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等問題，我們佛教界總能從自己的觀點給予回應，雖然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但這正是民國佛教界的努力，否則的話，我們對那些結論只能表示“遺憾”。所以，佛教界要通過許多場合來表達我們自己的聲音，如果我們喪失了發言權，就等于放棄我們二千五百多年的傳統。
首先，佛教徒從事佛學研究，必須重視我們信仰的宗教性，即佛法不共于世間的特性。雖然從哲學、文化等角度來研究佛法，提出“佛教哲學”、“佛教文化”，有非常高的成就，並且也爲佛教進入社會生活提供了媒介、手段。但是，佛教作爲一種教化，總是有其宗教的信解傳統，如佛陀十力、四無所畏等功德，佛教的五眼、六通等神秘領域。所以，這是屬于我們信仰與宗教領域內的宗教事實，不能以我們現代人的想法，或者以無信仰的態度去研究，認爲那是一種“神話”、“傳說”。所以，應該要重視佛教信仰的神聖性、主體性，這不是通常考證所能得出的。如肉身不化、臨終時的種種瑞相、平常修行中的感應，這是一種事實，這就是佛學研究的宗教性。其次，佛學研究應該注重考察佛法的真實與方便。“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這是指諸法的恒常普遍性。但是，真理一旦用言語表達出來，佛法的思想、製度等在世間流傳，便受到無常法則的支配。因此，佛法在適應衆生的根機過程中，便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種種方便。無論是漢傳、藏傳、南傳等語系佛教，從根源來說，都是印度佛教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弘傳。從演變來說，又受到當地民族文化的影響，與時代的推移。
所以，研究佛法必須從在這些不同風格的佛教形態中，抓住佛法的根本與真實，理解佛法的特質，探討佛法的真實意趣。以究竟真實爲准繩，而統貫衡量一切法門。這樣，我們看印度佛教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一直都有一種內在的生命與精神，而不是“進化論”的演變。如唯識佛法中，從無著、世親的初期唯識，已經基本上奠定阿賴耶緣起、叁性叁無性、種子、影像等理論，這樣以後的陳那、護法，一直到中國的玄奘、窺基，都沒有離開這些根本思想。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很喜歡強調印度佛教的“中國化”，但是“中國化”的佛教仍然是整體佛教的一部份，仍然是佛陀教法在中國流傳的形態，佛法的教化精神依然是在指引著衆生走向解脫。
但是，佛法在世間無法避免方便適應性，這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弘傳。當然，這些適應與方便，難免引起一些副作用，時間一久便成爲“流弊”。如忏法的發展，本意在于忏悔業障而清淨，從而能夠更好地持戒、修行；但是，爲了適應民間習俗，經忏佛事的盛行，反而成爲一種“障礙”，致使佛教遭到許多責難與批評。因此，學術研究旨在于厘清這些方便的源流與發展，爲我們清除這些“腫瘤”提供切入點與方案。
在佛法的化世導俗過程中，真實與方便都是離不開的。而且，佛教在一定時空流傳已久，便會形成一些傳統。如中國佛教的農禅並重、素食護生等都是固有的光榮，也是中國佛教延續的重要力量，值得我們去珍惜。所以，我們研究佛法，便不能說“素食”不是印度佛教本有的，從而加以廢除，這是有違于佛法的本意。所以現代佛學者，應有更廣大的心胸，樹立超地區、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實是求，惟現代的適應(不違佛法而適應時代，不是隨俗浮沈)是尚”(印順法師語)。對于傳統、固有的思想、製度、禮俗等，應作善意的探討，而不應以指責呵罵爲目的。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于人類，永爲衆生作依怙！
最後，佛學研究應該有包容性，能夠容忍與贊歎不同的觀點、思想，這是佛法研究者應有的氣量與心態。我們佛教界當然要有自己的看法與認識，但是也要容忍其他的想法。異說紛纭，雖然看起來是破壞、紊亂、騷動的因素，但是這無疑會刺激和促進我們去深入了解與探討，而且這其中還有正確與建設性的成分。即使有錯誤、粗劣的地方，也是我們參照、改進的力量。無論是中國的春秋戰國，還是佛教的分頭發展，百家爭鳴都會造就了輝煌與繁榮，如隋、唐、宋的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輩出，紛爭不斷，如天臺宗的“山家、山外”，禅宗的南宗、北宗等，卻成爲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平靜如水的佛教，可能也是藏汙納垢、百病叢生的時候，也是接近滅亡的時候，這也是一種必然規律。
當年，鈴木大拙曾經批評胡適在沒有獲得“般若直覺的能力”前提下，卻“著手去研究它所外現的一切”，其實“根本不知禅爲何物”。鈴木認爲這種“對禅的本身尚且沒有討論的資格，更不必說去討論它的諸般曆史背景了”。這是從信仰主義、實踐主義、經驗主義來排斥一切非信仰、非經驗的知識意義上的探討。其實，近二十禅宗史的研究所取得成就，恰好能夠說明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這就需要我們佛教界的包容心。
反觀現代佛教界，已經很少進行一些爭論，無論是爲法義，還是爲一些製度、禮俗，大家都已經習慣用一種“聲音”說話，于是便造成一種思維的惰性與行爲的慣性。這樣，對佛教的發展來說，無疑是最致命的。因爲信仰是需要激情的，我們卻毫無激情地擁有這份信仰，這樣會導致信仰的“荒漠化”。所以一些不同的想法，一些批評、責難的聲音對現代佛教的發展來說，是必要的。
叁、推進佛學研究的方法與途徑
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佛教界已經意識到佛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于是紛紛培養自己的研究人才，出版學術刊物、學術著作，舉辦學術研討會等。但是，重視這方面工作，在全國寺院來說，只有上海玉佛寺、龍華寺、河南少林寺、廣東南華寺等爲數甚少的幾座寺院。從推進佛學研究來說，必須有人力、財力、物力等幾方面的綜合投資，才能真正起作用。
首先，培養佛教界高素質的學術研究人才，這已經成爲當前佛教界在人才培養上的重要缺陷。雖然，佛教界用了二十年的時間辦各種佛學院，但是弘法人才、教學人才、學術研究人才仍然遠遠無法滿足佛教界發展的需要。因爲，這些人才的養成與成長，並不是幾年的功夫就能“出山”，一位學有所成的法師至少需要十年的“寒窗苦”。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環境下，在佛教界對文化和學術還沒有形成足夠重視的情況下，“法師”的處境其實是非常的尴尬。出家人也是“人”，生活總是很現實的，當一位出家人讀了十年書以後，發現自己遠遠比不上那些在寺院從事管理的同道。讀書、學習總是需要錢，無論是出國留學，還是到國內大學讀書，經濟總是首要的，這筆錢由誰來負擔？所以，大陸佛教界在感歎臺灣佛教界擁有多少博士、碩士時，是否想到我們是否花心血去培養？我們佛教界在搞慈善事業時，捐款都是幾十萬、上百萬，可是對出家人自己卻是非常苛刻，佛學院永遠都是經費緊張，學僧們永遠沒錢去買書。
一位年輕出家人的成才，尤其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出家人，需要整個佛教界提供一種成長環境與保障製度。我總是在追問一個問題：如果印順法師一直生活在大陸，是否能夠成爲今天的印順法師？或者說，今天我們大陸佛教界是否能夠出現象印順法師、聖嚴法師這樣的出家人，擁有一顆熱誠的信仰心，又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時勢造英雄，這就是需要佛教界有這樣的環境，因爲從事學術研究的出家人會給佛教徒造成“無信仰”、“不修行”的“假象”，來自這種批評與指責的壓力非常大，會使一些具有學術潛能與資質的出家人望而卻步、退縮。佛教的多元化發展勢不可擋，我們在呼喚“大師”，是否想到我們並沒有提供産生大師的“母胎”。
而且，其中最可怕的是，當佛教界很不容易出現幾位學術研究人才，卻毫不憐惜，甚至排斥、拒絕，于是我們一邊在喊缺乏人才，另一邊卻是“資源流失”。其實，中國佛教界的領導層已經看到這一點，七屆佛代會便指出：“從當前佛教人才培養的現狀來看，青黃不接的現象表現得尤爲突出，一方面是許多老一輩高僧大德相繼辭世，另一方面有相當部分的青年僧人得不到很好的培養和使用；一方面缺少有堅定信仰的佛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修兼備的僧才得不到重用；一方面缺乏高素質、高學曆的人才，另一方面培養的僧才嚴重流失，學成的也未能很好使其發揮作用。”這二十年，中國佛教界到國外留學、進大學讀書的學僧已經高達五十多位，可是回國、回佛教界從事弘法和教學者總是寥寥無幾，這不能怪他們不願意回來，關鍵現在哪個寺院和機構願意“收留”他們，哪個寺院願意說提供足夠的資金，不需要你們幹任何事情，只要好好讀書、寫作就行了？所以，這是目前中國佛教界在人才培養上的“黑洞”，如果長期這樣下去，人才流失是無法改變的。所以，佛教界只有祛除功利心，爲這些人提供一個穩定、寬松的環境，能夠讓這些人能夠安心地呆在佛教界從事學術研究，哪怕是保護“古董”、“文物”也行，畢竟人才難得！我總是設想集中全中國佛教界的力量，建一所研究院來聚集、保護佛教界的學術研究人才，作爲人才儲備基地，或者說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這樣辦佛教大學、各種文化弘法事業才有真正的“軟件”與“內存”。
其次，我們不僅要自己培養人才，更要引進學術界的力量，加強與學術界的合作，佛教界這幾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一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這種教界、學界強強聯合的過程中，佛教界的“劣勢”會造成許多誤區，也會引起一種“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重視佛教界自身的力量，讓有限的人才發揮最大的作用，讓我們佛教界的人才在與學術界的交流與磋商中，得到成長，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佛教界推進佛學研究的主體性問題。我們除了尊重學術界的立場與觀點以外，也要引導他們尊重我們的信仰與觀點，否則的話我們真有點“請人來罵自己”的感覺。
最後，推進佛學研究最終是要落實到弘法與實踐。佛教的發展需要各種參照體系，因此佛學研究應該具有以古爲鑒的意義。我們面對現實佛教界的種種困境，希望能夠從古代佛教的發展與源流中，找到一種脈絡與線索，從而能夠對當今佛教的發展提供參照意義與建設方法，這就是佛教推進佛學研究的主動性。因此，我們可以自己設立一些課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合作，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往往具有現實意義與弘法價值。這樣，我們出版刊物、學術著作，都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與目的性，更能達到弘法的效果。
《學術與弘法 —— 從佛教界看佛學研究的立場與態度》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