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佛教的禅觀與念佛
方廣錩
一、
佛教産生在古印度，佛教的禅觀修持是古印度瑜伽修持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印度河文明時代，瑜伽修持已經在南亞次大陸流行。從印度河文明遺址發掘出來的一枚印章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枚印章雕刻的主體是一位有著叁個面孔的神祗，他頭戴一頂用水牛角做成的王冠，雙足相抵，盤膝坐在一張矮幾上。胸前佩有叁角形的胸飾，腰中束帶，左手帶著叁個大手镯、八個小手镯，右手似乎有同樣數目的手镯。雙手自然置於兩膝，裸體，男根勃起。該神祗肅穆莊嚴，從姿態看，顯然正在進行瑜伽修持。他的右上方刻著一頭老虎，一頭大象；左上方對應處刻著一頭水牛，一頭犀牛。下方則刻著八只羚羊。上方有印度河文明特有的文字。雖然印章上的文字還沒有釋讀出來，但上面的神祗明顯具有一頭叁面、獸主、男根、行瑜伽等濕婆造像的特征，所以研究者公認，它就是後代婆羅門教大神濕婆的形像。
濕婆是婆羅門教叁大主神之一，是一個性格複雜的神祗。他既是毀滅之神，又是生殖之神；既是苦行之神，又是舞蹈之神。複雜的神格實際是宗教信仰與哲學思辯的象征與隱喻，是對生命奧秘、宇宙本原的探索、把握與表現。印度河文明出土的這一濕婆印章，不但證明瑜伽早在印度河文明時代已經出現，而且證明婆羅門教的濕婆神原來不屬于雅利安系統，而是達羅毗荼族的土著神，它的基本神格在印度河時代已經形成。
瑜伽修持爲什麼會産生在古代印度，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認爲，這大約與印度特有的風土條件有關。
印度位於南亞次大陸，地處熱帶。它的東、南、西叁面臨海，北面則是巍峨的喜瑪拉雅山脈。北方的冷空氣不能南下，南方的熱空氣也無法北上。氣候炎熱，雨量充沛，作物繁茂，森林衆多。由於受海洋季風的影響，每逢雨季，這裏大雨傾盆，降水集中，往往造成水災。每逢旱季，則氣溫急劇上升，滴水不下，土地龜裂。有些地區氣溫最高甚至可達攝氏49度。旱季常刮一種當地人稱之爲“魯”的可怕熱風。熱風起處，樹葉凋零，草木枯萎。有人這樣形容印度的旱季：每天自中午至下午五點以前，商店都關門，鬧市成鬼域。路無行人，野無農夫。鳥不飛，獸不走，蛇蟲匿迹。地上寸草不留，常青的樹木枯黃萎落。整個世界靜悄悄地照射在烈日當空的白熱強光之下，入於昏迷狀態。真有流金爍石之感。這時人如冒險出門，只覺腳下有火舌缭繞，眼前似萬針穿來，火風撲面，人即暈厥。即使躲在房子裏，也必須把門窗都關上，以防熱風吹入。據說室內的家具也象熨鬥一樣發燙，把冷水潑到牆上會嘶嘶作響，化作蒸氣上升。
上面的形容也許有點誇張，但印度旱季之熱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代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這樣敘述自己在某旱季的生活：這兒熱得就別提了。說起來我是房主，真主仁慈，那房子還是全村最好的，可沒有一間能住。樓上象在噴火。坐一會兒，汗就從頭上流到腳下。……頭暈腦漲，心煩意亂。
印度的這種自然條件對印度文化的形成産生極大的影響，並成爲許多宗教規範及生活習俗的直接原因。有的研究者認爲，印度文化中舉凡齋戒、沐浴、禁欲、林居以及森林哲學、出世思想都與印度炎熱的自然環境有關。從這一點講，印度文化可以稱之爲“炎土文化”。而炎熱的自然環境也是瑜伽修持之所以在印度産生的客觀原因。
我們都有這樣的生活經驗：在炎熱的天氣裏，如果自己心情平靜，情緒安谧，則天氣再熱，似乎也比較好忍受一點。如果心情煩躁，情緒波動，即使天氣不那麼熱，也會使人感到燥熱難忍。所謂“心靜自然涼”就是人們這一生活經驗的總結。印度的氣候雖是這樣地酷熱難忍，但人們既然在這裏生活，自然會總結出一套對付炎熱的辦法。辦法之一是建設各種納涼設施。佛經、耆那教經典在敘述釋迦牟尼及大雄早年的優裕生活時，經常提到他們的父親曾經爲他們專門建造“叁時殿”，亦即分別供旱季、雨季、冷季居住的宮殿。可以想象，當時的豪富大概的確擁有類似的設施，所以經典中才會有這樣的反映。這些經典都把此類設施作爲一種奢侈品提出，以說明這些祖師當年的生活是如何優越，從而反襯他們毅然出家的舉動是多麼偉大。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具備這種生活條件的。那麼，一般的老百姓又怎樣設法度過炎熱的旱季呢？大概只能采取這樣幾種辦法：亦即一方面關門閉窗防止熱風侵襲；一方面深居簡出減少軀體活動；另一方面攝定心神，控製精神與思惟，從而達到“心靜自然涼”的目的。
我認爲，古印度人正是在這樣的與酷熱的自然環境作鬥爭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了一些控製自我精神活動的技能。在實施這些技能的過程中，無意中體驗到一些特有的生理、心理現象，甚至觸發某些至今連科學家都無法解釋的人體特異功能，瑜伽修持由此誕生。由於這些生理、心理現象乃至特異功能無法用常理來解釋，人們便把瑜伽看成是一種神秘的東西，一種可以由此與世界本原相通，可以由此獲得無限神通力並得到最終解脫的手段。所以，瑜伽從它産生之初，就與宗教結下不解之緣，就與宗教神秘主義相聯系，成爲宗教修持的重要手段。
瑜伽的産生除與印度特有的風土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外，趙國華先生指出，從濕婆神的諸種神格也可以知道，瑜伽的産生還與古印度人的生殖崇拜有關：
“印度古代或將男根的勃起歸於“氣”的運行，注重以意念調息，從而出現瑜伽。印度河文明獸主印章上的紋樣，即是以瑜伽催動男根勃起的寫照。印度的《瑜伽經》把男性生殖器看作是“總攝全身之根”，也證明瑜伽之法生發於男性生殖器崇拜。”[①]
上述觀點很有啓發性。婆羅門教進行瑜伽修持的目的之一是追求神通，其方法則是進行苦行。苦行，梵文作Tapas，原意爲熱。亦即通過苦行，可以得到一種神秘的“熱”，由此得到神通。這裏的“熱”，其最初的含義，就是使男根勃起的一種力用。趙國華先生認爲：印度瑜伽修持中的“苦行本是一種原始的宗教行爲，生發於男性生殖器崇拜，其導因是印度古人對男根勃起膨大堅挺的不解，誤以爲是熱(tapas)的作用。遂想方設法使男根“有熱”，多多射“光”(指射精──方按)，即獲得旺盛的生殖能力，以求人口的繁衍。……所以，我們在印度古代的典籍中，屢屢可見苦行求子的內容。這就是古代印度最初的苦行。其它的許多苦行花樣，以及其它種種動機和苦行法力的種種神奇表現，實爲晚出。”[②]由于瑜伽修持與生殖崇拜相聯系，由此在婆羅門教與佛教中，經常將苦行法力與精液聯系在一起。認爲失去精液，就失去苦行法力，失去神通。而積蓄精液後，神通亦同時恢複。也說明爲什麼婆羅門教與佛教都認爲，爲了修習苦行瑜伽，必須修持“梵行”，亦即必須禁絕情欲，固守元陽。
生殖崇拜在初民中普遍流傳，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爲什麼只有在印度，生殖崇拜才與瑜伽修持相聯系呢？我認爲，瑜伽修持的産生首先是由印度特有的炎熱風土決定的，而古印度的初民之所以將瑜伽修持與生殖崇拜相聯系，一方面是由于生殖崇拜在初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想必還根植于在瑜伽修持中得到的某種體驗。這種體驗與其後印度密教的産生大概也不無關系。當然，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二、
瑜伽修持本來是印度土著文化的産物。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雅利安文化與土著文化相結合，形成婆羅門教，同時吸收了瑜伽這種修習方式。但最初，這種方式還比較原始，沒有理論化與體系化。直到初期奧義書，雖然已經提到瑜伽修持的種種方法，甚至提到“禅觀”，但還沒有出現“瑜伽”這個名稱。就婆羅門教正統派來說，要到中期奧義書時期，才最早出現“瑜伽”這個名詞，並逐漸將這種修持方法體系化與納入婆羅門教“梵我一如”的理論體系。同樣，我們在早期佛教的經典中也看不到“瑜伽”這個名詞，能夠看到的只有“禅觀”。這充分說明佛教的瑜伽修持及其理論，與佛教的學說一樣，與婆羅門教的奧義書思想是平行發展的，不存在先後繼承關系。它們的共同源頭，都是古印度的土著文化。[③]作爲一種社會普遍重視的宗教修持的方法，婆羅門教與佛教雖然也就瑜伽修持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但兩個教派都獨立地對這種修持方法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關于初期佛教的禅觀，這裏先以釋迦牟尼成道爲例略作研究。
釋迦牟尼成道的故事，已經爲中國人所熟知。這裏想談的是釋迦牟尼成道與禅觀的關系，由此探討禅觀修持在初期佛教中的地位及初期佛教對禅觀的態度。
佛經記載，釋迦牟尼年輕的時候，就經常喜愛一個人坐在樹下冥思苦想。這種冥思苦想是否表明他當時已經懂得或掌握一定的禅觀技巧？我們現在無法確切回答，但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許多經典都記載，釋迦牟尼時代，社會上有許多修道團體，他們都從事禅觀一類的修持。釋迦牟尼出家以後，立即投入禅觀實踐。這說明年輕的釋迦牟尼已經把禅觀視作出家修道的必由之路。
按照《普曜經》卷五的說法，釋迦牟尼剛出家時學習的是“有想無想定”與“無用虛空叁昧”。[④]按照《方廣大莊嚴經》卷七的說法，釋迦牟尼當時學習的是“世間百千叁昧”。[⑤]按照《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二的說法，釋迦牟尼當時學的是“空無邊處”[⑥]及“非想非非想處”[⑦]。雖然這些記載都是後人的追記，無法盡信。但是，它們都說明了當時的出家人對禅觀的重視。這裏，我想引用《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叁中關於釋迦牟尼剛出家時修習禅觀的一段記敘，由此說明禅觀與佛教理論的關系：
“爾時太子(指釋迦牟尼——方按)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複何方便，而能斷之？”
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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