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问题，我们佛教界总能从自己的观点给予回应，虽然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但这正是民国佛教界的努力，否则的话，我们对那些结论只能表示“遗憾”。所以，佛教界要通过许多场合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丧失了发言权，就等于放弃我们二千五百多年的传统。
首先，佛教徒从事佛学研究，必须重视我们信仰的宗教性，即佛法不共于世间的特性。虽然从哲学、文化等角度来研究佛法，提出“佛教哲学”、“佛教文化”，有非常高的成就，并且也为佛教进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媒介、手段。但是，佛教作为一种教化，总是有其宗教的信解传统，如佛陀十力、四无所畏等功德，佛教的五眼、六通等神秘领域。所以，这是属于我们信仰与宗教领域内的宗教事实，不能以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或者以无信仰的态度去研究，认为那是一种“神话”、“传说”。所以，应该要重视佛教信仰的神圣性、主体性，这不是通常考证所能得出的。如肉身不化、临终时的种种瑞相、平常修行中的感应，这是一种事实，这就是佛学研究的宗教性。其次，佛学研究应该注重考察佛法的真实与方便。“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这是指诸法的恒常普遍性。但是，真理一旦用言语表达出来，佛法的思想、制度等在世间流传，便受到无常法则的支配。因此，佛法在适应众生的根机过程中，便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种种方便。无论是汉传、藏传、南传等语系佛教，从根源来说，都是印度佛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弘传。从演变来说，又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时代的推移。
所以，研究佛法必须从在这些不同风格的佛教形态中，抓住佛法的根本与真实，理解佛法的特质，探讨佛法的真实意趣。以究竟真实为准绳，而统贯衡量一切法门。这样，我们看印度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一直都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与精神，而不是“进化论”的演变。如唯识佛法中，从无著、世亲的初期唯识，已经基本上奠定阿赖耶缘起、三性三无性、种子、影像等理论，这样以后的陈那、护法，一直到中国的玄奘、窥基，都没有离开这些根本思想。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很喜欢强调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但是“中国化”的佛教仍然是整体佛教的一部份，仍然是佛陀教法在中国流传的形态，佛法的教化精神依然是在指引着众生走向解脱。
但是，佛法在世间无法避免方便适应性，这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弘传。当然，这些适应与方便，难免引起一些副作用，时间一久便成为“流弊”。如忏法的发展，本意在于忏悔业障而清净，从而能够更好地持戒、修行；但是，为了适应民间习俗，经忏佛事的盛行，反而成为一种“障碍”，致使佛教遭到许多责难与批评。因此，学术研究旨在于厘清这些方便的源流与发展，为我们清除这些“肿瘤”提供切入点与方案。
在佛法的化世导俗过程中，真实与方便都是离不开的。而且，佛教在一定时空流传已久，便会形成一些传统。如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素食护生等都是固有的光荣，也是中国佛教延续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我们研究佛法，便不能说“素食”不是印度佛教本有的，从而加以废除，这是有违于佛法的本意。所以现代佛学者，应有更广大的心胸，树立超地区、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实是求，惟现代的适应(不违佛法而适应时代，不是随俗浮沉)是尚”(印顺法师语)。对于传统、固有的思想、制度、礼俗等，应作善意的探讨，而不应以指责呵骂为目的。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
最后，佛学研究应该有包容性，能够容忍与赞叹不同的观点、思想，这是佛法研究者应有的气量与心态。我们佛教界当然要有自己的看法与认识，但是也要容忍其他的想法。异说纷纭，虽然看起来是破坏、紊乱、骚动的因素，但是这无疑会刺激和促进我们去深入了解与探讨，而且这其中还有正确与建设性的成分。即使有错误、粗劣的地方，也是我们参照、改进的力量。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还是佛教的分头发展，百家争鸣都会造就了辉煌与繁荣，如隋、唐、宋的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纷争不断，如天台宗的“山家、山外”，禅宗的南宗、北宗等，却成为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平静如水的佛教，可能也是藏污纳垢、百病丛生的时候，也是接近灭亡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必然规律。
当年，铃木大拙曾经批评胡适在没有获得“般若直觉的能力”前提下，却“着手去研究它所外现的一切”，其实“根本不知禅为何物”。铃木认为这种“对禅的本身尚且没有讨论的资格，更不必说去讨论它的诸般历史背景了”。这是从信仰主义、实践主义、经验主义来排斥一切非信仰、非经验的知识意义上的探讨。其实，近二十禅宗史的研究所取得成就，恰好能够说明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佛教界的包容心。
反观现代佛教界，已经很少进行一些争论，无论是为法义，还是为一些制度、礼俗，大家都已经习惯用一种“声音”说话，于是便造成一种思维的惰性与行为的惯性。这样，对佛教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因为信仰是需要激情的，我们却毫无激情地拥有这份信仰，这样会导致信仰的“荒漠化”。所以一些不同的想法，一些批评、责难的声音对现代佛教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
三、推进佛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教界已经意识到佛学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于是纷纷培养自己的研究人才，出版学术刊物、学术著作，举办学术研讨会等。但是，重视这方面工作，在全国寺院来说，只有上海玉佛寺、龙华寺、河南少林寺、广东南华寺等为数甚少的几座寺院。从推进佛学研究来说，必须有人力、财力、物力等几方面的综合投资，才能真正起作用。
首先，培养佛教界高素质的学术研究人才，这已经成为当前佛教界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缺陷。虽然，佛教界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办各种佛学院，但是弘法人才、教学人才、学术研究人才仍然远远无法满足佛教界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才的养成与成长，并不是几年的功夫就能“出山”，一位学有所成的法师至少需要十年的“寒窗苦”。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在佛教界对文化和学术还没有形成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法师”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尴尬。出家人也是“人”，生活总是很现实的，当一位出家人读了十年书以后，发现自己远远比不上那些在寺院从事管理的同道。读书、学习总是需要钱，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到国内大学读书，经济总是首要的，这笔钱由谁来负担？所以，大陆佛教界在感叹台湾佛教界拥有多少博士、硕士时，是否想到我们是否花心血去培养？我们佛教界在搞慈善事业时，捐款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可是对出家人自己却是非常苛刻，佛学院永远都是经费紧张，学僧们永远没钱去买书。
一位年轻出家人的成才，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家人，需要整个佛教界提供一种成长环境与保障制度。我总是在追问一个问题：如果印顺法师一直生活在大陆，是否能够成为今天的印顺法师？或者说，今天我们大陆佛教界是否能够出现象印顺法师、圣严法师这样的出家人，拥有一颗热诚的信仰心，又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时势造英雄，这就是需要佛教界有这样的环境，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家人会给佛教徒造成“无信仰”、“不修行”的“假象”，来自这种批评与指责的压力非常大，会使一些具有学术潜能与资质的出家人望而却步、退缩。佛教的多元化发展势不可挡，我们在呼唤“大师”，是否想到我们并没有提供产生大师的“母胎”。
而且，其中最可怕的是，当佛教界很不容易出现几位学术研究人才，却毫不怜惜，甚至排斥、拒绝，于是我们一边在喊缺乏人才，另一边却是“资源流失”。其实，中国佛教界的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一点，七届佛代会便指出：“从当前佛教人才培养的现状来看，青黄不接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许多老一辈高僧大德相继辞世，另一方面有相当部分的青年僧人得不到很好的培养和使用；一方面缺少有坚定信仰的佛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修兼备的僧才得不到重用；一方面缺乏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的僧才严重流失，学成的也未能很好使其发挥作用。”这二十年，中国佛教界到国外留学、进大学读书的学僧已经高达五十多位，可是回国、回佛教界从事弘法和教学者总是寥寥无几，这不能怪他们不愿意回来，关键现在哪个寺院和机构愿意“收留”他们，哪个寺院愿意说提供足够的资金，不需要你们干任何事情，只要好好读书、写作就行了？所以，这是目前中国佛教界在人才培养上的“黑洞”，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人才流失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佛教界只有祛除功利心，为这些人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环境，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安心地呆在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哪怕是保护“古董”、“文物”也行，毕竟人才难得！我总是设想集中全中国佛教界的力量，建一所研究院来聚集、保护佛教界的学术研究人才，作为人才储备基地，或者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样办佛教大学、各种文化弘法事业才有真正的“软件”与“内存”。
其次，我们不仅要自己培养人才，更要引进学术界的力量，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佛教界这几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这种教界、学界强强联合的过程中，佛教界的“劣势”会造成许多误区，也会引起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重视佛教界自身的力量，让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让我们佛教界的人才在与学术界的交流与磋商中，得到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佛教界推进佛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除了尊重学术界的立场与观点以外，也要引导他们尊重我们的信仰与观点，否则的话我们真有点“请人来骂自己”的感觉。
最后，推进佛学研究最终是要落实到弘法与实践。佛教的发展需要各种参照体系，因此佛学研究应该具有以古为鉴的意义。我们面对现实佛教界的种种困境，希望能够从古代佛教的发展与源流中，找到一种脉络与线索，从而能够对当今佛教的发展提供参照意义与建设方法，这就是佛教推进佛学研究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自己设立一些课题，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具有现实意义与弘法价值。这样，我们出版刊物、学术著作，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更能达到弘法的效果。
《学术与弘法 —— 从佛教界看佛学研究的立场与态度》全文阅读结束。