與社會其他一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將決定中國佛教的未來。尤其在目前，中國大陸佛教新老僧人的交替已基本完成，“文化大革命”以後出家的新一代僧人迅速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他們的表現將直接決定中國佛教的未來。這也正是兩年前我提出佛教面臨轉型，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機的主要理由之一。人類的命運由人類自己把握，佛教的命運也由佛教自己把握。中國佛教怎樣把握這一轉機，把握自己的命運呢？
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宗教，將會怎樣呢？在此我想先介紹複旦大學王雷泉教授的一些觀點。
王雷泉教授認爲：就經濟、政治、精神叁大層面而言，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是財富、正義與天理。宗教講的是天理良心，它是維護社會正義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也是評判社會財富獲得和流向的重要價值尺度。
他同時認爲：“人類在精神深處從來也沒放棄過回歸自然、回歸本真、回歸永恒的要求。宗教主要是在情感和意志上，對有限個人的存在性缺陷所作的彌補和超越，是對人類和世界命運的終極關懷。它對個人提供安身立命之處，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對社會則提供了一種宣泄和解毒機製，對財富進行分流和再分配，維護著社會的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
王雷泉教授提出：“無論是爲政、弘教、治學，目標都是爲了社會祥和、人民康樂、世界和平、人類進步。政教學叁界互爲犄角，相互製衡，如此才能構成一個穩定的正叁角。任何一方的畸輕畸重，都將造成人類社會的不幸。“法不歸位”的毛病，過去的宗教曾經犯過，學術與政治也未必能免“越位”之嫌：企圖用科學取代宗教，企圖用政治幹預宗教和學術。其實，理性與信仰並不對立，它們各有所司，相互補充。信仰若無理性的提純，它將是盲目的；理性若無信仰的升華，也將是褊狹的。人們反對的是邪惡的信仰，因爲它對社會造成了危害；人們厭惡的是虛僞的信仰，因爲它玷汙了信仰的神聖意義。”由此，王雷泉教授認爲，在二十一世紀，宗教將會重樹自己的主體性和神聖性，宗教思想將在對話中與其他思想和平競賽，宗教組織將趨于社區化、小群化，政治、宗教、學術叁者關系將趨于合理，而新興宗教與邪教道門仍將相繼登場。
雖然王雷泉教授的觀點理想色彩較爲濃厚，但我對他的觀點基本上表示贊同。此外還想就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發展作如下幾點補充。
我認爲，在二十一世紀中，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進一步健全，隨著宗教政策的進一步落實，隨著黨風與社會風氣的日益改善，佛教將日益得到一個更加寬松而完善的外部環境。這無疑有利于佛教的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已經深深地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可能照搬外國的，它只能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一切精華，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的精華的基礎上發育成長，在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化的基礎上發育成長。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注重佛教文化的研究與繼續，這無疑也有利于佛教的發展。
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需要有正確的哲學思想作爲理論的引導，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素質作爲價值的保證。科學技術的進步不能保證道德的進步，而只有人類道德的進步才能保證科學技術不致迷失方向。佛教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思想、環境保護思想等，是佛教對人類思想寶庫的一大貢獻，至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講，佛教的思想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此外，佛教對人的終極關懷的思索，至今仍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們。這些無疑都是佛教繼續發展的動力。
但是，隨著經濟領域多元化傾向的發展，在思想領域、信仰領域，多元化的傾向也十分顯著。各種各樣的思潮紛至沓來。中國的現有的五大傳統宗教都在發展，有些宗教發展得比佛教更快；一些新的宗教現象、新的宗教派別也會不斷湧現；還有一些不強調宗教身份但實際上屬于宗教或接近于宗教形態的信仰實體，一些附佛外道甚至邪教也會趁勢而上。這些宗教或准宗教團體共同爭奪社會資源與信徒資源，自然會對佛教的發展形成競爭乃至挑戰。
隨著高科技社會的日益成熟，社會科學技術水平的日益提高，這既爲佛教的發展提供空前的機遇，同樣也對佛教的存在與發展提出進一步的挑戰。所謂機遇，主要指佛教高科技爲佛教的傳播提供了現代化的手段，比如聲光電合一的新型寺院，網上的佛教社區，電子化的大藏經等等。所謂挑戰則在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將進一步消除人類對自然界的神秘感與神聖性，科學的地盤進一步擴大，宗教的地盤進一步縮小。雖則由于世界本身的無窮大，無論科學的地盤怎樣再擴大，宗教的地盤怎樣再縮小，兩者各自依然擁有無窮大的地盤。但宗教必然要對科學的挑戰作出回應。
四
面臨這樣的局面，佛教究竟應該怎樣應對？
我認爲，中國佛教應該緊緊抓住提高佛教教團素質這一個中心，抓住了這一個中心，就解決了所謂“續佛慧命”的問題。中國佛教還應該緊緊抓住堅持推行弘法度生事業，堅持推行慈悲濟世事業，抓住了這二項事業，就解決了所謂“荷擔如來家業”的問題。因此，上述“一個中心、二項事業”應成爲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工作的重點。
因爲篇幅的關系，這裏想重點談談“一個中心”，即提高教團素質的問題。
根據國家宗教事務局1995年公布的數字，我國當時有佛教僧尼17萬多人，其中漢傳佛教僧尼4萬多人。可以想見，時至今日僧尼數字一定已經超過上述數字。僧尼組成的教團作爲僧寶，雖然只是“佛法僧”叁寶之一，但從“叁寶一體”的觀點來說，教團實際也代表了整個佛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團素質的高低是影響佛教發展水平乃至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
怎樣提高教團的素質？我認爲最要害的問題就是堅持佛教教團的宗教主體性。
上文已經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在當今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夠存在的理由。那麼，宗教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呢？在衆多的宗教中，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呢？我想，宗教之所以能夠存在，其價值就在于它不共世間的宗教主體性。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價值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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