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锠教授訪談錄
一、方先生您是國內知名的佛教學學者，您認爲從事佛學研究的朋友應該有什麼樣的基礎或背景知識？在世界觀、方法論上應該有什麼樣的素養？
答：國內知名說不上。我不過是改革開放以後招收的第一批佛教研究生，資格老一點。
你提的問題很重要，經常有一些有志從事佛教研究的青年朋友向我提出類似的問題。其實，從事佛教研究，需要的知識儲備也就是你提到的兩類：基礎知識與背景知識。當然，研究領域、研究課題不同，需要的基礎知識與背景知識也有差異。但是，有一些知識是共同的，那就是佛教教理、教史這樣一些基礎知識；再就是中國、印度的曆史、哲學史、文化史這樣一些背景知識。
其實，凡有心從事佛教研究的人都知道應該具備上述知識，問題在于如何學習、掌握這些知識。很多碩士生乃至博士生，往往只通過前人的研究著作學習這些知識，那就很不夠。要掌握這些知識，一定要讀相關原典。我指導過社科院、大學的研究士，也指導過佛學院的研究生。我覺得，佛學院的研究生，佛教經典讀得多，佛教基礎知識就比大學的研究生紮實。當然，一般來說大學的研究生文史知識比較豐富，背景知識掌握得比佛學院的學生強。就是讀前人的研究著作，也有一個讀法問題。我要求我的學生，讀書時要將同類書多找幾種，有比較地讀。我當年學習中國史，就把當時能夠找到的翦伯贊、範文瀾、郭沫若、周谷城、呂振羽等五家的著作一字擺開，一節一節比較著看。一邊看，一邊想，一邊做筆記，必要的時候去查原始資料。有比較才有鑒別，自己覺得收獲很大。有的人想學習佛教，但不入門。我多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有人來報考我的博士生。我問他們看過一些什麼學術著作，回答是看過地攤上的一些通俗讀物，或者是寺院贈送的結緣書籍。通過這些書籍也能得到佛教知識，但要想考博士生，可就差得太遠了。
你提到世界觀，不知是否指信仰與研究的關系。我認爲，從根本上講，信仰與研究並不沖突。不過，信仰佛教者從事研究，應該抱一種開放的心態，要善于圓融學術與信仰的關系，要注意區分宗教的真實與曆史的真實。現在不少僧人學者，在這方面都做得不錯。不信佛教者從事研究，則應該抱一種“同情的理解”。我始終認爲，一個健康的社會，必然有宗教存在。反言之，沒有宗教的社會，就不是健康的社會。既然如此，一個研究者，自然會希望，並努力通過自己的工作，促進宗教健康發展，而沒有任何理由對宗教持排斥態度。
至于方法論，的確是研究中人人都會遇到的大事。俗話說：“工欲善其行，必先利其器。”有了好的方法論，事半功倍，否則會事倍功半。就我自己幾十年的研究經驗，我是贊同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此外，要搞好研究，要注意叁點：第一、必須充分掌握資料，包括原始資料與研究資料。我當學生時，老師教導我們要把有關資料一網打盡。現在我帶學生，也把這句話原樣傳給他們。第二、要認真閱讀、分析資料，善于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這裏就涉及到研究者本人的學術素養。同樣的資料，在行家手中一下子就能發掘出內涵，發揮出作用；而外行可能還在糊裏糊塗。所以我曾經寫文章說：“研究需要資料，而資料只有在行家手裏才能充分顯示其價值。”有個年輕的朋友對我上面這句話很不滿意，寫文章進行批評。但我至今依然堅持上述觀點。怎樣才能從外行到內行呢？我想有兩條：首先要加強上面提到的基礎知識與背景知識的學習，特別是課題本身所需要的基礎知識與背景知識。其次要搞明白自己所研究的那個問題的研究史。第叁、從事研究應該堅持叁條原則：一、獨立思考，不人雲亦雲。二、要全面、客觀地考慮問題。叁、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有幾分把握說幾分話。
此外，還有兩點，也是搞研究必須注意的。第一、要掌握語言工具，越多越好。我中學學俄文，後來遇到文化大革命，最好的學習年華被荒廢了。上研究生後雖然學過日文、英文、梵文、藏文，但現在真正能用的只有日文。希望青年的朋友能夠多掌握幾門語言工具。第二、要善于利用工具書。好的工具書是相關知識的結晶與升華，充分利用工具書，可以使自己少走彎路。
二、方先生您長期從事佛教文獻學研究，您認爲佛教文獻學在中國的佛教研究中具有怎樣的意義？您從事佛教文獻學的學術目標是什麼？
答：上面談到，要搞好研究，必須充分掌握資料。但如果資料本身出了問題，研究肯定要出偏差。佛教文獻學不僅收集、整理資料供大家使用，並且鑒別、研究這些資料，以確保資料本身的真實可靠。因此，它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學科。我想就敦煌本《壇經》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佛教文獻學的重要意義。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好幾個六祖《壇經》的抄本，其中一本中有這樣一句話：“此法門中何名坐禅？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爲坐，見本性不亂爲禅。”另一本把上面“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爲坐”，抄寫成“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那麼，到底是“念不去”，還是“念不起”？一字之差，禅法思想可完全相反。
還有，敦煌本《壇經》有這樣一段話：“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不少學者依據後代的其它《壇經》版本，把上面這句話改成：“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不動。”很顯然，“不言動”與“不言不動”，意思也完全相反。
在這裏，不解決資料本身的正確與錯誤，無法正確研究敦煌本《壇經》所表達的惠能禅法。而辨析哪一種文本正確，錄校出正確的文本，就是佛教文獻學的任務。由此大家可以明白佛教文獻學在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提到我的學術目標，則實在慚愧。20多年前考取佛教文獻學的博士生時，老師向我交代：中國佛教研究需要佛教文獻學，但我國現在還沒有這樣一門學科。你的任務就是把佛教文獻學建立起來。20多年過去了，至今我還沒有完成老師給我的任務。但我還在努力，力爭在有生之年，與其他對佛教文獻學感興趣的學者一起，填補我國的這一學術空白。
叁、我們知道長期以來，您一直在從事敦煌遺書的目錄編纂與整理、研究的工作，您認爲您的工作同以往中外前輩有關敦煌遺書的研究的繼承性與區別性在什麼地方？與國外同行相比，我們中國的敦煌遺書研究整理都有什麼殊勝之處？
答：20多年來，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敦煌遺書的調查、編目，以及對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的錄文、整理、研究。我的目的是想編撰一部囊括全世界所有敦煌遺書的總目錄。通過編目，搞清楚敦煌遺書中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獻已經被曆代大藏經所收，它們有多大的學術價值；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獻未爲曆代大藏經所收，又有什麼學術價值。力爭把未爲曆代大藏經所收，且學術價值較大的佛教文獻錄文、校勘成較爲可靠的文本，提供給研究者使用，並收入新編的《中華大藏經》。目錄是研究的導航，有這樣一個目錄，可以爲研究者利用敦煌遺書提供較大的方便。但敦煌遺書數量太多，絕大部分斷頭缺尾，又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工作的難度極大。
敦煌遺書的發現，促成了世界顯學敦煌學的誕生。敦煌學從誕生之日起，我上面提到的對敦煌遺書的調查、編目、錄文、研究，就一直有人在做，並取得巨大的成績。我現在的工作，盡量吸取了他們的成果，是所謂“站在巨人的肩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本人是一個佛教研究者，對佛教文獻比較熟悉，對非佛教文獻就相對生疏一些。雖說敦煌遺書中95%是佛教文獻，畢竟還有5%左右的非佛教文獻，諸如經史子集四部書、西北史地、天文曆法、文學、音韻、舞蹈、醫藥、樂譜等等。對于這些文獻，我基本上依靠前人的研究成果。
要說與中外前輩的區別，那就是限于曆史條件，前人的工作都是局部的。比如，英國收藏14000號敦煌遺書，英國學者編目的只有7000號。北圖共有16000號敦煌遺書，以前公布的目錄，只有1萬號左右。法國的編目工作做得最好，但依然有500號還沒有完成。總之，全世界漢文敦煌遺書總數約58000號，前人已經編目的約有23000號，約占全部漢文遺書的40%；沒有編目的有35000號，約占60%。我正在從事的總目錄，不僅包括沒有編目的部分，還將已經編目的遺書按照新的體例重新編纂，並修正其錯誤。全部完成，總字數約達4000多萬字。
雖然難度大、任務重，但我的因緣比較殊勝，使我相對具備一些優勢。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20多年來，由于許多人士的多方幫助，我走遍中、英、法、日、俄、印度等收藏有敦煌遺書的主要國家與單位進行調查、考察，至今已經掌握敦煌遺書近57000號，這是前人沒有做到的。
第二、我應邀爲英國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又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逐一親眼考察、親手觸摸了幾萬件敦煌遺書。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經曆。
第叁、敦煌遺書中絕大部分是佛教文獻，以前的編目者不少人本來並非研究佛教文獻的。而我是一個佛教文獻學研究者，能夠如魚得水地遨遊于其間。
第四、以往的編目者基本上只從事編目，而研究者又基本上以研究爲主。我把編目、錄校、研究合爲一個整體，使得整個工作的學術含量更高，質量也因此得到保證。
第五、近10年來，敦煌遺書的大型圖錄不斷問世。電腦、電子本大藏經及其它電子資料日益普及。這是我剛開始從事這一工作時所不敢想象的，也是我的前輩所不具備的。新的條件給我的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
第六、我所在的上海師範大學對這個項目很重視，提供了必要條件。
第七、最重要的是，20多年來，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長期合作的團隊。大家爲了共同的目標，不計名利，共同奮鬥。
得到如此天時、地利、人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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