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放生習俗的淵源及其流行

　　南京大學哲學系 聖凱法師

　　放生習俗的開展，成爲宋代以後佛教深入社會的重要傳統之一。放生習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海灣爲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宋朝以後，僧人在寺院設置放生池，供民衆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明清以來，雲棲祩宏修訂放生儀規，成立“放塵會”，積極提倡放生。

　　一、放生習俗的淵源

　　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爲好塵榜樣，強調環境保護；孟子則強調恻隱之心，並以仁義思想啓發梁惠王，《呂氏春秋·異用》、《列子·說符》等已經開創戒殺放塵的風氣。佛教傳入漢地後，昙無谶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爲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商湯之所以討伐成功，除了擅用萬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靈，不讓一切生命被趕盡殺絕，其治國所行仁愛之風，山“成湯解網”事迹可見一斑。《呂氏春秋·異用》記載：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

　　”湯收其叁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

　　作網罟，今之人學纡。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

　　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叁面，

　　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成湯仁民愛物，強調放塵爲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叁面，僅存一面：並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爲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若行放生將比殺塵較易獲得民心。

　　“成湯解網”對後世影響很大，明代蓮池《戒殺放塵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

　　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

　　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衆門客勸導，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爲“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春天生物滋長，古人已有保護生物措施，《禮記·月令第六》說：“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麛毋卵。”：在春天萬象更新之際，切勿伐木營生、覆巢嬉戲、殘害幼苗等，否則有失大地萬物生存之道。

　　“成湯解網”和“正旦放生”說明了放生習俗在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無谶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爲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資源，內容簡錄如下：

　　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爲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

　　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雙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

　　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複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

　　魚，予之水、食，爲其解說大乘經典，諸魚聞經後，皆生忉利天。”

　　《流水長者子品》對佛教的放生習俗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十二因緣法、諸佛菩薩聖號、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儀軌等。流水長者子救魚放塵的情節，增進了中原人士對佛教放塵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傳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隱之心，如“子産畜魚”等具有影響力。所以，佛教的放塵結合了儒家的號召力，能夠順利推行于民間。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動

　　南北朝以來，放塵習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爲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诏禁取蝦、蟹、蛤、蚬等，只准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鵄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陰曆十一月和一月准許燒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爲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叁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蕭子顯《禦講摩诃般若經序》說：

　　別敕至到張文體， 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

　　運吏，辄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

　　到之目，既非憑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于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

　　嘗暫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

　　禽野獸殚，四生之品，無不放舍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

　　梁武帝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將被殺的生物，然後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梁元帝(55l—554在位)下诏建立放生亭，並且撰寫《荊州放塵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撚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

　　莊子懸竿，吞鈎天餌。雖複元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鹭晨飛，尚張羅于漢後。譬如

　　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鶴逐兔，讵識杠鼎方前。北海之食，鹦鹉未始，非人西王

　　之使傳信，誰雲賤鳥。故知魚鳥之觀，俱在好生。欲使金床之膈更返，街陽之侶，雪山

　　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梁元帝將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釋，顯出他懷仁心以治天下，廣收教化民心之功效；

　　陳宣帝太建十叁年(581)，智颢勸請陳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颉目睹民衆以捕魚網罟相連四百多裏，于是購買江海彎典型段爲放生池：並且爲漁民講《金光明經》，漁民聞法改行轉業，好生從善，並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叁所，達叁四百余裏，爲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時至唐代，放生習俗非常盛行。《續高僧傳·道胄傳》記載，道胄于諸州建造放塵池一百余所，多有靈感。”“安史之亂”後，政局動蕩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饑荒四起。唐肅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設立放塵池八十一所，從山南道、劍南道、黔中道、荊南道、嶺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諸道，一直到升州的江甯、秦淮太平橋及臨江帶郭上下五裏，顔真卿撰《放生碑文》。诏書中所謂的臨江海一帶上下五裏各置放生池，與智颉以天然的海灣爲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叁、宋代放生習俗的流行

　　宋代以來，放塵在朝廷的推動和民衆的參與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采捕彈射。宋真宗天禧叁年(1019)，杭州天竺靈山寺慈雲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爲放生池，而且自製“放塵慈濟法門”。《佛祖統紀》卷四十四說：

　　． 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谒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

　　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爲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

　　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爲主上祝壽。

　　放生爲慈悲濟世法門，爲求皇帝延年益壽、長命百歲，所以懇求皇帝于每年四月八闩佛誕節時，大行放塵會，爲天子祝聖，獲得恩准。

　　《金園集》收錄了遵式的《放塵慈濟法門》，在序言的開篇說：“儒冠五常謂之仁，釋禦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日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這是以放塵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無量心”。遵式以敘山、呪水、請加、歸依、稱佛、說法、忏願七章，製訂了放塵的儀軌。

　　放生的流行不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獲得靈感。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撰《夢魚記》，潘華依《普賢觀經》，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內魚。景德四年(1007)，潘華奉诏還阙，夢江湖中魚哭泣。”這種靈感故事的流行，說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況。

　　天聖叁年(1025)，四明山延慶寺知禮亦奏請在佛誕節放生，爲皇帝祝壽，並請求以南湖爲永久放生池。知禮爲了使放生法會順利進行而製訂放生儀軌，並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軌，當時的樞密使劉均奉敕爲此撰寫碑文，記載這種盛事。

　　遵式、知禮奏請皇帝賜放生池，顯示了僧人主動影響皇帝；而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下诏重修放生池，並禁止在淮州郡淮水上下五裏內捕魚，這可能是受當時修建放生池風氣的影響。歐陽修撰寫《跋放生池碑》，顯揚宋真宗對萬物的恩德：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于草木昆蟲，使

　　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于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

　　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叁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

　　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

　　生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爲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宋代的放塵習俗延續了唐朝，並且擴展到民間百姓的生活中。

　　各地放生池的興衰，亦是當地佛教發展的盛衰。自從智颉首創放塵池以來，當佛教興盛時，如唐肅宗、宋真宗則下令擴展放生池；當佛教沒落時，放生池則成爲捕捉魚族之區。

　　四、明清佛教的放生習俗

　　隨著江南社會經濟的繁榮，臨近江海的杭州、甯波一帶，盛産水産，民衆喜好進食，加速水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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