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弘法 —— 從佛教界看佛學研究的立場與態度

　　聖凱法師

　　從1990年出家以來，歲月悠悠，轉眼間便過去了13年。可是在佛法的熏陶中，自己仍然覺得遠遠沒有滿足。從福建太姥山平興寺下山後，一直都在讀書、學習，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因緣與福報。在中國佛學院那種幽靜的環境中，渡過非常安靜、穩定的七年時光，那種單純、簡單的生活實在令人懷念。後來，又因爲不可思議的因緣，考到南京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大學的生活，其實離自己是比較遙遠的，因爲自己特殊的身份，再加上喜歡獨處的性格，除了上課、聽講、查資料，也很少呆在大學的校園裏面，但是大學那種氣氛還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也許是自己的前世因緣，自己的天性，只能是一位“書呆子”式的出家人，不願意去從事管理、接觸社會，只願意讀書、寫作。能夠有一個清靜的環境，讓自己能夠自由地思維，讓思想自在地飛翔；能夠有一種安定的生活，不須爲生活的油、米、鹽、醋煩惱，然後悠閑地讀一些書，再敲敲電腦，記下一些想法與心得，從事一點研究工作，一直是自己的奢望。有時，想想博士畢業之後，不知是否還有這種福報，也真的很難說。前途的渺茫，一直是自己從出家以來最大的感覺，那只能隨緣吧！回思自己這幾年的經曆，有種生活在佛教與社會的“夾縫”與“邊緣”的感覺，難免有幾分感傷。但是，無論如何，自己卻也因爲這樣跨入了佛學研究大門，這也是自己的追求與期望，生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當然，作爲一名出家人，自然有自己的佛教信仰與體驗，于是在佛學研究上便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喜歡從事忏法的研究、淨土思想的探討、佛教思想的考察等。同時，因爲受到南京大學哲學系學風的影響，自己又對道教、佛道關系發生一些興趣。下面，簡單談一些感想，向大家彙報和請教，希望能夠對佛教界推進佛學研究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一、佛學研究的意義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爲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爲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爲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爲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于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現觀”，最終歸宿于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衆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叁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爲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曆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爲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臺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爲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于義解門；而習禅、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于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如隋代慧常、唐代寶岩等。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禅宗的發展則爲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爲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禅、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這正如印順法師所說的“中國佛教的衰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于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輕視知識，厭惡論理，陷于籠統混沌的境界。”于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學問。但是，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爲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于是佛教便成爲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僞，“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在接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爲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複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于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製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這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記得在2001年出席“中越佛教教育研討會”，發表了一篇《二十一世紀僧教育構想》，曾經提到佛教界對學術研究人才則有著雙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對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覺得學術研究有其價值與重要性。一句“佛教怎麼可以用來研究的，不好好修行”平常話，足可以表明現代中國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態度與立場，重視傳統的中國佛教界對現代佛學研究有種難以適應、格格不入的感覺，甚至生起一些抵觸與反感。但是，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佛教界便出現了許多矛盾的舉動。一方面，佛教界出資、出力，邀請學術界的專家學者，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體現對學術研究的重視與提高。一句“教界、學界強強合作”，已經成爲“口頭禅”，其實我們佛教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人才，如何用來交流、接軌、合作？另一方面，佛教界並沒有從心理上真正重視學術研究，總是把學術研究作爲提高寺院聲譽的手段，學術研究作爲“附屬品”與個人愛好，其實離佛教界的“寵愛”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因爲佛教界並沒有真正認識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近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由于受到歐美治學風氣的影響，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們對佛教認識更加深入。學術研究作爲一種工具，用來剖析佛教的曆史與思想等等領域，擴大了佛教的知識面，更突顯了佛教的悠久的曆史文化積澱。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優越性。通過學術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曆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楚，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認識。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就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爲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圓融轉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表達佛教的看法，這些都是有益于社會與衆生的活動。

　　因此，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而且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僞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了解過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爲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七屆佛代會便提出要契理契機地弘揚“人間佛教”思想，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便是以“以文化闡揚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契理契機地以文化闡揚佛法是實現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現代化的權巧方便。”現代中國佛教界，應該認真地認識學者們的新觀點，吸收其中的有用之處，通過轉化與變通，仍然能夠落實到佛法的信仰與實踐，佛教才具有更大的耐力與潛力。

　　二、佛學研究的立場

　　我們佛教界非常不喜歡那些考證的文章，這是因爲害怕自己信仰的神聖性遭到攻擊。當然，這跟中國佛教界一向重信仰、重修持、重傳統有關系；另外，一些應用考證法的學者，難免草率、武斷，從而引起佛教界的憂慮、厭惡。但是，這同時表現了我們佛教界兩點軟弱的地方：首先、底氣不足，我們一向宣稱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陀的教法是最圓滿的，既然是真理，爲什麼會害怕別人研究、考證？其實，在佛陀時代，總是有許多外道前來問難，佛陀總是以他的偉大智慧將其度化，讓他歸依佛教。反觀中國佛教史，尤其是“法難”的時代，來自儒家、道教的種種诘難，高僧大德們都能夠給予圓滿的回答，無論是“老子化胡”，還是“夷狄之辯”，他們都能從佛教的立場進行答複。底氣不足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爲我們自己也搞不懂，只是覺得很受傷害、很無奈。所以，其次表明佛教界缺乏反駁、辯難的能力，通讀《高僧傳》，我們對那些高僧們的學識、修養、辯才、勇氣等方面，只能贊歎和感歎。即使在民國的時候，面對學術界的一些問題，如“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大乘佛教非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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