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標乃至最終的高標准相銜接的。
根據我的經驗，上述問題，只要事前考慮周全，安排好，具體實施起來並不太難。如果在全面啓動之後，中途再作改進，則會相當困難，甚至雖有好的方案而無從措手足。此外，事先統一思想便於和衷共濟，中途變法改革容易引發糾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叁、目錄索引
准確的總目、詳盡的版本目錄及各種實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經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也是使讀者便於利用該大藏經的有效方法。
總目是對該大藏經的總體把握。版本目錄則需要詳細交代底校本的情況。實用索引包括經名(含異名)索引、譯著者索引、詞語索引。由於采用電腦工作，目錄與索引的具體編製過程將會比較順利。但需要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一)、異譯本的比照、著譯者的考釋。曆代大藏經中遺留的此類問題比較多，給佛教研究製造不少混亂。我們應該解決之。
(二)、最佳電腦檢索系統的編程或選擇、人工采詞與電腦采詞的最佳配合。
(叁)、人工采詞需要對佛教有相當研究的人員才能夠承擔，必須注意這方面人才的組織與培養。
第四、實用辭書
很多人認爲佛典很難讀，視之爲畏途。其實，佛典的思想並沒有深奧到令今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難讀是由於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數，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不了解某學科的概念體系，就無法讀懂某學科的書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如果能夠爲大藏經編撰配套的實用辭書，將是這部大藏經的創新，也將是使這部大藏經更加學術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徑。實用辭書與光電版大藏配套，可以使這部大藏經的使用極爲方便。
我認爲，可以先從現有的佛典音義、《翻譯名義集》等古代辭書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詞典、梵巴藏詞典等現代辭書采詞，編纂成數據庫。進而將該辭書與前述詞語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關聯數據庫。這樣，在閱讀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詞的意義時，可以查閱古今諸詞典對該詞的解釋及其他佛典對該詞的用例或解釋。這對佛典的理解與外文翻譯，作用極大。現在我們沒有力量來編纂新的大型佛教詞典。但上述實用辭書的編纂，必將爲今後編撰高質量佛教詞典奠定基礎。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編纂出符合上述標准的大藏經，那就可以說在佛教史上，在中國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于前人，無愧于後代。
叁
我們有沒有可能編纂出這麼一部大藏經？
編撰這樣一部大藏經需要如下條件：良好的外部環境；充裕的人力、財力、資料資源；計算機技術保證。
第一、就外部環境而言，目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正逢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國既有盛世修典的傳統，又有曆代編藏的傳統；宗教界、學術界對編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經已經企盼了近百年，有著現實的積極性；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認識與觀感也正逐步趨于符合佛教的本來面貌。應該說，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一條已經基本具備。實際上，海內外各種各樣的編藏工程已經啓動。
第二、人力主要指參與具體工作的人員，包括：一、搜集鑒定整理資料人員，二、校勘標點人員，叁、電腦工作人員，四、攝影人員，五、公關人員，六、後勤服務人員。七、學術指導人員。
人力包括質、量兩個方面。我國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專家，有一批中青年學者，新的力量還在成長。從總體實力看，應該說不亞於當年編纂《大正藏》的班子。我們既充分吸收前人編藏的經驗教訓，又有編纂《中華大藏經》上編的實踐經驗。因此，在人員的素質方面，應該說基本符合條件。問題是怎樣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把這批力量組織與團結起來。
人員的量則以工作量最大、且有需有相當水平要求的校勘標點人員爲例談談。假如新的大藏經總量爲4.5億字，擬定用7年時間校勘標點完。則每年需要完成0.7億字。又假如每個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員利用業余時間每月可以校勘標點5萬字(平均每天校勘標點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萬字，則我們如果能夠從全國近年培養的佛教、中哲史的碩士、博士中，從全國各大學哲學系的教師中，從各佛學院的師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條件的人員中選聘140人從事這項工作。再在北京選聘20個水平相對較高的人員專門進行複核。就可以了。只要有經濟力量，經過努力，在全國與北京選聘二百個左右符合所需條件的人員還是可以做到的。
實際上如前所述，可以讓電腦承擔相當大一部分校勘工作，從而大大減少校勘人員的工作量。而且，現有佛典完全沒有標點，需要從零做起的只是極少數。大部分佛典已經有句讀或斷句。因此，校勘標點問題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困難。
編纂大藏經，並非僅是簡單的佛教文獻整理，應該把它同我國佛教的健康發展聯系起來，統籌安排。講到佛教的健康發展，用佛教語言來說，關鍵是"紹隆佛種，續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而接班人不僅需要熟悉佛教儀軌，遵守佛教戒律，還必須精通佛教義理，甚至能夠發展佛教義理。我認爲，佛教理論是佛教的靈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論不斷傳入，中國人在消化這些理論的過程中不斷有所創新，從而使佛教生機勃勃，在意識形態領域擅一時之勝場。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經衰滅，源頭活水已斷，中國佛教此時既沒有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原有的佛教理論又爲宋明理學所吸收，於是只剩一個信仰的驅殼，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們說近代佛教複興，其標志首先是"南歐北韓"及一批高僧大德對佛教義理的鑽研與弘揚。因此，對當前佛教界來說，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理論人才，提高理論水平，提高文化檔次，乃是當務之急。編纂大藏經，對於佛教界來說，也正是培養佛種，弘研義理的極好機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國佛學院(或擬議中的中國佛教大學)開設有針對性的專業，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編藏實踐，在工作中培養，在實踐中提高，培養出一批跨世紀的高僧大德。其實，對學術界而言，也同樣應該利用編纂大藏經的機會，爲下世紀培養出一批不務空言的專家學者。如果大家都從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則我們編纂大藏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還能促進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發展。幾全其美，何樂而不爲？
總之，人力問題固然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解決。
第叁、大藏經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資必然可觀。根據資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資280萬日圓，了解二、叁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中華大藏經》共接受國家撥款人民幣158萬。那是由於八十年代初的社會觀念與現在大不一樣。也由於《中華大藏經》是國家項目，各單位都比較支持。我們借用的資料，基本上都沒有支付資料費，雙方協議，由中華大藏經編輯局贈送各資料收藏單位一部《中華大藏經》作爲感謝。另外，所聘人員的報酬都比較低，應聘人員大多屬於離退休後發揮馀熱，甘作貢獻。但上述做法，顯然已經不再適合目前的情況。我們現在編纂《藏外佛教文獻》，深感無錢困難重重，寸步難行。由於經費緊張，許多事情都想盡量省錢，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更加費錢。由此捉襟見肘，狼狽不堪。教訓實在深刻。
本人一介書生，對於經濟問題純屬外行。按照上述設想編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經，究竟需要多少經費，要由有關專家框算。不過，編纂工作是逐步展開，在若幹年內完成，所以後期可與藏經的出版發行配合進行，所需經費也就可以滾動解決。所以，實際上需要籌備的只是前期的經費。
目前，佛教界結緣經書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結緣經書無論是內容，還是印刷，都可以稱爲上品。大多則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書籍。這些粗糙拙劣之書，從世法說是僞劣産品，從佛法說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夠把目前印刷結緣經書的資金吸引集中起來，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經書結緣，另一方面則可用於大藏經的編纂。實際上，結緣經書與大藏經兩者本來就可以充分協調，相互爲用。即用大藏經編撰人員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爲結緣經書印刷，其傳播正法的作用自然遠遠超過在條件沒有保證情況下粗製濫造印出的書籍。而編纂印刷大藏經，本身就是功德更加無量的結緣勝事。
目前，海內外電子佛典的發展勢頭如同萬馬奔騰。遺憾的是各自爲戰，缺乏協調，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夠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則經費問題的解決也容易得多了。
當然，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而把海內外分散的結緣資金、分散的編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編纂大藏經的總目標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難，"使人西望長咨嗟"。
第四、編藏要有資料，沒有資料一切都是空話。如前所述，新編藏經包括曆代入藏與新編入藏兩大部分。曆代正藏、續藏資料現成，只要整理、考訂、校勘、標點即可。關鍵工作在於新編入藏。
應該新編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獻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遺書、海內外各宗教、圖書、文博部門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現代新譯(從梵、巴、藏、日等文字譯出)、散見於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檔案、個人文集乃至各種叢書、類書專著中佛教資料，此外還有今人撰著。雖然範圍很大，但是目標清楚。只要有關收藏單位積極配合，收集起來應該沒有問題。當然，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國內因部門封鎖資料而産生的困難。另外，不少資料散在海外，國外，包括港臺、日本、南北朝鮮、越南。西方則以英、法、俄、美、德、意、荷爲主。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資料都收集起來？
總的來說，已經入藏的典籍，猶如陳列在公共圖書館中的圖書，誰都可以利用。因此，我們也好，任何一個企圖編纂藏經的組織與團體也好，誰都無所謂優勢。當然，如果講到曆代藏經的版本，則大陸與日本各有自己的優勢。日本的版本優勢在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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